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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是浙江大學CARD中國農業(yè)品牌研究中心主任胡曉云的相關采訪：中國茶的國家戰(zhàn)略與世界表達
胡曉云院長在采訪中說到，在中國，有兩個農業(yè)產業(yè)的種植面積接近5千萬畝，一個是蘋果，另一個就是茶葉。前者功能性明確，大眾的消費習慣已經養(yǎng)成，但茶葉既不是必需品，又具有很多替代品，同時還具有一定的文化傾向性。因此，茶葉看起來屬于大眾化的產品，卻是小眾化的消費。再加上在國內，茶葉消費人群年齡趨大，結構相對單一，因此，按照中國的茶葉規(guī)模，無論從產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還是對農民增收而言，開拓國際市場都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盡管，中國茶產業(yè)早已對接過國際市場，但在茶產品與茶文化性的貿易與傳播方面，這兩者一直處于“兩張皮”的狀態(tài)。致使國際國內的茶貿易，由于國際競爭力不足，出現(xiàn)價格“倒掛現(xiàn)象”，同一品牌的茶，國內市場貴，國際市場便宜。需承認的是，在目前的國際市場上，中國茶葉品牌的溢價能力是欠缺的。
在后工業(yè)化時代，必須提煉中國茶的核心價值及差異化價值體系，調整中國茶產業(yè)品牌競爭戰(zhàn)略與傳播體系，通過品牌訴求的中國元素、世界表達，對接國際化、年輕化消費市場，方能在競爭充分的世界茶業(yè)舞臺上，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和市場份額。
本期新聞播報到此結束，感謝大家對茶友網的支持，我們下期再見。
中國茶在歐洲早期的傳播主要通過航海家、傳教士、商人、醫(yī)生、植物學家、貴族等多元主體在東方探索中的茶事活動展開，總體上呈現(xiàn)出聞茶、食茶、識茶的歷史進路。在此過程中，人們對茶的印象主要發(fā)軔于各類通信游記的文獻傳播和口口相傳的見聞想象，一度存在著對茶的神圣化和污名化的認知偏差與誤讀，茶葉成為東方想象和集體記憶下的意向符號。隨著茶葉商品進入歐洲，精英階層在飲茶消費時尚的形成中發(fā)揮了引領作用，普通大眾基于身體關切的茶健康需求日益擴大。在各國對中國茶的認知需求不斷深入的情況下，茶作為異域文化的他者誤讀被逐漸澄清，并在茶植物學、茶醫(yī)學、茶化學等方面得到了在地化發(fā)展。
關鍵詞：中國茶文化;歐洲茶文化;文明互鑒;茶文化共同體;茶文化全球化
引言
當今世界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博弈與張力始終存在，并伴隨著不確定性風險頻發(fā)，給人類文明發(fā)展帶來諸多挑戰(zhàn)，如何增進全球文明交流對話、如何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成為人類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面臨的一個重要時代命題。尤其是新冠疫情爆發(fā)后，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方方面面的文明發(fā)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和挑戰(zhàn)，增進各國信任與合作、增強理解與包容、凝聚文 明共識成為 這一時代命 題的新內涵。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中國茶文化由于具備物質文化、社會組織文化和精神生活文化等不同層次面相[1]，在向西方世界的傳播過程中便被賦予濃郁的文明互鑒與融通意涵，推動了“世界共飲一杯茶”的茶文化共同體建構。
