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出版了薩拉·羅斯(Sarah Rose) 的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我?guī)腿×艘粋€中文名:《茶葉大盜:改變世界的中國茶》。
在我看來,再也沒有比“茶葉大盜”這個稱呼更適合羅伯特·福瓊的了,為他寫傳記的薩拉·羅斯說,福瓊從中國偷走茶種這事,是一宗人類史上最大的商業(yè)盜竊。她寫道:“茶葉符合成為知識產權的所有條件:具有很高的商業(yè)價值、必須采用中國特有的某種工藝和流程生產、中國對這一技術極為保護、擁有這一技術讓中國在競爭對手面前獲得極大優(yōu)勢?!?/p>
福瓊大作《兩訪中國茶鄉(xiāng)》,是一本罕見的中國紀行文本,書里充分展現(xiàn)了他博物學家的素養(yǎng)。他記錄了鴉片戰(zhàn)爭后那個巨變的中國,風土、物種、人群以及命運,誰想得到,舟山曾經被英國占領過,當?shù)厝艘阅転榇笥⒌蹏峁┎每p服務為榮。福瓊不僅記錄了茶葉的鑒別方法,還記錄了鴉片的鑒別方法,他也詳實地還原了南京棉的制作,特別純凈與柔軟。閩江的梯田就像通往山上的樓梯,令人震撼。福建的大麥4月就熟了,而上海要到5月。福瓊很驚訝地發(fā)現(xiàn),福州人居然吃牛肉喝牛奶。
在福瓊之前,茶葉知識從未如此系統(tǒng)且規(guī)模地被外國人獲得,即便是中國人,也很少有人會那么百科全書式去了解茶。福瓊重點談論了中國與英國飲茶的方式不同,中國是清飲,英國是混飲,這是消費習慣。而有關茶葉種植、加工、運輸?shù)鹊?,對西方人來說,完全都是陌生的,故福瓊的記載事無巨細。
我們重溫福瓊的中國紀行,大有裨益。在我看來,《兩訪中國茶鄉(xiāng)》是近200年來最重要的茶葉文本,它的重要程度僅僅在陸羽的《茶經》之后。
品飲方式的不同
在中國,“我可以得到一杯茶,真的只是茶,沒有糖,沒有牛奶,在中國喝茶從來不添加這些東西?!辈贿^,他在福建卻喝到加奶的茶。福瓊多次提到中國人喝純茶的問題,這是寫給英國人看的?!拔覀兒戎?,我發(fā)現(xiàn),如果不加糖、不加奶,純正的茶水喝起來非常提神。不時有店小二前來給我們的茶杯續(xù)滿開水,通常要這樣反復續(xù)上兩三次水,或是喝到沒有茶味為止?!薄霸谘谉岬南奶旌壬弦槐瑁也恢肋€有什么東西比這個更讓人消困解乏,哪怕是起到一半的作用也好——我是指像中國人喝的那種又純又正的茶水,既不加糖也不加牛奶。在消困解乏方面,它比葡萄酒和啤酒都要好很多。茶可以解渴,可以提神,還可以袪除這種氣候所引起的種種疾病。”
這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在中國,喝茶加奶這種混飲的傳統(tǒng)遠遠比清飲的傳統(tǒng)更為久遠,但為什么西方人會覺得混飲不是中國的傳統(tǒng),反而是安徽、浙江、福建極少數(shù)喝清飲的地方才是中國的傳統(tǒng)?
他奉勸那些淑女,要向中國學習如何泡茶。先燒水,把水燒開,像陸羽、蘇東坡教導的那樣,從蟹眼煮到魚眼。要溫杯,為茶杯預熱,泡茶的第一杯要倒掉。
茶樹種植方面的知識,是英國人從未掌握的
在安徽,福瓊看到山坡上有大片大片的茶林,茶林中間還種著一些莊稼,有小米和玉米等。小米和玉米能為茶林遮蔭的作用,這對茶林的生長是有些好處。但他也有懷疑:“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中國人喜歡把各種農作物混在一起耕作,實際上,這一實踐遍布全中國各地。在別的地方,我從來沒見過像這個山區(qū)里長得這么好的小米和玉米?!贝_實,即便是今天,依然還有許多地方把茶樹與玉米地混種在一起,這主要是土地的最大利用。
在徽州,福瓊找到了他訪問中國最想獲得的茶樹種植知識,后來他在武夷山又驗證了這些知識的正確性,從種子到茶樹,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茶樹都是由種子繁殖而成的,茶樹種子在10月成熟。茶農把種子采集下來以后,再放在一個籃子里,與沙子和濕土混雜在一起,一直保存到春天。如果不采用這種辦法,就只有小部分茶樹種子能夠發(fā)出芽來。如果暴露在劇烈變化的溫度和濕度環(huán)境中,這些種子就會被毀掉。
到了3月份,人們把茶樹種子從籃子中取出來,種到土里去。這一階段會種得很密,成排成列地種在苗圃里,或者種在茶園里某塊空出來的角落上。有時候,為了提高茶園的土地利用率,人們會在茶田的每個空閑位置種上五六顆種子。
茶樹苗長到一歲左右的時候,就可以移栽了。移栽一般是在春天季風變化的時候進行,這時候甘雨時降,雨水溫暖。樹苗種植成行,株距約4英尺左右,每行有五六棵樹苗的樣子,行距也是4英尺左右。等到第三年,這些茶樹就可以開采第一批茶葉了。
在徽州,他看到的茶園的土地,都是紅壤土當中混雜著相當比例的碎石和沙子。
而在武夷山,“在我腳下以及四方都是武夷山嶙峋的山石,山谷中、山坡上有很多小塊的肥沃土地,上面都種著茶樹”,福瓊寫道。
武夷山以及附近一帶的茶樹都是在如下的環(huán)境中生長的:
1.土壤肥沃程度中等,呈棕紅色,含有大量這一地區(qū)的巖石顆粒;
2.茶田因為巖石的特殊構造以及山坡上不斷滲出來的流水而保持了充足的濕潤程度;
3.由于山勢的自然傾斜,茶田的排水狀況良好,如果是在平地上,也因為比河流水面高出許多,所以排水良好。
茶樹采摘方面知識。
幼苗一般在兩三年內都不會采摘葉子,直到它們完全長大了,生出強壯有力的枝條。過早采摘茶葉,是一種非常不好的栽培方式。即使茶樹完全長大了,對那些長勢不太好的茶樹,茶農們也不會采摘太多茶葉,有時候甚至繞過它們,不去采摘這些茶樹的葉子,避免影響它們的生長。
但即使是照料得很好,土壤也很適宜,茶樹老了之后,最終還是會萎縮,生長不良,茶葉的出產量下降從而使得茶農賺不到錢。所以在那些管理得好的茶園里,茶農們每年都要把一些老茶樹移走,用新的樹苗來頂替它們。一棵茶樹,它處于全盛時間的生長期有多長,當然要取決于很多條件,但即使是照料得很好,能夠持續(xù)給茶農帶來盈利,茶樹樹齡也不宜超過十年或十二年,過了這個年齡段就不太合適,通常在這之前要把它們挖出來,把地方騰出來讓給新的茶樹。這也解釋為什么清以來,在安徽、福建難以看到有年份的大茶樹主因,因為產量需求,那些稍微上點年紀的茶樹都被挖走。
茶樹與工藝知識
福瓊全面糾正了西方長期以來有關茶樹的錯誤知識。西方一直以為,紅茶樹與綠茶樹是兩種樹,福瓊結合在廣州以及浙江、安徽與福建的考察認為,林奈以來的西方在茶樹分類上是錯誤的,沒有所謂的紅茶樹,綠茶樹,紅茶與綠茶不過是加工工藝的不同而已。錯誤的根源在于,西方人大部分都是在廣州獲得茶知識,他們對大陸內地的茶一無所知。福瓊的大作出版后,在英國賣得特別好,最大的原因,就是書里傳播了正確的茶知識,滿足了英國茶客的需求。
在古老的傳說中,中國人采茶的時候要請猴子來幫忙,福瓊也糾正了這一錯誤認知,猴子采茶的可能性小,但猴子到了種有茶樹的巖石上,中國人就朝它們扔石塊,這使得猴子們很生氣,它們于是開始折斷茶樹的樹枝,把樹枝朝著襲擊它們的人扔下來。就這樣,人們獲得了巖石上那些不易采摘到的茶。威廉·烏克斯1935年出版的《茶葉全書》里,就有一幅猴子摘茶的插圖,這帶著西方對東方的浪漫想象。
茶葉的收購知識
當年那些在崇安、星村收茶的茶商創(chuàng)造了“一手”茶這個詞匯,他們親自或者委托他們的經紀人前往這一地區(qū)的各個小鎮(zhèn)、村落和寺廟,從和尚道士以及茶農們手中收購茶葉,這些收購來的茶葉運到茶商家中,都堆在一起。這些堆在一起的茶葉,以620箱或630箱為一手。同一手茶葉,其形態(tài)、等級都是一樣的。倘若不是經由這樣一種收購方式,那么同一手茶葉,就可能會有好幾種不同的茶葉。到了大茶商手中,這些茶葉經過重新烘焙、包裝然后再銷往國外。
現(xiàn)在在云南茶山流行守采,就是等著在茶樹下看著茶農采,為了保真,頗有點當年茶商收“一手”的做法。
同一手茶葉的箱子都包在一起,上面標上這手茶葉收購商的戳記。一年又一年,同一手茶葉,或者說,標有同樣戳記的茶葉,就這樣運到外國茶商那兒去。慢慢地,有些茶葉的名聲更好一些,要價也更高一些。福瓊也警告說,這并不意味著,今年這一手的茶葉和去年這一手的茶葉質量就一樣好,盡管它們買自同一個人,箱子上也標著與去年一樣的戳記。
茶葉運輸知識
高級茶全程運輸不落地,低級茶則相反。福瓊專門畫了兩幅素描,又不厭其詳?shù)孛枋隽苏麄€畫面。也因為這樣,那個時代武夷山中的挑夫,茶馬古道上的背負,都成為與茶葉相關揮之不去的影像。
高品級的茶葉,茶葉箱一路上都不能接觸到地面。茶葉箱按下述方式背著:兩根竹竿,各長7英尺左右,這兩根竹竿的一頭,一邊一根,牢牢地與茶葉箱綁在一起。兩根竹竿的另一頭則并起來綁在一起,這樣形成一個三角的形狀。通過這種方式,搬運工可以把茶葉箱扛在他的肩頭,腦袋則正好夾在兩根竹竿圍成的三角中間。為了把茶葉箱更輕松地背在肩頭,箱底還會綁上一小塊木板。
搬運工需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竿一頭插在地上,把竹竿垂直豎起,這樣整個箱子的重量就都由地面受力。在山里走那種陡峭的山路時,有了這種設施就會很方便,因為有些山路陡得每走幾步就要歇一下,如果搬運工們沒有這種便利的工具,茶葉箱就要不斷地放到地面上。而當搬運工們在客棧或茶館休息的時候,茶葉箱也可以支在竹竿上,靠墻豎著放在那兒。
所有低檔次的茶葉,都用普通方式把它們挑下山來,也就是說,搬運工們用扁擔挑茶葉,扁擔兩頭各挑一箱。等到他休息的時候,不管是在山上還是客棧里,茶葉箱就直接放在地上,沾到泥土,等它們運到目的地,茶葉的外觀就不如那些用另一種方式運下山的高級茶葉了。
