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馬古道及其歷史文化價值

關鍵詞：茶馬古道；線路；歷史文化價值

此文來源于石碩教授的會議論文及演講，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介紹了2002年茶馬古道科學綜合考察活動。2002年6月17日,由西藏自治區(qū)昌都地區(qū)、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聯(lián)合主辦的茶馬古道綜合科學考察活動在拉薩勝利結束。筆者有幸參加了這次為期15天的大型考察活動。參加此次考察活動的有來自國內十余所科研機構和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同時國內和香港主要新聞媒體如新華社、中央電視臺、鳳凰衛(wèi)視、香港《大公報》、香港《中國旅游》、《中國國家地理》等也隨隊參與了考察和采訪報道。此次考察活動中,筆者參加茶馬古道川藏線的考察,由成都出發(fā),經雅安、康定、道孚、德格、昌都、類烏齊、丁青、那曲至拉薩,行程約2400公里,穿越16個縣市。一路所見、所思、所感良多,不僅對茶馬古道有了更深、更具體的認識與理解,也是一次畢生難忘的經歷。本文擬結合此次考察活動的親身經歷與思考,著重就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及當前開發(fā)茶馬古道對藏、川、滇三地藏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意義及前景談一些個人的認識和理解。

“茶馬古道”的定義：

“茶馬古道”是一個有著特定含義的歷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來至民國時期漢、藏之間以進行茶馬交換而形成的一條交通要道。具體說來,茶馬古道主要分南、北兩條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帶產茶區(qū),經麗江、中甸、德欽、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衛(wèi)藏地區(qū)。川藏道則以今四川雅安一帶產茶區(qū)為起點,首先進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兩條支線:北線是從康定向北,經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江達、抵達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線),再由昌都通往衛(wèi)藏地區(qū);南線則是從康定向南,經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貢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線),再由昌都通向衛(wèi)藏地區(qū)。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馬古道的主要干線,也是長期以來人們對茶馬古道的一種約定成俗的理解與認識。事實上,除以上主干線外,茶馬古道還包括了若干支線。

“茶馬古道”歷史概貌：

從有關史籍記載看,茶馬古道的歷史可追溯到唐朝與吐蕃交往時期,茶葉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由祖國內地傳入吐蕃。由于吐蕃與唐朝的交往極為頻繁廣泛,而且這種頻繁的交往持續(xù)達200余年,因此,當時唐地的茶開始傳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層中逐漸形成飲茶的習慣是完全可能的。此時飲茶習俗在藏區(qū)已逐漸從上層普及到民間,茶開始成為整個高原藏區(qū)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飲用品。佛教傳入后，教徒要打坐，要修行，打坐就要犯困，所以禪宗要喝茶，寺廟喝茶成了傳統(tǒng)。二是茶作為藥，因為肉食吃多了體熱，需要茶，所以成了藏區(qū)，特別是牧區(qū)生活的必需品、一部分。因此茶葉成為了漢藏之間的一個紐帶，雖然很小，但是使?jié)h藏之間發(fā)生了一個有機的、不可或缺的聯(lián)系。為此造成了藏區(qū)對茶葉需求量的驟增。這也導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漢、藏之間大規(guī)模茶馬貿易的興起。

兩宋時期,為對抗北方遼、金、西夏等游牧政權的侵擾,需要大量戰(zhàn)馬。北宋熙寧七年(1074年)設立茶馬司,并在西北地區(qū)設置了眾多買馬場和賣茶場,每年由官府將川茶大量運往西北地區(qū)與吐蕃等部落交換戰(zhàn)馬,同時也在四川地區(qū)用川茶與吐蕃部落交換羈縻馬。自此,漢、藏茶馬貿易開始興起。

元代統(tǒng)治者因不乏戰(zhàn)馬,故不再將川茶運往西北藏區(qū)交換戰(zhàn)馬,而改為就地銷售。但元朝仍重視茶葉向藏區(qū)的銷售,曾一度設立“西番茶提舉司”,由官府統(tǒng)購茶葉,在碉門(今四川天全縣)等地互市。因官府加價過高,難以為繼。元朝官府不得不放棄經營,改由商人自行購銷,按引納稅,聽其銷往藏區(qū)。元代銷往藏區(qū)的茶開始形成一種新品種,即“西番茶”(即今藏區(qū)所稱“馬茶”),因其味苦澀,適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區(qū)民眾喜愛。

明代是漢、藏茶馬貿易的極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國茶為命,故設茶課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馬,而入貢者又優(yōu)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為變”,因此,茶成為明朝廷牽制、籠絡藏區(qū)僧俗首領和對其優(yōu)予貢利的主要物品。茶葉也成為明代藏區(qū)僧俗首領朝貢的重要目的之一,他們不僅因朝貢而獲得大量茶葉,其返回藏區(qū)時更是大量“市買私茶等貨,以此緣(沿)途多用船車,人力運送,連年累月,絡繹道路”,足見當時茶葉輸藏之盛。明朝,茶葉不僅成為漢、藏之間一個重要經濟紐帶,同時也是漢、藏之間一條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紐帶,它對于加強明朝中央與西藏地方乃至漢、藏人民之間的依存關系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強化茶葉在漢、藏之間的聯(lián)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順二年(1485年)規(guī)定“今后烏斯藏地方該賞食茶,于碉門(今四川天全)茶馬司支給”。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進貢番僧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不得逕赴洮、岷,著為例?！雹獬苫?1470年)又明令西藏僧俗官員入貢“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為入藏正驛,兼貢道、官道為一體,成為茶葉輸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葉輸藏規(guī)模及漢、藏茶道的開拓又有長足發(fā)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雖停止茶馬貿易,但卻十分重視茶葉輸藏,清廷放棄了對藏區(qū)茶葉供應的限制,使茶葉大量輸入藏區(qū),帶動了漢藏貿易的全面發(fā)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開始大量輸藏。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jié)h、藏經由茶馬古道而進行的茶馬貿易受到沖擊和影響。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設立邊茶公司,改良茶種,整頓茶政,在打箭爐設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設立售茶分號,保證內地茶葉迅速銷往各藏區(qū)。內地茶葉成為漢藏民族共同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傾銷印茶的斗爭武器。