在中國茶文化的全球傳播歷程中，歐洲是東方樹葉進入西方世界的首站。從現(xiàn)有研究文獻來看，以英國、葡萄牙、荷蘭、法國等歐洲國家茶文化為主題的成果已經較為豐富，但大多是基于各國本土茶文化發(fā)展史來梳理，呈現(xiàn)出分散的點狀文化史研究樣態(tài)，缺乏對中國茶文化作為一種東方“異文化”如何在歐洲從陌生到熟悉、從偏差誤讀到清晰認知、從污名排斥到廣泛認同的整體性研究分析。對于中國茶文化在歐洲早期傳播中的本土化轉變而言，其本身就是文明互鑒的融合過程，對于當下尊重全球文化多元、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人類文明共同體建構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和現(xiàn)實觀照意義。因此，圍繞中國茶在歐洲的早期傳播進行整體性溯源考古和研究分析，成為本文聚焦問題域所在。
一、
聞茶：東方想象與集體記憶下的意象符號
費孝通先生曾言：“文化是人為的，也是為人的”[2](P441)。歸根結底，文化是人類 社會實踐的產物，文化的傳播與演進亦是人類拓展自身實踐廣度和深度的結果。中國茶文化向歐洲世界的傳播，便是得益于大航海時代歐洲各國的探險家、傳教士、商人等多元主體開展東方探索的群體性行動。據威廉·烏克斯考證， 茶最早由荷蘭人在1610年傳入歐洲，而歐洲文獻上最早記錄茶葉的書籍則是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姆西奧所著的《中國茶》和《航海旅行記》兩部著作[3](P19)。也就是說，茶來自中國，自一開始就是歐洲人對茶這一新奇事物源起的最初記憶。事實上，拉姆西奧作為馬可·波羅的第一位傳記作者， 其對中國茶的描述大多是在與東方探險者交談時的對話記錄，這些記錄帶有濃郁的故事色彩。講故事的人在搜尋自身東方之旅的記憶庫時，會摻雜較多的個體主觀想象和夸張描述以增強自身經歷的傳奇性。這就使得歐洲早期對中國茶的初印象也摻雜著一種神秘的距離感，成為多元主體東方想象與集體記憶建構下的產物。比如，作為第一批接觸到茶的歐洲人，葡萄牙人在日本 首次見到了中國茶。商人區(qū)華利(Jorge A' lvares)曾多次航行到過中國，并在日本鹿兒島待了數月。1547年， 區(qū)華利用西班牙語寫下了歐洲人對茶的第一個含糊其辭的提法，從他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不完全清楚茶是什么。
他們喝大米釀制的燒酒，還有一種不管老少人人都喝的常見飲料……在夏天是大麥水、冬天是加入某種草藥的熱飲。不過，我從來沒有找出它們是什么草藥。他們在冬天和夏天都不喝冷水(只喝這種草藥熱飲)。[4](P113-115)
在歐洲商旅的集體記憶中，茶被視為是一種東方草藥，對許多疾病具有神奇的療效。在拉姆西奧的《航海旅行記》中，記錄了波斯商人查吉·梅梅特的東方記憶，梅梅特在分享東方記憶時把茶稱為“Chiai”。
他告訴我一些新奇又令人愉快的事情。他說，在整個中國，人們用另一種藥草，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使用它的葉子， 這些葉子被稱為 “中國茶葉”(Chiai)……他們把這種藥草，不管是干的還是新鮮的，都放在水里煮?？崭购纫坏絻杀@種湯可以緩解發(fā)燒、頭痛、胃痛、腰疼或關節(jié)痛……此外，這種草藥水對無數其他的疾病都有療效[5](P248)。
由于13世紀末馬可·波羅(Marco Polo)口述東方游記的出版， 歐洲對東方世界充滿向往;而隨著中國茶的見聞故事進入歐洲，作為消息靈通人士的知識精英們更是成為繼探險家和商人之后助推中國茶傳播的又一重要群體。16世紀時，意大利作家喬瓦尼·博特羅 (Giovanni Botero)在其著作《論城市偉大至尊之因由》中寫道：“既然中國最接近于世界上任何部分的東方，因此她享有所有那些歸因于東方的完美?！?博特羅特別指出中國茶的神奇功效，并與歐洲飲酒習慣進行對比：“他們還有一種草，可榨取精美的汁液代替酒供其飲用。它也能保持他們的健康，使其避免由于像我們一樣過度飲酒而導致的所有罪惡 (疾病)?！盵6](P70) 博特羅此時還不知道茶的準確名稱，卻堅信茶具有治病健康的功效?？梢钥闯?，中國茶具有神奇藥用價值已經成為歐洲精英階層基于長期以來口述媒介、文字媒介下歷史想象的集體記憶。如果說探險家和商人發(fā)現(xiàn)了中國茶， 那么，歐洲耶穌會士們的東方傳教之行則給茶融入了更多的神圣化意涵。據荷蘭語言學家喬治·范·德瑞姆(George van Driem)考證，跟隨商旅和探險者從海上航線進入東方世界的耶穌會士們，最早在島國日本見到了中國茶，盡管他們或許并不知道日本的“抹茶”源自中國。1564年，在葡萄牙耶穌會士路易斯·阿爾梅達(Luís d’Almeida)與同僚的通信中寫道：“這種細細磨碎的草藥粉末放在一個陶瓷容器里，把它和非常熱的水混合，然后喝它。”[5](P239)1565年， 阿爾梅達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再次對日本上流階層中流行的茶飲生活進行了更為詳細的描述：