茶葉利潤
茶葉到底能不能賺錢?福瓊這筆賬算得已經超過他博物學家的范疇,但也正因為有他這筆賬,我們才得以了解當年茶商的選擇。
茶葉商,無論是在武夷山、屯溪還是在上海,或者什么地方,茶商都以廣州人為主,廣州茶商也是福瓊在沿途努力回避的人群,他們能一眼就認出福瓊是個老外,他假冒長城以北中國人的把戲只能偏偏廣州以外的人。
從原料收購,到運輸,再到外國人手上,怎么賺錢?福瓊很關心,“我收集下面這些信息是為了搞清楚,如果可能的話,一箱或者一擔茶葉運到出口港到底要征收多少費用。如果我能夠或多或少把這個情況弄清楚,我們就可以知道中國人每年從這一貿易中賺取了多少利潤,以及他們是否有可能降低茶葉價錢,同時,我們自己的關稅也能相應地下降一些,這樣,就可以讓我們全體英國人民都喝得起這種美味健康的飲料?!?/p>
這部分,《兩訪中國茶鄉(xiāng)》寫得極為細致,敖雪崗的譯本也非常流暢,我將再次復述一遍。
武夷山附近最好的紅茶,先被送到崇安,在那被標上某一戳記,賣給與外國茶商打交道的中間商,這些人通常都是廣州人。然后中間商開始雇傭搬運工,把茶箱從福建武夷山挑運到江西鉛山、河口兩個地方。武夷山到鉛山220里,到河口280里,搬運工要5到6天。武夷山是一座大山,分屬福建與江西,武夷山的風土更接近江西,尤其是飲食上,都比較喜歡吃辣。茶葉在鉛山、河口走水路,如果去往廣州,就要西行,進入鄱陽湖。經過南昌府、贛州府,再走陸路,翻越大梅嶺,進入廣東南雄,這需要一整天時間,之后再把茶葉重新裝上大船,運往廣州。茶葉從武夷山運到廣州,整個路程下來,大概需要六個星期到兩個月。
如果是運往上海市場,茶船要逆流而上,向東駛向玉山。玉山離河口有180里。需要一到四天時間,看水流情況。茶到玉山以后,需要再次搬運到常山。玉山位于一條往西注入鄱陽湖的河流的源頭,而常山則坐落在一條往東注入杭州灣的河流旁邊。從玉山到常山大約有100里,搬運工需要兩到三天才能走完。從常山到杭州大概有800里,由于一路下行,五六天時間就能輕松地完成這段路程。從杭州到上海的距離約為500里,需要五天時間。
紅茶從武夷山運到上海整個里程估計為400英里,整個行程便要花上28天,這大概是路上平均要花的時間。
這兩條道路,我把之稱為“紅茶之路”,影響了整個西方文明史,是一條媲美茶馬古道、萬里茶道的茶道。
1848年12月,英格蘭市場上出售的普通紅茶,要價大概在每磅8便士。這種茶在上海的售價是:1846年為每擔12兩銀子,1847年為每擔11兩銀子,1848年為9到10兩銀子,1849年7月為11兩銀子。這些售價中都包括了出口稅。
假設這些茶葉是“紅茶之路”運來,那么一路上雇請搬運工和雇船的錢大概如下:每箱1740文錢相當于一擔2718文錢,如果用銀錢計算的話,大概是1.8元銀元,或者1.359兩銀子。此外還要加上產茶區(qū)茶葉的價錢,批發(fā)商用于檢測、購買木炭、雇請勞力炒茶的費用,茶葉箱子和包裝的費用,以及海關費用和出口稅等。
茶農出售上述這種茶葉的要價大概是每斤80文錢,相當于每擔4兩銀子。各種費用總計:每擔9.773兩銀子。
這筆賬福瓊一算,沒什么利潤啊?!拔⒈〉脦缀蹙妥屓藨岩?,生產商是否還愿意繼續(xù)維持這樣的生產規(guī)模?!辈贿^,這是普通茶的價格,高級茶就不一樣了。
高品級的茶葉在上海的價格, 1846年12月是從20到28兩銀子不等,1847年從18到26兩銀子不等,1848年從14到22兩銀子不等,1849年7月則是從16到25兩銀子不等。而這種茶葉在英國市場1847年11月的賣價是從每磅1先令到1先令4便士不等。茶農以每斤160文的平均價格賣給中間商,把這些精品茶葉運到上海碼頭的總體費用為14兩銀子。而英國商人在上面記載的四年時間中,他們付出的平均收購價是22兩銀子左右,一擔茶葉的利潤為8兩銀子。
這就是大家只做高端茶,不做低端茶主因,利潤。
偷運茶種的過程
福瓊能夠偷運活的植物,僅僅有博物學家的眼光遠遠不夠。在中國的茶鄉(xiāng)歷練,他獲得了大量有關茶樹種植與養(yǎng)護的知識,同時,沃德箱的應用使得福瓊偷盜過程如魚得水。
福瓊在上海制作出規(guī)格為1.2米寬、1.8米高的巨大沃德箱,將他采集到的全部樹苗和樹種,盡數(shù)栽培于其中。
沃德箱的發(fā)明者納撒尼爾·巴格肖·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是一位外科醫(yī)生,他住宿的地方,植物因為空氣被嚴重污染而無法存活,1829年,沃德醫(yī)生發(fā)現(xiàn)在蕨類植物在密閉罐中生長得很好,他由此得到啟示,發(fā)明了沃德箱。
沃德箱玻璃內壁可以形成了冷凝水,冷凝水滴到土壤上,形成水氣的自然循環(huán),土壤也可以一直保持同樣的濕度,陽光可以透過玻璃照射進來,滿足植物生長的所有與條件。1842年,沃德把這種可以用于長途運輸植物的技術公諸于世,帶來的了植物獵人在全球的盛行。
福瓊詳細地記錄了這一過程:“我從中國最好的絲綢產區(qū)采集了一些小桑樹,我把它們都種到一個箱子里,就像平常種樹那樣,然后給它們澆水;兩三天以后,等到泥土干透了,把大量茶樹種撒到泥土表面,然后在種子上面再蓋上大約半寸深的土,澆上水,用一些木板把這些泥土蓋緊;這之后就像往常一樣,把整個箱子綁起來,綁得越緊越好。箱子運到加爾各答之后,里面的桑樹長得都很好,茶樹種也在運輸途中發(fā)芽了,泥土表層長得到處都是。”
能成功運輸,并且成功種活后,福瓊繼續(xù)他的工作。
“在試驗成功的消息從印度傳回來以后,我決定繼續(xù)用同樣的辦法來包裝那些箱子,這一次我將親自帶著它們走一回。于是,我在每個箱子的茶樹苗之間都撒滿了茶樹種。”
“這樣包裝、準備好的箱子一共有14個,我手中還剩了大量的樹種,在1蒲式耳左右。我打算用下面這種辦法來處理這些種子。我準備了兩個玻璃柜子,用來把中國采集到的山茶花運往加爾各答的植物園。我把茶樹種子都倒在柜子前面,又倒入一小部分泥土摻雜在種子里面。然后在柜子底部鋪上這樣一層泥土、種子的混合物,兩者大概是1:2的比例,把那些山茶花從花盆中輕輕取出,放到這一層混合物上面。山茶花之間的空隙也都用這種混合物填滿,填到一定高度為止,然后再在最上面撒上少量泥土,把頂部的種子覆蓋起來。給柜子里澆水,澆得透透的,然后用木板把柜子中的泥土固定下來,再把柜子蓋子像平常一樣合上扎緊?!?/p>
數(shù)量有多少呢?“就是通過這種簡單的方法,我們把12000株茶樹運到了喜馬拉雅的茶園。”
來源:茶業(yè)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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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起,中國8省聯(lián)合擬將中俄從武夷山到恰克圖的萬里茶道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實際上,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這一中俄傳統(tǒng)茶葉運輸路線發(fā)生了重大歷史變遷,漢口成為中俄茶葉貿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圖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陸路的聯(lián)運、漢口經內河沿海運輸至海參崴,以及從漢口直接運往歐俄黑海港口敖德薩的貿易路線被開辟,這些新興茶葉貿易路線的開辟帶動了輸俄茶葉的數(shù)量和貨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葉貿易路線為俄商所掌控,華商的傳統(tǒng)商業(yè)地位損失殆盡,這是漢口外貿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萬里茶道路線圖
中國歷史上對外出口商品有很強的易代性,從18世紀初葉開始茶葉取代絲綢成為中國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時,進口中國茶葉的國家主要有英國和俄國,英國以廣州為中心進行茶葉貿易,俄國則以恰克圖為貿易據(jù)點,從中國茶葉生產地到中外貿易地的國內運輸部分則由華商掌握。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漢口作為華中茶葉的聚散地為英俄商人所重,他們來到漢口開拓茶葉外貿市場。運輸之短板是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為此俄商積極開拓新的茶葉貿易路線,這導致中俄傳統(tǒng)萬里茶道的歷史變遷,也對華商造成嚴重沖擊。
