?日韓中茶文化比較引出的誤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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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中國茶文化界有個十分流行的說法：日本茶道、韓國茶禮、中國茶藝。這種表述流傳甚廣，接受者眾，然而，若做深究就會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嚴重的誤解。這個說法不僅潛藏著中國茶人自我矮化的意識，而且正成為反智主義的思想土壤。
?在這句流行的說法中，將日韓中做了對比，將三國的茶文化總體特征進行了極大的甚至可以說是粗暴的簡化。且不說它過于粗陋，難免掛一漏萬，最主要的是，這樣的概括并非基于上述三國茶文化的本質(zhì)之揭示，而是將它們各自使用的、表明自身茶文化核心內(nèi)容的漢字詞語簡單拿來，有現(xiàn)學現(xiàn)賣之嫌。眾所周知，日本、韓國的傳統(tǒng)文化深受中國的影響，茶文化方面尤其明顯，但他們各自引入的渠道、傳承的主體、借助的媒介都十分不同，因而所形成的茶文化內(nèi)容及其表達形式都非常不一樣，從而有了自身的茶文化。
?據(jù)史書記載，日本佛教大師最澄（767-822）來中國學佛時初次品飲到了茶水，十分欣喜，回國時將茶籽帶到日本，栽種在日吉神社，那里至今仍留有日本最古老的茶園?！度毡竞笥洝愤€記載了弘仁六年（815年）僧人永忠向嵯峨天皇獻茶，但這段飲茶的歷史持續(xù)的時間不長，很快就風化消散了。直到榮西（1141-1215）兩次入宋，帶回了茶籽和喝茶益身治病的理念，并將茶與禪融合，發(fā)展出了寺院茶。
之后的村田珠光（1422-1502）則開啟了向民間茶的轉(zhuǎn)化。但所謂“民間茶”不是大眾化意義的民間，因為當時日本民間已經(jīng)開始飲茶，平民舉辦的茶會通常被稱為“云腳茶會”、“淋汗茶會”，村田所做的工作當然不是向平民茶會靠攏，而是將寺院茶的儀式理念簡易化后推向庶民社會，從而提升平民茶會的品味。他之所以被視為日本茶道的開山者，是因為他重在揭示茶與靜心、修行的關(guān)系。這樣的靜心、修行工夫恰恰是在日常生活中借助品茶的儀式化完成的，從而向目不識丁、無法斷文識字的民眾開啟了精神提升、審美趣味進步的通道。
武野紹鷗（1502-1555）是連歌者（類似于現(xiàn)代的詩人），他將品茶的感悟貫穿在連歌中，一方面豐富了連歌的主題，同時也提升了品茶的文化氣息。他對日本茶文化的另一大貢獻是主張拋棄唐物，力主使用日本本土的器材，這直接推動了日本茶器乃至陶藝等工藝水平的發(fā)展。
武野紹鷗的弟子千利休（1522-1592）則是日本茶文化史上的豐碑。他徹底消除了茶道中的游戲性，不僅總結(jié)、提煉了日本茶道精神（和敬清寂），而且在飲茶方式等各個方面做了諸多努力，例如他確立了草庵式的茶室建筑，改革了茶具，確定了茶室外圍環(huán)境和室內(nèi)陳設(shè)的風格，開創(chuàng)了數(shù)人圍坐傳飲的飲茶法[2]，千利休之后（其后人、門人、弟子等）嚴格依此定型化、標準化、程序化的習茶套路并沿用至今。
從思想史上看，千利休的茶道并非獨創(chuàng)，而是集大成，他揚棄了早期的貴族茶、寺院茶、書院茶，將茶道定格為儀式化的修行。受邀赴茶會的人來到仿佛“世外”、“彼岸”的草庵式茶室，賓主都預(yù)先為此進行了精心準備，從而只可能是永不再重復的一期一會。對茶道傳人或習茶者而言，這是對先祖及其文化的敬重；對受邀的賓客而言，這是在感受儀式之莊重過程中體會茶道傳人或習茶者的用心，所謂明心見性，從而突破你我私見、達至心與心的交流溝通。可見，千利休及其后人（即今日人們說到的日本茶道，主要是抹茶道的“三千家”流派）的日本茶道關(guān)涉純粹的審美趣味，它完全脫離了茶的日常性和茶湯的物質(zhì)性，進入到形式美（儀式美）境界。
?但是，對于日本茶道屬性的認識，即便是日本人研究者中也存在許多爭議。例如，熊倉功夫就將“茶道”理解為“以飲茶為主體的聚會藝術(shù)技能”[1]，因為他將“道”解讀為“規(guī)范”，換句話說，只是一種儀式化、禮節(jié)化的功夫。熊倉指出，之前的茶會被稱為“茶湯”或“風雅”，儀式化或標準化之后才成為了日本茶道。事實上，在日本茶文化界，除了上述通常被視為日本茶道代表的“三千家”之外，還有松平不昧的道具派茶道，他強調(diào)茶具、食物在茶道中的突出位置；藪內(nèi)竹心的道德派茶道，認為茶道無非是傳播禮法道理；提倡把茶從藝技之道解放出來、使之成為文人的樂趣的煎茶道，等等。
[2] 即賓客接過茶碗，小口飲過后傳給下一位賓客，每位賓客都從茶碗的同一個位置喝茶，直至最后一位正好飲盡全部茶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