沉浸在名流和財富交際中的日本人有一個習俗， 就是用最昂貴的裝備來款待尊貴的客人，這些裝備包括用一種名為茶(Chia)的甜味藥草釀造的飲料所需的每一種器具……這種草藥粉本身的價格相當高，他們在隆重的宴會上才會提供這種粉末制成的飲料[5](P268)。
與航海探險家與商人通常以向人口述的形式留下對茶的只言片語不同，耶穌會士對茶的描述大多見于私人通信之中。由于歐洲前往東方傳教的耶穌會士大多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加之宗教信仰的虔誠敬畏心，其對茶的描述相對傳奇故事更為真實可信。與此同時，由于這一時期的耶穌會士大多在東方世界游歷多年，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到不同地域的飲茶習俗，這就使得耶穌會士群體成為向歐洲介紹中國茶的最佳信源之一。比如， 葡萄牙多明我會士加斯帕·達·克魯茲(Gas-par da Cruz) 比馬可·波羅都要早幾十年到過中國， 是目前比較公認到達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克魯茲在廣東喝過茶，他以親歷者視角描述了中國人家庭生活中的茶飲習俗，并再次提及了茶的藥用功效。
每當一個人或幾個人來到一個有地位的人的家里，他們都有這樣的習俗:給他們每人一個可愛的盤子和一個瓷杯，每人都會被提供一種他們稱之為“茶”的溫暖的飲料，這種飲料是淡紅色的，具有藥用功效，他們習慣喝這種用草藥浸泡的有點苦的飲料[5](P271)。
實際上， 基督教傳教士們在接觸茶的過程中，也逐漸關注到茶在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度所蘊含的權力關系、倫理秩序乃至宗教化的神圣意涵。比如，16世紀末，西班牙傳教士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對傳教士們的東方記錄做了資料考證和整理，出版了著名的《中華大帝國史》，在歐洲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就記錄了中國當時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茶禮茶俗。
(主人)請他喝好酒或一種全國普遍飲用的飲料，這種飲料是用草藥制成的，對心臟很有好處，飲前要加熱。這樣的禮節(jié)在鄰里互訪時也使用。[7](P84)
同樣，葡萄牙傳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ois)曾在中國澳門和日本傳教生活多年，也觀察到了日本茶室在當地人心中的神圣潔凈感，甚至建議耶穌會士們應該利用這一點在茶室里舉行彌撒接待當地基督徒，以提升傳教儀式感和神圣性。著名的意大利傳教士、東方耶穌會會長范禮安(Alexandro Valignano)甚至向他的同僚們傳授經驗，專門介紹了應該如何結合茶道儀軌來做彌撒。為了利用中國和日本對茶的摯愛和對茶禮的尊崇，傳教士們甚至生發(fā)奇思妙想，將中國本土宗教中的觀音和基督教圣母瑪利亞的形象合二為一，發(fā)明了“瑪利亞觀音”(Mariya Kannon)雕像。一方面供在東方傳教的耶穌會士們供奉，另一方面通過尊重東方偶像崇拜的風俗來更好地融入當地文化、傳播基督教。
為了向天父顯示他的知足和喜樂，他整日待在他的茶室里，基督徒和外邦人都非常珍視這個地方，以便在這個潔凈的地方消遣娛樂，這里也是基督徒聚集和做彌撒的地方。[5](P272)