從16世紀起,俄羅斯一直在試圖向東擴展統(tǒng)轄空間,到17世紀初已經來到蒙古地區(qū)。明清兩朝在山西北部開辟了與蒙古貿易的茶馬互市,在中國皇帝贈賜和邊境貿易的過程中,俄國人逐步養(yǎng)成了飲茶的風習,17世紀后期俄國托波爾斯克、 莫斯科等市場上已經有茶在售賣①。1699年,沙俄國家商隊首次到達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國販運金銀、絲綢、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來華商隊才正式采購茶葉。該時期茶葉經歷了從禮品到商品的轉變,中俄貿易以北京為中心,多為皮布往來貿易,茶葉貿易居于次要地位,貿易量并不大,且俄國國家商隊的活動范圍受到嚴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雙方簽訂了《恰克圖條約》,確立自額爾古納河以西的邊界,還規(guī)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貿易集市,還將俄國邊界之恰克圖開設為中俄貿易之地點②。 此條約使中俄早期茶葉貿易發(fā)生兩大轉折:一是貿易地理中心從北京轉移至恰克圖,二是茶葉貿易從國家商隊轉變?yōu)橐缘赜驗樘卣?、取得貿易特許經營權的商幫,中國主要為西幫茶商(晉商),俄國主要為莫斯科幫、土拉幫、阿爾扎馬斯克和伏洛格達幫、托波爾斯克幫、伊爾庫茨克幫、喀山幫等六大商幫[2]。其時,閩茶在英國市場上享有盛譽,俄人對閩茶也情有獨鐘,故西幫茶商深入武夷山區(qū)從事茶葉收購,利用牛、馬等牲畜馱運,將閩茶經陸路轉水路經漢口溯長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陽市),繼續(xù)北上入河南唐河、賒旗(今河南社旗縣),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長治一帶)、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張家口,用駝隊將茶葉經庫倫(今烏蘭巴托)運至恰克圖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將茶葉販運至俄羅斯各地③。其中,從張家口到恰克圖有東、中西三條商路,中路為路程最短、貨物流通量最大,但運輸條件極為艱苦④。該貿易路線是中俄茶葉貿易的重要路線,前后持續(xù)時間將近200年,直到19世紀60年代漢口、天津等港口開埠才發(fā)生新的變化。 從武夷茶區(qū)到張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從張家口到恰克圖行程超過4300里,茶葉從中國運輸至邊境口岸歷時近半年,正是這一貿易路線被學者稱為“萬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啟動將其申報為世界非物質文化的規(guī)劃[3]。這一由晉商開辟的新興茶葉貿易路線,改變了中國境內以北京為中心的貿易時期的經鄱陽湖、順長江入大運河至北京的傳統(tǒng)南北茶葉商路和貢道[4](P119-126)。
恰克圖城貌(恰克圖是俄羅斯邊境城市,19世紀中葉之前大量茶葉經此流往俄羅斯內地市場。圖片來源于19世紀A. P Subbotin著《茶葉及茶葉貿易》)
最初,中俄貿易路線上運輸出口的產品以中國的棉布和絲綢為大宗, 茶葉出口數(shù)量較少,如1750年僅有7000普特磚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紀后半葉,俄國棉紡織業(yè)有了長足進步,飲茶風習也在俄國廣為普及,因此中國棉布和絲綢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 茶葉的輸出迅速增長。18世紀60年代初開始達到3萬普特左右, 約占中國對俄出口商品總值的15%;1792年, 茶葉輸俄貨值達54萬盧布,首次超過棉花貨值,占當年中國輸俄總貨值的22%;1802年茶葉輸俄貨值達187萬 盧 布, 占 輸 俄 總 貨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葉貿易已占恰克圖全部出口貿易的91%⑥。1857年,馬克思說:“在恰克圖,中國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葉。俄國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織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圖賣給俄國人的茶葉,平均每年不超過100萬箱, 但在1852年卻達到了175萬箱, 買賣貨物的總價值達到1500萬美元之巨……由于這種貿易的增長,位于俄國境內的恰克圖就由一個普通的集市發(fā)展成為一個相當大的城市了?!?/span>[6](P164)
中俄兩國時局的變化會對這條路途漫長傳統(tǒng)茶葉貿易商路造成深刻沖擊。 在兩個半世紀的貿易中,恰克圖市場發(fā)展并非一帆風順。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國商人從中作梗, 乾隆帝曾對沙俄兩次違約給予關市制裁, 恰克圖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經歷過4次閉市的波折?[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侖戰(zhàn)爭導致俄羅斯社會動蕩,給中俄茶葉貿易造成沖擊,1811年經恰克圖運俄的白毫茶為46405普特,1812年便驟降為24729普特[8](P32-34)。特別是太平天國起義,對這一茶葉貿易路線的影響最為深刻。1853年,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以及上海小刀會起義切斷了閩茶向俄國運輸?shù)牟枞~路。同年,俄羅斯館駐北京第十三班達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報,詳述了動亂對閩茶銷俄的負面影響:“由于中國南方動蕩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購茶葉的商人將會寥寥無幾。因此,明年未必會有新茶運到。 叛亂者在整個長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經中斷?!?span id="drxz9hz" class="superscript" title="pagenumber_ebook=111,pagenumber_book=110">⑦中國內地時局之動蕩對中俄茶路的影響也引起了馬克思的關注,他在1857年發(fā)表的《俄國的對華貿易》一文中說:“1853年,由于中國內部不安定以及產茶省區(qū)的通路為起義部隊所占領, 起義者搶劫敵人的商隊, 所以運往恰克圖的茶葉數(shù)量就減少到五萬箱, 那一年的全部貿易額只有六百萬美元左右?!?/span>[6](P164)中俄茶路這條經濟動脈的受阻,激怒了俄國政客,他們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貴國內亂, 以致我恰克圖買賣連年壅滯。敝國欲迅速代平叛亂,貴國韜鈐以及文學,可期至善?!?/span>[9](第三編,P347)實際上,動亂對閩茶運輸路線的影響持續(xù)時間較長,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國政府報告起義軍占領了鄰接武夷茶區(qū)的崇安縣城, 切斷了武夷山與福州府之間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結果便是茶價的飆升,據(jù)報告,閩茶茶價上漲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將較為便宜的兩湖茶摻入閩茶之中,販運至恰克圖。
蒙古草原上的運茶駝隊(圖片來源于19世紀A. P Subbotin著《茶葉及茶葉貿易》)
兩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臨湘的聶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樓洞、崇陽和咸寧等地。太平天國起義平息之后,兩湖茶仍舊以福建茶的名義賣給俄國。出乎意料的是,兩湖茶非常適合俄國人的口味,故有遠見的一些中國茶商,開始公開輸入兩湖茶,而輸入福建茶之商人,則損失慘重,故福建茶之市場漸為兩湖茶所奪[10](P91)。加之, 武夷山區(qū)茶葉外銷開辟了經福州出口的路線,通過海路對英美等國輸出日增,經由陸路對俄輸出比重呈下降趨勢。閩茶向俄輸出的阻隔和兩湖茶之登場,為漢口成為中俄茶葉貿易路線之中樞提供了歷史契機。
19世紀初, 俄商對兩湖茶已經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國戰(zhàn)事對中俄傳統(tǒng)茶路的堵塞為中部茶葉向俄輸出提供了機遇。 中部茶葉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為主要來源地,這些地區(qū)從唐宋時期便已是中國的重要產茶區(qū)。中國茶葉自鴉片戰(zhàn)爭起大規(guī)模進入世界市場后,寧州紅茶、祁門紅茶、湖南紅茶和宜昌紅茶等為英國等國家所知。漢口位于華中產茶區(qū)的核心位置和黃金水道之上,與這些產茶區(qū)水系相通、陸地相連,自然而然成為茶葉發(fā)賣和輸出之門戶。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國內地采買,中俄傳統(tǒng)茶路自內地至恰克圖部分貿易一向為晉商所壟斷。但俄羅斯一直覬覦中國內地的茶葉生產基地,1851年與清王朝簽訂《伊利塔巴爾巴哈臺通商章程》,打開了中國西北邊疆的貿易門戶,新疆成為中俄茶葉貿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條約》 將中俄通商從西北邊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對陸路通商的條件約束,不加限制。特別是1862年中俄《陸路通商章程》更具標志性意義, 該章程打破了邊境貿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國內地直接從事茶葉采購、 加工、販運的權利,以及與天津通商的關稅優(yōu)惠。但從漢口運往天津的茶葉除在漢口繳納2.5兩/擔的出口關稅, 在天津還要交1.25兩/擔的子口稅。1866年,在俄國政府的強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稅,進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陸運費用, 但從漢口運至天津的茶葉不允許在周邊銷售,必須全部轉運至恰克圖到俄羅斯銷售。