民國時期,由于軍閥戰(zhàn)亂和川藏糾紛,雖以國家和政府角色茶葉輸藏逐漸淡出,但是漢、藏民間商人之間的茶葉貿易卻始終活躍,內地茶葉仍暢行于藏區(qū),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仍成為溝通內地與藏區(qū)的重要經濟聯(lián)系,并一直延續(xù)至民國末。

“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

今天,隨著現(xiàn)代交通的興起,這條自唐宋以來延續(xù)達一千多年并在漢、藏之間發(fā)揮過重要聯(lián)系作用的茶馬古道雖已喪失了昔日的地位與功能,但它作為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的一個歷史見證,作為今天中華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卻依然熠熠生輝,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益凸顯其意義和價值。我想,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區(qū)聯(lián)合舉行此次大型的茶馬古道學術考察活動的一個原因。那么,應當如何看待和認識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內涵及其與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點?同時,我們又應當如何在茶馬古道與當前藏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之間尋找一個結合點,使其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煥發(fā)生機?這是今天我們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筆者認為,對茶馬古道的特點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目前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茶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條異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第二,茶馬古道是人類歷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難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第三,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和紐帶。

第四,茶馬古道是迄今我國西部文化原生形態(tài)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條民族文化走廊。

開發(fā)“茶馬古道”的意義

由以上四點所體現(xiàn)的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及特點我們不難看到,茶馬古道是一個極具文化底蘊和開發(fā)價值的珍貴文化遺產。茶馬古道是內地和整個藏區(qū)發(fā)生聯(lián)系的非常重要的道路，國家文物局曾想把茶馬古道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這條路艱險無比，明清以來的很多文人都有描述。這條路很有挑戰(zhàn)性，非常艱險，但是就在這樣艱難的交通狀況下，這條路的通行的頻繁程度、物資的輸送量是非常驚人的。這條路中茶是最主要的東西，筆者認為無論是政府、學界還是企業(yè)界都應該朝一個共同的目標推進，把茶馬古道打造成世界文化遺產，這是當之無愧的。青藏高原這個版塊占了中國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那么大一個區(qū)域和內地之間從唐宋以來的交流以茶為主，這一點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因此需要把我們的藏茶、茶馬古道，朝著世界文化遺產的方向打造，這是一個使我們都要為之努力的目標。它的歷史地位與文化價值不但不遜于世界上任何一條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與北方的絲綢之路相媲美。顯然,茶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不但為其開發(fā)提供了基礎,同時也提供了廣闊前景。

【作者簡介】石碩,男，教授,現(xiàn)任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領域為中國民族與地方史志、民族學、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

注釋:①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陳慶英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頁。②李肇:《國史補》下卷。③封演:《封氏見聞錄》卷二。④參見[法]戴密微:《吐蕃僧諍記》,耿升譯,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⑤見注①,第143～145頁。⑥賈大泉:《川茶輸藏的歷史作用》,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四川藏學論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⑦《宋史·黃廉傳》。⑧⑨《明英宗實錄》卷177、291。⑩《續(xù)文獻通考》卷29。

11《明憲宗實錄》卷78。

12《清圣祖實錄》卷四。

13參見成崇德、張世明:《清代西藏開發(fā)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頁。

14參見楊毓才:《云南各民族經濟發(fā)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頁。

15王世睿:《進藏紀程》;見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頁。

16民國《松潘縣志》。

17林雋:《西藏歸程記》;見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頁。

18賈大泉:《川茶輸藏的歷史作用》,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四川藏學論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

1920西藏自治區(qū)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所編《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頁。

21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西藏貢覺縣香貝石棺墓葬清理簡報》,載《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6期;西藏文管會普查隊:《西藏貢覺縣發(fā)現(xiàn)的石板墓》,載《文博》1992年第6期;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西藏小恩達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簡報》,載《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遺址首次發(fā)掘石棺葬》,載《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西藏自治區(qū)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錯那、隆子、加查、曲松縣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藏自治區(qū)文物管理委員會編《乃東縣文物志》,鉛印本;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西藏仁布縣讓君村古墓群試掘簡報》,載《南方民族考古》第4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薩迦、謝通門縣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羅開玉:《川滇西部及藏東石棺墓研究》,載《考古學報》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強:《康藏史地大綱》,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25《康藏交通與抗戰(zhàn)建國》,載《邊政公論》卷五。

262728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頁。

29此處轉引自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西藏昌都茶馬古道旅游開發(fā)可行性研究報告》,2001年鉛印本,第133頁。

30費孝通:《關于我國的民族識別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