綜上可見，基于探險家、商人、傳教士乃至文化精英等多元主體的東方想象和集體記憶建構，中國茶逐漸成為一種東方意象和文化符號。盡管絕大多數歐洲人并沒有真正見到過中國茶，但卻已經在口口相傳、游記手稿、文藝作品中形成對茶作為一種異域文化的聽聞、傳聞、奇聞的初印象。正是由于這種“聞茶”印象的廣泛傳播，才使得其后歐洲海外貿易拓展將茶葉作為重要的東方商品成為可能;而隨著茶葉貿易的繁盛，從茶樹種植、茶葉生產、茶化學機理、茶醫(yī)學功效、茶生活方式等各個方向的茶事活動不斷豐富，推動了歐洲對中國茶的全面深入了解，消除了一度存在的對中國茶的認知誤區(qū)，也促進了歐洲茶文化的本土化發(fā)展。
二、
食茶：從精英消費時尚到大眾身體關切的轉向
自14世紀到17世紀，歐洲各國相繼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大航海時代的興起更是助推了各國海外殖民和貿易的繁榮。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通過組建各類大型海外貿易公司爭奪東方市場，茶葉也成為各國爭奪的重要戰(zhàn)略商品。茶葉在歐洲上流社會精英階層中的流行，帶動了一定的飲茶消費時尚，但如何進一步推動茶葉的銷量、形成更為廣泛的消費群體?則需要從茶葉本身有利于健康的身體關切上深入挖掘。在歐洲早期傳播中，從精英消費時尚到大眾身體關切的轉向也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繼葡萄牙首開東方之旅后，荷蘭、西班牙、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也相繼加入了航海探險的行列。由于當時明王朝一度實施海禁政策，各國通常以東印度群島及日本諸島為海外貿易中轉站，建立各類商館據點。由此，一般跟隨商船抵達東方的歐洲人也首先觀察到了日本抹茶的飲用。比如，荷蘭傳教士范·林索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常年在東方收集各類商業(yè)情報信息，他在日記中描述了在各國的飲茶見聞，“這種草藥在這些國家受到高度重視，所有有錢或有社會地位的人都將這種被稱為‘茶’的草藥保存在某個秘密的地方，有地位的紳士們甚至自己制備這種飲料，他們隨時可以提供這種熱水來款待任何客人或朋友”;英國東印度公司合伙人理查德·威克姆(Richard Wickham)于1615年寫信給在日本京都的朋友伊頓，懇請他為自己代為購買一罐最好的茶葉，“請您為我買一罐京都最好的茶葉，兩箱火藥和箭頭，用大約六個京都鍍金方盒子裝好以便放入木桶中，不管它們花了您多少錢，我都會從您那買下它們”[5](P291-293)。茶在東方世界作為上流階層日常社交重要飲品的信息傳入歐洲后，也迅速在歐洲精英群體中掀起了效仿之風。葡萄牙凱瑟琳公主把茶葉作為與英國國王查理二世結婚的嫁妝，英國安妮女王在早餐時以茶來代替麥酒，荷蘭詩人皮耶特·科內利松·霍夫特、康斯坦丁·惠更斯等定期組織“穆登文化圈”茶沙龍，法國塞維涅侯爵夫人向女兒介紹牛奶配茶的創(chuàng)新做法，在歐洲各國，來自東方的茶葉已經成為上流社會的消費時尚。
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認為，一個時代的流行元素往往充滿了符號化的隱喻，而最后指向的都是“人類意識中最嚴肅的主題(我是誰)”[8](P286)，人們對流行元素的推崇正是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努力追求和回答 “我是誰”這一問題的自我確認。茶在歐洲上流社會的傳播，一方面源于幾個世紀以來對東方世界的心馳神往、對異域文化的想象追逐，另一方面也是隨著資本主義發(fā)展所帶來的消費文化的一種時代符號選擇。換言之，茶葉消費逐漸成為一種資本主義新興消費方式在歐洲的典型時尚景觀，也逐漸自上而下開始影響 到大眾消費 者群體。當然，對于大眾群體而言，早期昂貴的茶葉商品并非人人可得之物，在各國茶葉貿易不斷擴大的前提下，歐洲市場茶葉的價格也逐漸下沉，不同品質茶葉走向不同價位，也使得大眾化的茶葉消費得以可能實現(xiàn)。比如，在英國上流階層，流行在下午茶圍著較矮的茶桌悠閑品飲著昂貴的高品質茶葉，這些茶葉被稱為“低茶”;下層大眾階層在進行了一天的工廠勞作之后，則在傍晚圍著較高的餐桌喝上廉價粗制的茶葉， 這些茶葉被稱為“高茶”[1]。與上流社會以消費茶這一東方神葉來彰顯身份地位不同的是，普通大眾更多的開始關注飲茶本身對健康的作用，呈現(xiàn)出從單純的茶消費時尚向茶健康身體關切的轉向。這種轉向，在歐洲早期茶文化傳播過程中， 推動了茶植物學、茶化學、茶醫(yī)學等茶科學的發(fā)展，也進一步推動了歐洲對中國茶的全面認知。其中，影響最為深遠和持久的是關于茶健康的爭論探討。