這些條約和章程給俄商深入漢口內地收購茶葉以及茶葉的外運提供了便利條件。他們一方面深入漢口及其附近茶區(qū)積極從事茶葉收購、開設磚茶工廠, 改進磚茶壓制方法。1863年順豐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漢口及周邊的羊樓洞等地設廠制茶, 較中國茶商所生產,成本要低、品質更優(yōu),故獲利頗豐。到1895年, 在漢口從事磚茶制造和貿易經營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順豐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為繁盛。與此同時,英商也積極在漢口從事茶葉貿易開拓,英俄雙方在漢口展開了長時間的激烈競購[11](P55-59)。另一方面,為進一步降低運輸費用,俄商還調整茶葉貿易路線,開始水陸聯(lián)運。其方法和路線為,以漢口經營的重心和根據(jù)地,將附近茶區(qū)收購的茶葉和制造之磚茶集中在漢口裝船,運至上海,經中國沿海海路運至天津,再通過陸路運輸至恰克圖。這致使天津運往恰克圖的茶葉數(shù)額迅速增加,1865年為1647888磅,1866年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長5倍多[12](P117)。
位于漢口的磚茶廠(現(xiàn)在湖北省的武漢市。圖片來源于19世紀A. P Subbotin著《茶葉及茶葉貿易》)
俄商深入漢口并積極開拓茶葉路線,意味著俄羅斯憑借不平等條約所賦予的權利,努力擺脫晉商為中俄茶葉采買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傳統(tǒng)的茶葉貿易路線,晉商曾賺得巨大利潤,俄羅斯一直在試圖掌握茶葉貿易的整個路線。1867年恭親王等奏復山西商人的陳請中稱:“從前恰克圖貿易之盛,由于俄國人不能自入內地販運,自陸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買茶,不必與華商在口外互換, 因之利為所奪。”[13](P5600-5601)1868年的領事商務報告稱:“運往恰克圖的茶葉,大都不是在買賣城收購,而是在湖北收購,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經由最便宜的航道運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漢口——的俄國制成品來還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冊,P1306)隨著漢口茶葉貿易對俄輸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圖茶葉貿易中心的地位開始褪色,逐漸從屬于漢口的茶葉貿易,1866年在陸路總輸入磚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圖貿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隊商直接自漢口輸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時,陸路輸入磚茶185985普特,俄隊商自漢口輸入130537普特,恰克圖轉運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葉貿易路線,對長期經營該路線的晉商影響頗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謙奏折中曾提到:“從前張家口有西幫茶商百余家,與俄商在恰克圖易貨,及俄商自運后,華商歇業(yè),僅存20余家?!?/span>[15](卷24,P14)1900年,趁八國聯(lián)軍之亂,俄羅斯對華商加重稅收:“紅茶以分合稅一分,重華秤十一兩二錢,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計茶一箱,原本不過四十二三兩,稅銀約需四十五兩……磚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稅,合計所收數(shù)目均過于原本,以致赴俄華商半多虧歇,而庫倫至張家口一帶商務亦因之窒礙?!?/span>[16](P206)俄商的爭奪和俄國的重稅,擠壓了晉商生存空間,這也成為傳統(tǒng)晉商衰落原因之一。
與中國交界的恰克圖商城,整個院子都堆滿了裝茶葉的箱子。(圖片來源于19世紀A. P Subbotin著《茶葉及茶葉貿易》)
俄商還以漢口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葉收購和生產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國重要的茶市,該商埠連接著贛西北、贛東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產茶區(qū),俄商對此亦有所覬覦。1870年, 漢口俄國茶商派員到九江采購白毫茶和磚茶,發(fā)現(xiàn)該地茶葉質優(yōu)價廉。于是,原本在漢口從事磚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順豐等分別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開設磚茶分廠。1891年俄國人開始在九江生產方茶,一直持續(xù)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將市場退縮至漢口[17](P168)。與此同時, 俄商也積極從漢口向福州拓展磚茶生產基地。1872年俄商伊萬諾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購茶末開始生產磚茶。1875年, 他與漢口俄國茶商莫爾恰諾夫合伙開設了茶葉商行。漢口的巴納瑪洛夫、托克瑪科夫—舍維列夫等商行也選擇在福州開業(yè),當年底,“福州及福建內地俄商已設立了5、6個廠,1876年發(fā)展到9個廠之多”[18](P78)??傮w而言,俄商在福州經營并不成功, 最終同樣選擇退回漢口。在此情形之下, 漢口對俄國茶葉輸出至為重要,到1894年漢口直接裝運出口的茶葉為14.7萬擔,其中俄商占輸出總數(shù)的85%,漢口外貿市場為俄羅斯所獨占。
俄羅斯原本是發(fā)源于內陸的國家,一直試圖發(fā)展海洋實力,相繼打通了通往波羅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盡管如此,俄羅斯與英國、荷蘭等國以及后起的美國相比,航海事業(yè)發(fā)展相對滯后。因此,俄羅斯長期重視陸路通商貿易路線的開拓,通過不平等條約攝取陸路通商的稅收優(yōu)惠, 而遠洋海上通商貿易路線一直沒有得到發(fā)展。海路運輸茶葉在成本、人力投入、運輸時間節(jié)省等方面都極具優(yōu)勢,這是俄國茶葉運輸采取妥協(xié)措施、逐漸走向海陸聯(lián)運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陸聯(lián)運所經過之海陸實際上是在中國內河、沿海路線上運行,而遠洋運輸仍舊是俄羅斯茶葉貿易之短板。
漢口碼頭