荷蘭醫(yī)生雅各布·德·邦德 (Jacob de Bondt)曾在巴達維亞生活多年，他曾記錄了對茶的近距離觀察，指出茶“葉子邊緣有效的凹痕”“喝起來味道有點苦”“有利尿排液的作用， 能提神除困，還能消除從胃部上升到大腦的氣體，從而減輕哮喘”[9](P95-97)。另一位著名的荷蘭醫(yī)生尼古拉斯·杜普(Nicolaes Tulp)撰寫了《醫(yī)學法典》一書，在當時極具權威與流行， 這本醫(yī)療手冊專門介紹了“草藥茶”，記錄了杜普了解到的來自東印度群島當局對茶的描述，指出茶“有長而尖的葉子，有鋸齒狀的邊緣和微小的纖維根，以及它不僅生長在中國和日本，而且也生長在暹羅”;杜普對茶極其推崇，在醫(yī)療手冊中用了大兩篇介紹茶的健康功效，指出“沒有什么比這種藥草更有益健康的了，因為它能延年益壽，對抗任何可能妨礙身體健康的疾病，茶也不僅僅使身體更強壯，而且還能減輕結石的疼痛……茶還可以緩解頭痛、 感冒、眼睛或胸部發(fā)炎、呼吸急促、胃痛、腸胃不適、乏力和困倦，這些(癥狀)都可以 通過茶得到 強烈抑制”[10](P400-402)。杜普既是當時著名的外科醫(yī)生，又因擔任阿姆斯特丹市議員活躍于政商界，甚至在從職業(yè)醫(yī)生退休后當選為阿姆斯特丹市市長并連任了四屆，其《醫(yī)學法 典》不斷再版 并廣泛傳播，喝茶能治百病的說法也在荷蘭全國乃至歐洲各國不斷高揚。為此，甚至有人猜測杜普之所以盛贊茶葉的藥用功效可能存在背后的既得利益，或是從荷蘭東印度公司那里收到了一筆稱頌茶葉的潤筆費，因為該公司是當時歐洲茶葉的唯一供應商。不管怎樣，在杜普等人的大力倡導之下，普羅大眾出于對維護身體健康的關切，也紛紛開始了飲茶生活。
由于歐洲普通大眾對茶的需求日益擴大，街頭茶店也開始出現(xiàn)，以茶健康為噱頭進行宣傳推廣也成為茶店常見的營銷手段。比如，在1658年9月30日的《政治快報》上刊登了一則茶廣告：
這個已為所有醫(yī)生認可的優(yōu)秀的中國飲品，被中國人稱為Tcha， 其他國家稱之為Tay或Tee，在英國皇家交易所附近斯威廷出租屋的“蘇丹王妃”咖啡屋售賣[5](P388)。
鑒于茶有益健康的廣泛美譽度，人們也不斷發(fā)明食茶新方式，將茶融入日常飲食之中。比如，1669年，凱內爾梅·迪格比(Kenelme Digbie)爵士在他的食譜著作中向人們推薦了“配合雞蛋一道享用的茶”，因為當時英國工廠集體勞動普及，許多工人在結束一天勞作下班回家時經常已經是饑腸轆轆，而“雞蛋茶”快速便捷又健康迎合了大眾需求。
對于接近一品脫的飲料，需要取兩個新鮮雞蛋的蛋黃， 配上適量精制糖和足量的湯并打勻，當這些和好之后， 把茶倒在雞蛋和糖上攪拌均勻，趁熱喝了。這適用于人們從外出差回來非常饑餓但又不方便馬上吃上一頓好飯的情況。當下就能驅散胃的夾生感和疲乏，頓時穿過整個身體并進入血管之中……[11](P155)
1685年，法國作家菲利普·西爾維斯特·杜福爾(Philippe Sylvestre Dufour)在一篇談論咖啡、茶和巧克力的論文中指出， 茶可以緩解中風、昏睡、癱瘓、頭暈和癲癇、白內障、眼睛酸痛、耳鳴和其他許多類似的癥狀，并且認為荷蘭人之所以有嚼食茶葉的習慣，主要是為了吸取茶葉的全部營養(yǎng)成分，“如果他們(荷蘭人)吃茶葉是為了吸收茶葉的所有營養(yǎng)，他們當然就會以拌沙拉的方式吃下整片茶葉，就像在東印度的荷蘭海員一樣加上油和醋然后食用茶葉”[12](P217)。綜上可以看出，歐洲早期茶消費從上流社會向普通大眾的廣泛深入， 真正的原因并非是為了追逐流行消費時尚，而是在于對飲茶有益身體健康的確信，相信飲茶可以有助于消除許多常見的疾病。
三、
識茶：作為異域文化的他者誤讀與澄清融合
隨著茶的神奇功效的廣泛渲染傳播以及各個階層飲茶生活的日益深入，歐洲人對中國茶的消費需求也日益增加。自17世紀初中國茶首次傳入歐洲，直到18世紀中葉，近150余年的東方神葉故事在歐洲各國流傳，但普通大眾卻從未真正見到過中國茶樹的種植栽培、從不了解茶葉是如何加工生產的，中國茶文化作為一種異域文化成為歐洲人眼中的“他者”而一度被誤讀乃至污名化。比如，在18世紀初的英國就曾一度出現(xiàn)將女性飲茶者視為長舌婦、將男性飲茶者視為同性戀者的文學作品，甚至一度在歐洲植物學家群體中也存在著對中國茶的認知誤區(qū)。從歐洲早期中國茶的傳播來看，各國在聞茶、食茶之后也在不斷增加對茶的深入認知和研究，經歷著廓清誤讀的澄清融合過程。
比如，由于歐洲貿易商在引進中國茶時同時進口了綠茶和武夷茶， 這兩種茶的顏色口感不同，一些歐洲人由此被誤導，認為綠茶和武夷茶來自兩種不同的植物。荷蘭傳教士弗朗索瓦·瓦倫汀(Fran ois Valentyn)曾到東印度群 島傳教，就宣稱綠茶和武夷茶為完全不同的植物種類，認為“主要(不同)品種的茶來 自于不同的茶樹種類，它們之間很容易區(qū)分;正如這些茶樹長出可以顯著區(qū)分彼此的葉子”[13](P14-15)。1756年，英國作家喬納斯·漢威(Jonas Hanway)在《論茶》中再次呼應了瓦倫汀的觀點，指出“綠茶的灌木叢和葉子與武夷茶非常相似，這需要植物學家的學識才能區(qū)分它們”[14](P5)。1759年，英國植物學家和藥劑師約翰·希爾(John Hill)對從中國采集的茶葉標本進行研究，認為武夷茶的樣本有更小的深色葉和六瓣花，而綠茶的樣本則有更長的淺色葉子和九瓣花，由此得出了所謂支持瓦倫汀和漢威觀點的植物學佐證[15](P21-22)。
瓦倫汀對茶樹物種的錯誤認知，甚至影響到瑞典著名植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林奈曾在荷蘭哈德維克大學獲醫(yī)學博士學位，并常去萊頓大學游學，由于在萊頓大學讀到了瓦倫汀關于東印度群島和遠東的文稿記錄，由此開始質疑不同茶葉來自于同一植物物種的說法。在此后與希爾的書信交往中，林奈進一步被希爾的植物學佐證所誤導，最終在1762年出版《植物種志》第二版時，將茶分為兩個不同的物種，區(qū)分了武夷茶和綠茶，認為武夷茶有六個花瓣而綠茶有九個花瓣。英國植物學家約翰·埃利斯(John Ellis)與林奈保持著大量的書信聯(lián)系，1768年埃利斯給林奈寫信說，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托馬斯·菲茨胡格(Thomas Fitzhugh)在中國生活多年，可以證明綠茶和武夷茶是來自于同一種植物，并推測林奈“一定是被希爾博士蒙蔽了”[16](P232)。但顯然，林奈并未聽取埃利斯的意見，沒能回到采用第一手茶樹資料來研究判斷的正軌上來。實際上，18世紀60年代，英國已經有人把茶樹從廣州帶回英國作為觀賞植物，而由荷蘭從日本帶回歐洲的茶種也在英國得以種植。然而，盡管中國茶已經進入歐洲本土， 但對茶葉的正確認知依然充滿曲折。例如 ，1789 年 ， 英國皇家植物園的威廉·艾頓(William Aiton) 將武夷茶進一步分成窄葉類茶種和寬葉類茶種兩大類[17](P230-231);1790年，葡萄牙耶穌會士和植物學家若昂·德·洛雷羅(Joao de Loureiro)憑借自身在越南、中國澳門和廣東等地近40年的長期生活見聞，認為茶的物種可以分為南圻茶、廣東茶和油茶三大類[18](P338-340)。
真正推動歐洲各國對中國茶有全面準確認知的，依然是活躍在東方探索一線且具有一定文化素養(yǎng)的傳教士們，其中很多傳教士同時也是醫(yī)生、商人、植物學家、博物學家。由于長期在東方各國傳教和旅居，這些傳教士們深入了解當地的人文風土，見到過茶樹、觀察到過茶葉制作的過程、品飲過不同品質的茶葉，對各國社會生活中的茶禮、茶儀、茶俗也都做了較為深入的第一手記錄。比如，意大利傳教士馬蒂諾·馬爾蒂尼(Martino Martini)1640年從里斯本出發(fā)，1642年抵達中國澳門，此后多年一直在杭州居住，1651年乘荷蘭船只返回歐洲，他繪制的反映中國風土人情的地圖繪本被荷蘭出版人瓊·布萊歐(Joan Blaeu)收錄進1655年出版的《新地圖集》第六部分，記錄了他在中國對茶詳細的一手見聞。
這種小小的葉子與西西里漆樹的葉子很相似。但是，我相信它們不是同一個種類。它不是野生的，而是栽培的，不是普通樹木，而是一種可以分枝成許多枝干的灌木，它的花與西西里漆樹也沒有太大的區(qū)別，但白色中略偏黃……為了制作這種飲用的“茶”，他們小心翼翼地逐一用手采摘春天的第一片嫩葉。然后他們把葉子放在鐵鍋里，用慢火把它們輕輕地加熱，隨后把它們放在一塊質地好的平滑的墊子上，用手把它們揉卷起來。而后，他們再次開火，并再次滾動茶葉，直到它們卷曲和完全干燥[19](P106-107)。