俄羅斯遠東陸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嘗試將海運路線繼續(xù)拓展至東北亞。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給美國之前, 俄羅斯的俄美公司已經開始著手開辟遠東與中國沿海的貿易路線, 從19世紀50年代起每年平均從海路運進茶葉約8000普特, 約占俄國進口中國茶葉重量的3%⑧。1870年俄羅斯輪船貿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遠東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運。1873年俄國在遠東地區(qū)成立航運公司,公司兩艘海輪抵達漢口參與海路茶葉運輸, 經上海出??诤?, 通過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廟街)口岸進入黑龍江水路,水程約6000里。由黑龍江西上, 繼續(xù)借助俄羅斯國內的內河輪船又行約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車馬船只,水陸分運至各省鎮(zhèn)鄉(xiāng)[16](P206)。盡管有專業(yè)人士指出這一航線每年只同行6個月, 航運公司仍舊看好這個航線,因為“如果使用輪船,即可以縮減為70天;而且除了節(jié)省駝商隊貿易的全部投資的利息以外, 輪船運輸實際上可使每1箱茶葉省去6個盧布(3兩或18先令)的運費”⑨。經這條路線運輸?shù)牟枞~數(shù)量并不穩(wěn)定,1871年為647擔,1872年為1813擔,1875年為6053擔,1877年降為4385擔[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陸路通商章程》大幅酌減了各等級茶葉的稅率, 特別是海路運輸?shù)亩愂?,海路和陸路運費間的差額從每俄磅38戈比縮減為14.5戈比。進入19世紀80年代后,俄羅斯加大對遠東航線的開拓,從漢口轉上海后直接運往海參崴,如俄國“義勇艦隊”開辟了從漢口至海參崴的定期航線。但總體言之,俄國茶葉貿易一直受制于海運不發(fā)達之掣肘,1898年英國女歷險家伊莎貝拉·伯德記載, 進入漢口港船噸位英國為550000噸,其他國家僅有60624噸,其中中國和日本在這噸位中占據(jù)32099噸[19](P65)。漢口茶市對俄有重要地位,但從記載看,俄羅斯在漢口的輪船噸位極少,其航運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導致張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脅、天津港被迫關閉,這對漢口茶葉運輸路線從恰克圖向海參崴轉變起到關鍵性的推動作用[20](P195-218)。隨著1903年中東鐵路和1904年西伯利亞鐵路的建成,俄商從漢口等口岸用船將茶葉運海參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別是日清戰(zhàn)爭后開辟了漢口經上海到大連的路線,然后經鐵路運輸?shù)綒W俄的路線日益重要。在俄國方面,以往從恰克圖到莫斯科需要16個月運輸,憑借鐵路則壓縮至7周,每磅茶葉運費降至9美分;在中國方面,從天津運輸至恰克圖需要49~90天,故該陸路運輸則迅速被鐵路運輸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貿易特權及交通路線之便利,不僅將茶葉運輸至本國消費,還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觀,這對以晉商為主體的傳統(tǒng)商人又是一個打擊。對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體現(xiàn):“蒙古商務,向以茶為大宗,理藩部例有請茶票規(guī),為大宗入款。近來銷數(shù)頓減,不及舊額十之三四,實因西伯利亞鐵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華茶質低費重,難與競爭。”[21](P961)海路聯(lián)運另一優(yōu)勢在于,英國茶商在同俄商競爭中喪失價格優(yōu)勢,進入19世紀90年代晚期俄商開始獨占漢口茶葉外貿市場。
表1 晚清漢口茶葉經亞洲海陸運往俄羅斯的數(shù)量⑩
中國茶葉經由陸路被大量販運至俄國,但俄國茶葉真正消費中心位于歐洲部分,陸路運輸成本較海運要高,運輸時間較為漫長,且漸被少數(shù)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該路線茶葉運輸路線并不能有效滿足俄國消費者迅速增長的需求。18世紀晚期起,世界茶葉貿易的主導地位從荷蘭轉移至英國, 英國商人除供應英倫三島本土消費所需外,還在不斷滿足荷蘭、俄羅斯和德國北部的部分地區(qū)急劇擴張的茶葉消費。 從交通運輸條件看,歐俄同英國之海上商路遠比中國到俄羅斯的陸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國每年從英國大量走私茶葉。但19世紀50年代以前,俄國規(guī)定中俄之間的茶葉和皮貨貿易只能通過恰克圖進行,嚴格禁止俄國商人從中國經由海路輸入茶葉或者從英國進口茶葉,這是因為茶葉是陸路俄國商幫所從事的最重要的壟斷商品,國家從中取得高額的稅收收入:“在這些年里茶葉走私非常猖獗, 這種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額的關稅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圖壟斷商對俄國消費者勒索過高的茶價造成的。”?以19世紀50年代為例,俄羅斯從國外年平均輸入茶359900普特,從英國運至或走私至俄國的茶約每年有162500普特,約占全年茶葉進口額的45%。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馬克思看到了壟斷貿易對俄羅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對俄國的貿易策略做出預判,“可以看出俄國的努力決不只限于發(fā)展這種陸路貿易”,“它無疑地會利用任何有利的機會來設法參加同中國的海上貿易”[6](P164)。
馬克思的預判旋即得到應驗。1861年, 俄羅斯取消了陸路貿易壟斷權。1862年4月,為了阻止從英國等地進入歐俄猖獗的茶葉走私貿易所帶來的稅收損失,規(guī)定從海路把茶葉運進俄國的歐洲部分是合法的。經由海路將茶葉運入歐俄合法性的獲得, 勢必會對恰克圖的貿易產生沖擊。1867年,英國駐圣彼得堡大使館秘書朗雷(T. S.Lumley) 向本國上下兩院呈交一份分析報告,用客觀詳實的分析證明同等質量的茶葉, 從倫敦、哥尼斯堡或漢堡運抵莫斯科的費用,要比從恰克圖運抵莫斯科的費用低廉得多,為此他預言從中國到歐洲的茶葉貿易將會成為恰克圖貿易的有力競爭者,“雖然恰克圖貿易仍舊可以供應西伯利亞和俄國最邊遠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葉,并從中取得利潤,但恰克圖貿易卻不能和那個現(xiàn)在把茶葉供應給俄國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歐洲貿易競爭”[14](P1304)。 盡管各方都已看到歐俄與中國貿易的前景,但俄國一直被海運能力所困擾:1860年,英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據(jù)整個商品流轉額的23.9%,而俄國只占3.6%[22](上冊,P95)。直到1870年,俄國在世界商業(yè)航船和商業(yè)汽船總噸位中所占比例仍舊微乎其微。
中國式帆船
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是人類海運史上一件大事, 歐洲商船不必再繞經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經蘇伊士運河運達歐洲。航線縮短的直接結果是將中國茶葉運往歐洲的海運時間大大縮短,從原來三四個月減少為45~58天左右,從漢口到英國甚至可以壓縮到31.5天[23](P44-55)。俄商運茶船只在通過蘇伊士運河可直接運抵黑海的敖德薩或者巴統(tǒng), 不必如以前經過英國轉口。另外海運運輸量大,運費在各種交通路線中最為低廉。19世紀40年代,蘇伊士運河沒開通前,茶葉從廣州到倫敦的運費為30~40銀戈比/普特,19世紀70、80年代該路線茶葉運費跌落至3~4英鎊/噸, 而從恰克圖到莫斯科則要6銀盧布/普特。經由海路運輸茶葉的運費是陸路運費的1/7至1/8,那些經海路轉運歐俄的茶葉,銷售價格要比經西伯利亞運來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潤空間調動了俄商從事歐俄貿易的積極性:1870年初, 托克馬科夫和謝維廖夫貿易所從漢口運茶到倫敦;1871年2月,俄國海運貿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號”從敖德薩前往中國,5月從經吳淞口直抵漢口,滿載俄商由漢口采購的茶葉返回敖德薩,開辟了漢口歐俄的直接海路運輸路線?[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號”和“俄羅斯號”來到漢口運茶至敖德薩。1873年,“俄羅斯號”裝茶2012757磅,同樣開往黑海之阿得灑(即敖德薩)口岸[25](P7-8)。自此,凡供銷俄國歐境的茶葉,基本都由漢口裝船經地中海運抵俄國黑海之敖德薩。 在19世紀70年代,此茶葉運輸路線受到俄國和土耳其緊張局勢特別是1877年俄土戰(zhàn)爭的影響,俄國海運貿易公司的對華茶葉貿易經營十分不穩(wěn)定。
1878年俄土戰(zhàn)爭結束后,俄國打通了經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漢口與黑海敖德薩等地貿易得以恢復。俄國的“義勇艦隊”(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國海運貿易公司的船只,設立漢口——敖德薩之定期航線,掌握了漢口茶葉向歐俄運輸?shù)目刂茩啵韲凡笮惺瞧滟Q易總經紀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羅斯海軍艦隊的文件中談到了從漢口運送茶葉到敖德薩的方法。義勇艦隊成為新的海上運輸力量后,茶葉的運輸費用有所降低,俄羅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薩設立辦事 處,從事與漢口的茶葉貿易?[26](P529)。1885~1893年,經敖德薩海路進口的漢口茶葉增長了兩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羅斯從漢口向敖德薩運輸了7600多萬鎊茶葉,在19世紀80年代末運輸量達到了2000萬鎊左右?[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險家不無感慨地寫道:“俄國商人目前已經將茶葉貿易掌控在手中,他們在漢口和九江擁有生產磚茶的工廠,1898年俄國義勇艦隊有五艘蒸汽船裝載了茶葉駛往敖德薩,一艘駛往圣彼得堡?!?/span>[19](P65)到1893年時,通過亞俄邊境運輸?shù)闹袊浳镓浿禐?975.5萬盧布, 其中茶葉總價為1606.8萬盧布, 通過歐俄邊境運輸?shù)闹袊浳镓浿禐?343萬盧布, 其中茶葉總價為1325.8萬盧布,兩者之間相差已經無幾。
由于俄國商人直接并且積極地從事漢口茶貿易,經由敖德薩的海路貿易和經由天津的陸路貿易逐漸增加,每年經倫敦再輸出到俄國的茶葉逐漸減少,尤其是從漢口到敖德薩的茶葉貿易路線降低了俄國進口茶葉成本, 有利于本國消費者,卻威脅到英國再輸出茶葉貿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國有7艘船從漢口向敖德薩運茶26300噸,還租借了1艘英國商船運茶[28](P110),1896年情況同樣如此, 僅有1艘英國船從漢口向倫敦輸出茶葉??傮w言之,俄國通過海路將茶葉運往歐俄的茶路,受制于航運發(fā)展滯后的制約,還經常租借英國、德國船只支援運輸。盡管如此,漢口茶葉經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斷地運往歐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中俄海上運輸受到阻隔,俄商轉而從印度和錫蘭(今斯里蘭卡)進口茶葉,市場的轉移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fā),造成漢口對歐俄出口茶葉量的斷崖式下滑直至最終中斷。
表2 1880~1893年漢口至敖德薩貿易路線茶葉輸出量?
在中國飲茶風習傳入俄羅斯后,俄國內消費需求不斷增長。由于自身不出產茶葉,俄羅斯倚重通過與中國貿易取得足夠國內消費的茶葉,從18世紀到19世紀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為起點到恰克圖的著名萬里茶道。這一茶葉貿易路線中國部分主要由晉商主導,俄國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幫主導, 都帶有一定的貿易特權和壟斷優(yōu)勢。在此期間, 中俄茶葉貿易盡管受中國和俄國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影響,但得到較好延續(xù),迅速擴大了貿易規(guī)模,形成了與英國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陸路茶。 爆發(fā)于1851年的太平天國運動,致使閩茶外運困難,這給以漢口為中心的兩湖茶擔綱中俄茶葉貿易主角提供契機。漢口茶市憑借獨特的水陸交通優(yōu)勢、 毗鄰茶葉主產區(qū)的地理優(yōu)勢,成為英俄茶商競相爭奪的對象。面對英商的競購和競運, 俄商一方面深入產茶區(qū)積極收購、修建工廠改進磚茶生產方法提升品質,另一方面又意識到自身運輸能力的短板,通過與清王朝簽訂不平等協(xié)議取得陸路通商特權和海關稅收優(yōu)惠政策,開始積極調整茶葉貿易路線,將漢口茶葉利用長江內河、中國東部沿海運輸至天津再陸路運至恰克圖,或者運往俄國東部港口海參崴再使用鐵路運輸至歐俄。
蘇伊士運河開通后,俄商與英商開展正面運輸競爭,從漢口直接運輸茶葉至歐俄黑??诎栋降滤_。盡管受海洋運輸能力限制,但為了縮短運輸路線、減少運輸時間、降低運輸成本、避免運輸對茶質之損傷,俄商還是積極利用水路調整茶葉運輸路線。晚清中俄茶葉貿易的四條路線,都是以漢口為起點,漢口成為俄羅斯茶葉的重要來源地[20](P195-218)。19世紀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國市場后,廣州、福州等茶葉貿易港受到沖擊, 俄商的需求延緩了漢口茶市的衰落。19世紀末期, 中國茶葉將近一半出口至俄羅斯,1906~1916年超過60%的茶葉出口至俄羅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漢口茶葉對俄出口達到頂峰。但漢口茶葉輸出路線的開辟以及主導權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葉的質量控制也沒有實現(xiàn)內在化?。十月革命導致俄國消費需求發(fā)生變化,布爾什維克政府對茶葉貿易進行管制,以漢口為中心的對俄茶葉貿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國茶葉走向全球化的進程歸于失敗。
注釋:
①茶馬互市肇始于唐代、興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馬交換貿易為核心同西北少數(shù)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葉以后逐漸拓展到與俄羅斯的貿易往來,詳見劉禮堂、宋時磊《唐代茶葉及茶文化域外傳播考》,《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貿易述論——以茶馬互市為中心》,《中國社會經濟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葉貿易可參見蘇全有《論清代中俄茶葉貿易》,《北京商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羅斯開始對恰克圖市場進行規(guī)劃設計,并派軍隊于當年建成貿易市場, 中國商人則集資建立貿易城,這個貿易城被中國稱為買賣城。恰克圖位于現(xiàn)在俄蒙邊界界河的北岸, 買賣城則是現(xiàn)在蒙古國阿勒坦布拉格。
③這種茶葉由漢水運至距漢口350英里的一個大市鎮(zhèn)樊城(老河口鎮(zhèn)),在樊城起岸后,用騾子拖拉大車運往山西省靠長城口外一個重要城市歸化廳, 然后由歸化廳分銷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貿易志編輯室編《湖北近代經濟貿易史料選輯》第1輯,《湖北省志·貿易志》編輯室1984年,第11頁。
④這三條道商路分別是: 東路自烏蘭壩入察哈爾正藍旗界,經內札薩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爾貝子等旗游牧,入外薩克車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經達里岡愛東界, 入車臣汗部落之貝勒等旗游牧, 達于庫倫,由庫倫方達恰克圖,此東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壩、河洛壩,經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圖什業(yè)圖汗旗,至三音諾彥旗,分為兩路,其一西達里雅素臺科布多,其一東達庫倫,由庫倫達恰克圖,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門外西溝之僧濟圖壩, 經大紅溝、 黑白城子鑲黃旗牛群大馬群、鑲黃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蘇尼特王旗,經圖什業(yè)圖汗旗車臣汗部落之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魯倫河達庫倫,方達恰克圖。賈楨等《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66,故宮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頁。
⑤白毫茶是指用帶有細白毫毛的嫩葉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級的紅茶。見(英)莫克塞姆《茶:嗜好、開拓與帝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0年版,第253頁。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紀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國的國家與社會》,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頁。轉引自蔡鴻生《俄羅斯館紀事》,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38頁。