應該說，馬爾蒂尼的一線報告涉及了茶樹種植和茶葉制作， 已經十分詳盡且具有說服力，對歐洲全面把握茶葉的植物學特性提供了豐富有力的素材。此后，為了進一步澄清歐洲大眾對不同茶葉是否出于同一種植物的疑惑和誤解，也為了不斷增加對茶科學的知識儲備，應對日益增長的大眾飲茶渴求， 各國也都不斷派出植物學家、醫(yī)生、博物學家等專業(yè)人士前往東方深入考察。
荷蘭醫(yī)生和植物學家威廉·滕·賴恩(Willem ten Rhijne)曾被荷蘭東印度公司雇用前往日本，他在長崎對茶進行了第一次長期的近距離植物學研究。賴恩撰寫了《論茶樹》一文，被收入至另一 名荷蘭植物學家雅克布斯·布雷內(Jacobus Breyne)于1678年出版的兩卷本植物匯編的附錄中。賴恩明確指出，日本茶和來自中國廈門的茶出自同一種植物，即使在日本，從貴族們喝的精制茶到平民喝的較為粗糙的不同品級的茶也都來自同一種茶樹;賴恩還對茶樹的解剖結構進行了描述，證實了荷蘭醫(yī)生們認為茶葉有益健康的觀點[20](附錄)。1682年至1686年期間，受雇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德國醫(yī)生安德烈亞斯·克萊耶(An-dreas Cleyer) 與他的園丁喬治·梅斯特(George Meister)在日本出島帶走了活的茶樹種，并在荷蘭巴達維亞殖民地花園中種植了茶樹，還將包括茶樹在內的許多東方植物運回了荷蘭。此后，另一名德國醫(yī)生 和博物學 家恩格爾伯 特·卡姆弗(Engelbert K mpfer)也來到巴達維亞，并在日本居住了兩年多， 對茶樹進行了植物學解剖研究，在1712年出版的關于日本的五卷本著作中再次明確重申了日本的茶樹與中國的茶樹屬于同一類物種[5](P376)。1698年，英 國皇家學會會員、植物學家、外科醫(yī)生詹姆斯·郭明翰(James Cunning-ham)被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往廈門， 此后長期在舟山群島考察，于1702年報告了他在東方一線對茶樹的研究報告，并將茶葉標本寄回了英國。相關報告被刊登在《哲學匯刊》上，在報告中郭明翰明確指出，“英國人常喝的三種茶葉都來自同一種植物，只是由于一年的季節(jié)和土壤不同才造成這些差異”“武夷茶是用三月初最早一季被采集的幼芽并在樹蔭 下陰干制作 的，綠茶是在4月制作的，最后一季的松蘿茶是在5月和6月制作的”[21]。正是在各國深入探索中國茶的真實面相的不斷努力下， 歐洲大眾對中國茶長期存在的錯誤認知得以澄清糾正， 東西方文化交流也得到進一步深化與融合。
四、
結語
總的來看，中國茶在歐洲早期的傳播，呈現(xiàn)出聞茶、食茶和識茶的歷史進路，符合主體文化認知的基本邏輯發(fā)展過程。在聞茶階段，歐洲處于對茶單純的“道聽途說”式的文字閱讀與口述傳遞之中，整體上是一種想象與記憶互動建構的茶印象;在食茶階段，歐洲各國從中國、日本等地引入茶葉商品，逐漸在本土形成飲茶群體，乃至掀起茶葉消費的時尚;而大眾化的飲茶習俗的養(yǎng)成則有賴于人們對茶有益健康的身體關切;在識茶階段，人們迫切希望能夠對茶有真正近距離的接觸和清晰認知，此前中國茶作為一種異域文化的他者誤讀也在這一階段得以澄清，各國還在發(fā)展茶植物學、茶醫(yī)學、茶化學等方面實現(xiàn)了茶文化的本土化。
應該說，歐洲早期對茶樹種植、茶葉加工制作以及茶商品品質區(qū)分等茶知識、茶技藝、茶科學的渴求， 是中國茶融入歐洲各國社會生活的歷史漸進結果。一方面歐洲對茶的喜愛不斷增加，逐漸成為重要的日常生活飲品， 普通大眾開始有著從聞茶、食茶到識茶的認知需求;另一方面歐洲精英階層面對茶這一異域事物， 也迫切需要在新興事物上掌控專業(yè)話語權。歐洲各國除了需要爭奪茶葉貿易的壟斷權之外， 更需要在認知層面上形成對茶的種植栽培、生產加工、藥用功效、品飲技能等專業(yè)知識的體系化建構，從而爭奪對東方世界的對話權、 文化解釋權。這就使得歐洲各國的傳教士、植物學家、醫(yī)生、文學家、貴族階層等群體在中國茶向歐洲早期傳播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時代角色，推進了歐洲各國對茶的全面系統(tǒng)認知，對中國茶文化的歐洲本土化發(fā)展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統(tǒng)觀中國茶文化在歐洲早期的傳播，是茶文化融入本土主流文化由“一”到“多”實現(xiàn)全球在地化的過程，呈現(xiàn)出不同的在地化向度[22]。對于歐洲各國而言，中國茶文化最初是一種東方異域文化，從貴族精英到普通大眾，都需要對茶有聽聞、親見、品飲乃至探究茶的物性的認知過程，在此期間，東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得以逐漸推進深入， 最終實現(xiàn)中國茶文化在歐洲各國的本土化融合中發(fā)展。對中國茶在歐洲早期傳播歷史進路的梳理，有助于我們在新時代更好地倡導世界文化多元、深化文明互鑒、建設中國式現(xiàn)代化國家。
來源：茶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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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茶和茶文化向外傳播的途徑，主要有兩條，即陸路傳播路線和海路傳播路線。
中國茶最早是從陸路向與接壤的鄰國開始傳播的，歷史久遠。早在西漢時，自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和絲綢之路開通以后，京城長安已成為中國對外文化和經濟交流的中心。唐時，中原一帶飲茶已是“比屋皆飲”“投錢可取”。許多阿拉伯商人在中國購買絲綢、瓷器的同時，也常常帶回茶葉。于是，飲茶之風在阿拉伯國家，中亞和西亞一帶傳播開來。所以，一般認為，中國茶葉經陸路傳播，當在公元7世紀時。
中國茶傳播到歐洲，除由海路外也有一條經陸路傳播的通道。古絲綢之路逐漸衰落后，在中國興起的另一條陸上國際商路，是以山西、河北為樞紐，出長城，過蒙古，穿越俄羅斯的西伯利亞，直達歐洲腹地。而蒙古位于這條國際商路的出口處，所以飲茶較早。據《宋史·張永德傳》載：“永德在太原，嘗令親吏販茶規(guī)利，闌出徼外羊市。”可見，宋朝時中國已與蒙古用茶換羊，蒙古已開始飲茶了。
明代，中國對外茶葉貿易控制很嚴，但盡管如此，據史料記載，仍有與塞外的“茶馬互市”。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中國公使攜茶赴俄國，向俄國朝廷饋贈茶葉。不過由于當時俄國從未有過飲茶之舉，因此并未引起重視。1638年，斯特可夫又從蒙古將中國茶帶去俄國。但中國茶葉直接經蒙古從陸路銷往俄國是18世紀初的事。當時，茶葉十分昂貴，只有王公貴族、地方官吏才買得起。從1833年開始，俄國從中國湖北羊樓洞引進茶籽、茶苗，試種于現(xiàn)今的格魯吉亞一帶，但都未獲得成功。
1889年，以吉霍米羅夫為首的俄國考察團到中國研究茶葉的產制，回國后開辟茶園15公頃，后又擴展到115公頃，并建成一座小型茶廠。1893年又聘請中國劉峻周等10位茶工去格魯吉亞進行種茶技術指導，終于獲得成功。從此，俄國才有了茶業(yè)。在劉峻周等中國茶工當年工作過的地方，還建立了一座劉峻周紀念館，以緬懷這位為當地發(fā)展茶葉生產做出杰出貢獻的中國人。
1910年，劉峻周在格魯吉亞恰克瓦茶場（攝影：謝爾蓋·普羅庫金·戈斯基）
劉峻周故居（位于格魯吉亞巴統(tǒng)市恰克瓦鎮(zhèn)）
南亞的印度在1780年開始種茶，一直未獲得成功。為此，1834年成立植茶問題委員會，并派遣委員會秘書哥登到中國購買茶種，種于印度的大吉嶺，又請雅州（今四川雅安）茶工傳授種茶和制茶技術。經過百余年的努力，直到19世紀后期，終使茶葉在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大吉嶺一帶發(fā)展開來。
印度大街小巷常見的薩馬拉茶
現(xiàn)今南亞的孟加拉國種茶，在印度之后。至于巴基斯坦種茶，是1983年中國派專家指導才獲得成功，該國目前已開辟茶園100余公頃。
斯里蘭卡茶園（攝影：樂意）
緬甸、柬埔寨、越南等與中國是近鄰，所以這些國家種茶的歷史也都比較早。
（文字選自《茶文化概論》，姚國坤著，浙江攝影出版社出版。圖片來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