⑦格·爾《十九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團與俄中貿易》,《紅檔》1932年第3期,第154頁。轉引自蔡鴻生《“商隊茶”考釋》,《歷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對茶葉貿易的經營,可參見郭蘊深《中俄茶葉貿易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頁。
⑨《北華捷報》,1873年8月16日,第133頁。轉引自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2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頁。
⑩資料來源:1874~1880年間經俄屬遠東地區(qū)輸往俄國的漢口茶葉統(tǒng)計,孟憲章《中蘇貿易史資料》,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頁;1896~1903年漢口輸往俄屬太平洋口岸茶葉數(shù)量統(tǒng)計,郭蘊深《中俄茶葉貿易史》,第193頁。
?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轉引自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2冊,第1299頁。
?資料來源:1880~1884年原始數(shù)據(jù)來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陳慈玉《近代中國茶業(yè)之發(fā)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頁。1885~1893年數(shù)據(jù)來自米·約·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國各民族與中國貿易經濟關系史(1917年以前)》,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頁。前者原始數(shù)據(jù)單位為英鎊,后者數(shù)據(jù)單位為千普特,現(xiàn)統(tǒng)一折算為千克。兩者數(shù)據(jù)出入較大, 因前者來自英國領事報告記錄從漢口直接輸出的茶葉, 后者可能包括從漢口轉運至上海復出口的茶葉。
?張之洞曾試圖突破俄商對貿易路線的掌控, 見李靈玢 《論張之洞與漢口茶貿》,《江漢論壇》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貿易主導的質量控制的路徑可參見(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繅絲業(yè)的質量控制與組織變遷》,《宏觀質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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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世界茶葉看中國
中國茶貿看廣州
自“一口通商”起
廣州開啟了
中國茶葉商貿的黃金時代
一批批中國茶從廣州十三行出發(fā)
銷往全球
從而確立了廣州
在世界茶葉商貿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圖/視覺中國
歷經千百年積淀的今天
一箱箱中國茶又廣州芳村出發(fā)
銷往世界傳承茶貿文化
延續(xù)千年商脈
所以,業(yè)界有種說法
想做茶葉生意
都要來廣州芳村取取經
圖/視覺中國
茶貿歷史 源遠流長
廣州茶葉貿易唐宋就興盛
廣州人善飲茶,一句“得閑飲茶”的口頭禪道出了廣州人茶文化的精髓。不過,廣州自古是商貿重鎮(zhèn),茶文化天生就有濃厚的商貿味兒。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茶樓”人物喝茶生活雕像與環(huán)境。(圖/視覺中國)
早在漢代,廣州已是對外貿易港口,與東南亞、南亞一帶諸國通商,帶去絲綢、瓷器和茶葉等。茶葉出口貿易得益于廣東茶產業(yè)的發(fā)展和廣州的貿易地位。
唐宋時期,廣東茶產業(yè)發(fā)展很快,擁有從產茶、制茶再到賣茶的產業(yè)鏈。
唐代茶學家陸羽將全國產茶之地劃為八個區(qū)域,其中廣東屬嶺南茶區(qū)。陸羽還認為,這里的茶葉品質很好。
圖/視覺中國
從宋代開始,北方茶禮、茶俗集中傳入廣州,深入民間生活,進一步刺激了茶葉生產和貿易。這一時期,廣州已成中國第一大港、世界的東方港市。從廣州出發(fā)的“廣州通海夷道”最遠可到達紅海沿岸,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
良好的產業(yè)基礎和繁榮的外貿交往,讓廣州茶葉外貿走向興盛。當時,廣州與閩州、揚州和明州(今寧波)并列為全國四大茶葉外貿集散地,波斯、印度等地的商人都來廣州做生意,茶葉也成為熱銷品之一。
晚唐時期,茶稅是國家重要的財政來源,且廣州茶葉貿易帶來的稅收在全國占比不低。
中國茶明代從廣州遠銷歐洲
1275年,意大利探險家馬可·波羅來到中國。17年后帶著茶葉和瓷器返回歐洲,寫下世人皆知的《馬可·波羅游記》,令西方人更加向往這個神秘的東方古國。明清大量歐洲人來廣州買茶,與他帶回去的茶葉或許也有些關系。
明代,中國對海外貿易時開時禁,但廣州一直處于開放狀態(tài)。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有“海上馬車夫”之稱的荷蘭商人第一次把中國茶葉由廣州運往歐洲,開啟了中國茶葉作為商品進入歐洲市場的時代。
圖/視覺中國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凱瑟琳遠嫁英國王室。凱瑟琳不太喜歡當時流行的咖啡,更偏愛中國紅茶。當時,茶葉在英國十分稀有,被視為“治病救人”的高貴藥材,一般人根本舍不得拿來喝。凱瑟琳帶了幾箱茶葉到英國,每天都要喝上一杯,又常在宮廷舉辦茶會,由此被稱為英國歷史上第一位“飲茶王后”。
飲茶漸漸成為上流社會的時尚,激勵著西方商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購買茶葉。
“當時鐘敲響四下時,世上的一切瞬間為茶而停。”這句流行于17世紀英國的民諺描述了這樣一幅場景:人們熱切期望著午后那一刻的到來,沏上一壺紅茶,消遣悠閑時光。
清代十三行建全球茶葉貿易體系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國開海貿易,設立了粵、閩、浙、江四海關。表面上是“四口通商”,但外商還是喜歡在廣州做生意。隨后康熙也御批,欽定廣州作為全國唯一的茶葉對外通商口岸。
開海之初,清廷還沒有成型的外貿管理體系,外國商船不好???,貨物也不好銜接。于是,珠江邊就出現(xiàn)不少牙行商戶,他們專門幫助外商集散貨物,受到歡迎。
后來,政府就干脆招募十三家有實力的“牙行”充當中間商,與外商做生意,并代征繳關稅,俗稱十三行。
《廣州十三行圖》; 圖/視覺中國
1720年,政府又設立針對茶葉外貿的官商組織——公行行商。自此,茶葉出口實際上就成了行商與外商之間的交易,全國各地茶葉均自廣州銷往海外。
當時供應歐洲的茶葉主要來自福建和安徽等地。每年3月,外商根據(jù)本國貿易公司的需求,與十三行行商簽訂茶葉買賣合約,行商據(jù)此向本地茶商收購茶葉,茶商之下又有茶莊、茶販,直到貿易鏈底端的茶農。
圖/視覺中國
廣州茶文化促進會會長黃波說,這一鏈條就是當時廣州建立起來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全球茶葉貿易體系,留下了許許多多的傳奇故事。
1785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滿載2460擔紅茶、562擔綠茶以及部分其他物品,從廣州回到紐約,所載茶葉很快銷售一空。美國本土也掀起了第一次“中國熱”。
一位美國史學家這樣描述當時的場景:“在美國每一條小河邊上的每一個小村莊,連一艘可乘5人的帆船都在準備出發(fā)到中國廣州裝茶?!?/p>
商業(yè)文化 影響世界
金山珠海 天子南庫
廣州“一口通商”時期,十三行的發(fā)展達到了巔峰,每年靠岸的洋船多達200艘,全國名茶紛紛運抵廣州,再漂洋過海,銷往全球市場。廣州由此積累了大量財富,茶葉產業(yè)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fā)展。
清初大儒屈大均用“銀錢堆滿十三行”來形容廣州當時的殷實和富足。到19世紀,廣州十三行每年的稅銀收入一度突破180萬兩,是清政府年關稅收入的40%,十三行由此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圖/視覺中國
黃波說,明代與清代前期,絲綢和陶瓷是出口的核心商品,但到了清代中期,茶葉已經成為第一大出口商品。可以說,當時的巨額財富,很大一部分來自茶葉貿易。廣州茶葉貿易也刺激茶葉產業(yè)的大發(fā)展。廣州博物館館員林暉表示,明代后期,廣東有27個產茶縣,廣州“一口通商”后,花縣(今花都)在清同治、光緒年間就有十余間茶行。鴉片戰(zhàn)爭前,廣東產茶縣增加到70個,全國有651萬人從事茶葉產業(yè),約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2%。不過,最為驚人的還是那些商人。當時以盧、葉等四大行商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可以說是“富可敵國”。他們與晉商、徽商一起,被稱為清代最有實力的三大商幫。
長遠眼光 不拘小節(jié)
十三行商人的財富積累,有特殊制度因素,也與廣州濃厚的商業(yè)氛圍有關,人們不僅開放意識強,還擁有全球視野,長遠眼光。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夏季,有英國商人向廣州行商購買了1402箱茶葉。因運輸匆忙以及技術原因,在包裝和運輸時沒有很好地進行防潮處理,經過幾個月的海上航行,到達英國港口開倉時,才發(fā)現(xiàn)茶葉發(fā)霉變質。英國商人沮喪至極,懷著試試看的心態(tài),將茶葉運回了廣州。
圖/視覺中國
當廣州行商接到英國商人要退貨的消息后,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不是一筆小數(shù)目,再說貨已經離岸。不過,當時行商首領潘振承卻認為,英商不是惡意退貨,這批茶葉發(fā)霉,很有可能會讓這些商人破產。如果他們破產了,也會影響以后的茶葉生意。于是,在潘振承的力主之下,中國茶商達成一致意見,如果茶葉確實出了問題,除了退茶,別無二話。這讓久經商場的外國商人大為驚訝,沒想到廣州商人如此善待貿易伙伴,由此,廣州商人也贏得了更好的口碑。在當時的歐美市場,茶葉箱上只要貼著十三行商號的標志,就是品質的象征,可以賣出高價。潘振承第八代后人潘剛兒曾說,潘振承特別積極地參與當時還是一項新鮮事物的“全球化貿易”,且以誠信為本,故而能成為行商首領。
善于洞察 敢嘗敢試
廣州人還心底細膩,善于洞察,還敢闖敢試,實干興業(yè)。同樣是運輸途中茶葉出現(xiàn)變質,廣州人卻意外發(fā)現(xiàn)了加工普洱茶的奧秘。
圖/視覺中國
據(jù)史料記載及廣東老茶人回憶,今天大名鼎鼎的“普洱茶”大約起源于清末。當時,全國各地的外銷茶葉都要運來廣州。其中,云南普洱的曬青茶運過來,路途少則三五個月,多則半年以上。陸路日曬雨淋,水路潮濕悶熱,有些茶葉需要重新翻曬。等到了廣州,這些茶葉的外形和內質都會發(fā)生變化。
細心的廣州人發(fā)現(xiàn),發(fā)生變化的茶葉,如果沒有發(fā)霉,經沖泡后,茶湯之味厚重醇和,湯色紅亮,還有淡淡陳香,很適合老廣的口味。于是,一些人仿效此法,將曬青茶放入地窖儲藏,控制好濕度和溫度,定期翻包透氣、散熱,歷經一兩年時間的“后發(fā)酵”,形成獨具特色的“廣東茶”,因原料茶葉多產自云南普洱,遂取名“普洱茶”。
圖/視覺中國
續(xù)寫傳奇 賡續(xù)商脈
19世紀中葉之后,中國茶葉不再僅從廣州出口,廣州茶葉貿易勢頭回落。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史又一次選擇了廣州,芳村又重續(xù)茶緣?!爸袊璩强磸V東,廣東茶城看芳村”。
走進芳村大道西,但見“紫砂壺”雕塑高懸,一看就是茶城的“地理標識”。這里是亞洲規(guī)模最大、品種最齊全、成交量最大、輻射面最廣、商鋪最集中的茶葉集散基地和品牌孵化地。短短30多年間,曾經的城郊田野已成中國茶貿重地??此婆既?,實則必然。
芳村茶葉市場內 (圖/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 徐雯雯)
芳村茉莉花茶 拉開繁榮新序幕
歷史上的芳村以花聞名,有“嶺南第一花鄉(xiāng)”的美譽。其實,這里也曾是茶香之地。只可惜,20世紀初,因糧食緊缺,村民被迫毀茶種糧,種茶因此式微,但種花依然很盛。
因此,1956年,輕工業(yè)部將我國第一家天然香料廠,建在芳村花地,原料就是當?shù)氐能岳蚧?、白玉蘭花等。由此,芳村大量種植香花,茉莉花尤為突出。
20世紀60年代初,來自肇慶的廣寧人將家鄉(xiāng)的野山茶運到芳村洞企石路,加工茉莉花茶。由此拉開廣州芳村茶葉市場繁榮的序幕。
圖/視覺中國
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南粵大地。有了廣寧人拓荒的芳村,茶葉商機無限。加上附近廠房租金便宜,空地足夠,聚集的茶商越來越多。當時外地茶農茶商都把茶葉運到芳村來烘焙加工。一個有一定技術和銷售網(wǎng)絡的茶葉市場初步形成。
各地茶區(qū)的人為了打開銷路,也不遠千里來到芳村推銷茶葉。有人看到這里生意好做,就干脆租個鋪位做生意。新舊茶商共處一地,形成良性競爭,誕生很多新茶品牌。
就這樣,芳村茶業(yè)口碑漸漸遠近聞名,吸引眾多追夢者前來“淘金”。呂小勤就是其中之一,20世紀八九十年代,呂小勤從湖南老家來到芳村,創(chuàng)辦大益春光茶行。和其他茶商一樣,呂小勤最看重的是廣州優(yōu)異的商業(yè)環(huán)境和芳村在茶業(yè)領域產業(yè)積累。
圖/廣州日報· 新花城記者:廖雪明 通訊員:黎振建
茶商云集檔口“一鋪難求”
市場蒸蒸日上,政府因勢利導。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洞企石路兩旁建起了正規(guī)的茶葉商鋪,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1000多戶茶商。
當時,人們可以與原聚居于此的老茶商打聽行情,也可以與從產茶地區(qū)遠道而來的“過江龍”詢價問貨,還可以同“下海”創(chuàng)業(yè)者以茶“嘆”人生。
各地茶商都想在芳村開一個檔口,不光為了賣茶,更為了及時掌握行業(yè)信息。雖有商鋪千萬間,仍“一鋪難求”。
一批批“淘金者”來到芳村,或首次涉足茶業(yè),或轉行從事此業(yè)。廣東雷州人李江就是轉行而來的。他原本是音響設計師,但一直喜歡飲茶,也喜歡收藏茶葉,轉行前已收藏了十幾噸茶葉。
2007年,經過一番心理斗爭之后,李江在芳村找了個檔口,正式踏入茶市。他將自己的姓氏“李”分拆成“十”“八”“子”三個字,給店鋪取名“十八先生”。李江說,當時生意很好做,只要有貨,就有買家找上門。
“十八先生”創(chuàng)始人李江與茶有很深的緣分。 (受訪者供圖)
后來,李江又在旁邊的啟秀茶城開了一個旗艦店。在這里,已是廣東省茶促會副會長的李江告訴記者,當時他選擇在芳村開店,也是看重這里的商業(yè)環(huán)境。
“要做茶生意,誰不想來芳村開店?這里有商業(yè)底蘊,還有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絕對優(yōu)勢,有一整套茶產業(yè)體系?!?/p>
“芳村價格”成全國晴雨表
從一條小街開始,短短二三十年,茶葉市場的“芳村經驗”“芳村價格”已經輻射到全國各地。
對此,潮州人莊世偉深有體會。他曾經在芳村茶葉市場打拼10多年,如今在老家賣茶。雖人在潮州,但生意的根還是在芳村。
“我們多到芳村拿貨,有些本地茶的價格也參照芳村,因為芳村的價格能夠反映真實行情?!鼻f世偉說。
莊世偉所說的“芳村價格”,與東和茶葉“掌門人”陳軍日的一次思考頗有關系。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陳軍日曾說:“有一天,我路過一家房地產中介,看到琳瑯滿目的價格貼在窗口,公開又透明,我心想為什么茶業(yè)不能這樣做呢?”
基于這樣的思考,2010年,陳軍日正式推出東和茶葉價格指數(shù)平臺,這也是全國首家茶葉指數(shù)交易平臺,實時展示1000多種茶葉價格信息,為市場交易提供參考,目前平臺日訪問量高達150萬次。
這樣的指數(shù)平臺,在芳村至少有6家,被業(yè)界統(tǒng)稱為“芳村指數(shù)”,也被譽為中國茶葉市場“晴雨表”。
圖/廣州日報· 新花城記者:廖雪明 通訊員:黎振建
傳承城市精神 延續(xù)廣州商脈
當下,芳村茶產業(yè)正在提質升級,從傳統(tǒng)商貿加速向現(xiàn)代商貿轉型。廣州“十四五”規(guī)劃提出,要優(yōu)化發(fā)展芳村茶葉等特色商圈。
荔灣區(qū)高度重視芳村茶產業(yè)發(fā)展,印發(fā)實施《芳村茶葉商圈提質升級三年行動方案(2022-2024)》,要將這里打造成現(xiàn)代化茶葉市場綜合交易展示中心,人們在這里不僅能完成傳統(tǒng)的交易、倉儲、集散,還能得到產業(yè)孵化、品級認證等服務。
用產業(yè)吸引人,用服務留住人。據(jù)芳村茶葉市場屬地政府石圍塘街道提供的信息,芳村茶葉市場目前有26個主要經營主體,近4000家商戶,從業(yè)人員過萬人。市場匯集了國內各產地綠茶、紅茶等6大系列1000多個品種。
黃波說,以芳村為代表,廣州是當代中國茶業(yè)第一城市,背后體現(xiàn)的還是廣州這座城市的商業(yè)底蘊以及開放務實、敢闖敢試的城市精神。
與十三行時代相比,如今芳村茶葉的內銷比重要大得多,不僅延續(xù)了商脈,豐富了文脈,還折射了國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來源: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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