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煎茶茶藝

(《吃茶去》雜志)歷代喝茶的方法各有不同，以宋朝點茶法最為繁難、復雜、奢靡和講究。

宋代點茶法，簡稱宋點，即“以湯注之”，就是以沸水點注入茶盞。此等舉手之勞，何言繁難?且容我徐徐道來。

宋代點茶不同于魏晉煮茶、唐朝煎茶、明清以降的泡茶。一是必先調膏。宋時不再將茶入釜煎煮，來人敬茶，需在碗里放入茶末(事前經過炙、碾、磨、羅)，注入少許水，攪動調和成像溶膠一樣的茶膏，以備點茶之用。

二是聽聲辨水。凡喝茶，皆需侯湯，即等待水沸。唐代煎茶用鍑(即敞口鍋)，可以直接觀察到水沸的全過程。宋人別出心裁，棄鍑而用湯瓶。瓶不透明，只能“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jié)?！蹦纤卧~人李南金曾賦詩一首：“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磁杯?！贝四寺曓q之詩：一沸，聲如階下蟲鳴，又如遠處蟬噪;二沸，如滿載而來，吱吱啞啞的車聲;三沸，如松濤洶涌、溪澗喧騰。這時候趕緊提瓶，注水入甌，慢不得半步。

如何侯湯辨水，這首詩說的夠清楚了。但有人挑出了毛病，質疑者羅大經，李南金之故友也。他說“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于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淪之，然后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耙破咳セ稹保苑罍斑^于老而苦哉”，想必是羅氏日常烹茶之心得。故賦詩以糾正道：“松風桂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后，一瓶春雪勝醍醐。”(羅大經《鶴林玉露》)

我等粗俗，暗自思忖：不就是燒瓶開水嗎?何至于這多說辭，這般匡正，搞得無所適從。然古人執(zhí)拗，認定“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羅大經《鶴林玉露》)非要分出個一、二、三沸，聽出水的細微變化，說出個真章來，玩的就是這種絕活。

三是注湯擊拂。就是一手執(zhí)瓶注水，一手以茶筅(一種打茶的工具，小炊帚狀，多為竹制)擊拂茶湯。注湯擊拂是宋朝點茶法的重頭戲。

檢點宋代的茶事，離不開“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的宋徽宗。這位把皇帝做到俘虜份上的趙佶，視茶事重于國事。風雨如晦，國事艱危之際，仍頻頻延臣賜宴，必欲以高超的茶藝“俘虜”群臣。他尤擅點茶，妙手工巧，存乎一心?；兆谟醒裕?/p>

“妙于此者，量茶受湯，調如融膠。環(huán)注盞畔，勿使侵茶。勢不欲猛，先須攪動茶膏，漸加擊拂，手輕筅重，指繞腕旋，上下透徹，如酵蘗之起面。疏星皎月，燦然而生，則茶之根本立矣。第二湯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線。急注急上，茶面不動，擊拂既力，色澤漸開，珠璣磊落。三湯多置，如前擊拂，漸貴輕勻。周環(huán)旋復，表里洞徹，粟文蟹眼，泛結雜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湯尚嗇。筅欲轉稍寬而勿速，其清真華彩，既已煥發(fā)，云霧漸生。五湯乃可少縱，筅欲輕勻而透達。如發(fā)立未盡，則擊以作之;發(fā)立已過。則拂以斂之，結浚靄，結凝雪，茶色盡矣。六湯以觀立作，乳點勃結，則以筅箸之，居緩繞拂動而已。七湯以分輕清重濁相，稀稠得中，可欲則止。乳霧洶涌，溢盞而起，周回旋而不動，謂之咬盞。宜勻其輕清浮合者飲之?！锻┚洝吩?，“茗有餑，飲之宜人，雖多不為過也?！?宋徽宗《大觀茶論》第15節(jié)，點茶)

此乃《大觀茶論》最為精彩之筆，后人稱之為“七湯點茶法”，將擊拂之輕重、快慢、指繞腕旋的手勢，將注水何時多注，何時尚嗇，何時少縱，何時急注，何時周回一線，講的一清二楚。細細品味，點茶之法，點茶之樂，點茶之妙，點茶之神，盡在其中矣。每讀至此，一場精妙的茶道表演如在眼前，讓人不禁尖叫：這哪里像大宋皇帝，乃一“神級”“茶博士”也。

宋徽宗曾在延福宮茶宴群臣，讓太監(jiān)取來兔毫盞(建窯貢瓷茶具)，當眾進行分茶表演。分茶是當擊拂過程中湯花泛起時，用小勺子攪動茶水，令茶湯紋脈幻化出花鳥蟲魚、山川草木等圖象，狀若繪畫。此茶之變也，時人謂之茶百戲、水丹青。此等注湯幻茶的技藝，瞬息多變，出神入化，乃點茶之勝景，追求的是更高的烹茶技藝和更美的視覺享受，深為當時的文士墨客所雅好。那位“嗜茶天子”自然深諳此道。但見他指繞腕旋，注湯擊拂。往雅里說，曰“輕攏慢捻抹復挑”;往俗里說，叫用小勺子在茶碗里啪嘰啪嘰一頓攪。不一會，白色的湯花如堆云積雪，茶面上呈夜風吹拂，疏星朗月之狀，極富悠雅清麗之韻。在宋徽宗眼里，點茶、分茶是高雅的藝術，無礙皇帝之尊嚴。他非常得意地對諸臣說：“此自布茶”。(《延福宮曲宴記》)說這是我親手施予的茶，諸臣接過御茶品飲，皆俯首山呼萬歲。這種場面，讓我驀然想起“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噫吁嚱，不知亡國之恨者，更有亡國之君。延福宮曲宴之后未幾年(靖康1126年-1127年4月)，“二帝北狩“，即徽宗與欽宗俱被金人俘虜。靖康之恥，與茶無涉，罪在廟堂，罪在弊政也。

點茶后來淪為“齪茶”，確鑿的說是我不曾料到的。南宋《夢粱錄》載：“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點送門面鋪席。乞覓錢物，謂之‘齪茶’”。是說彼時街司衙兵百司等人，挨門挨戶，以點茶為名，表演茶百戲、水丹青之藝，強行索取錢物，污了點茶的名聲。點茶法過分倚重技巧，夾雜了雜技雜耍的成分，走向異化，把喝茶變成“玩茶”。然而，無論怎樣排解，我終是不愿看到這種“死乞白賴”的角色與點茶法扯上半毛錢的關系。

宋代以后，隨著炒青替代蒸青，散茶替代餅茶，點茶法漸次式微，今失傳久矣。幸有趙佶的《大觀茶論》、蔡襄《茶錄》、宋子安《東溪試茶錄》、黃儒《品茶要錄》等一批茶學著作，以及《宋徽宗趙佶文會圖》、劉松年《茗園賭市圖》、趙孟頫《斗茶圖》等筆意精妙的傳神畫品和蘇軾、陸游等詠茶詩文，點茶分茶之狀宛然在目，讓我們得以回望史上最牛、最博眼球的茶藝。

【原題：宋點，想說愛你不容易。摘自2016年第2期《吃茶去》雜志;作者：袁振生(山西陽泉)】

苦澀是茶葉梗間與生俱來的天然滋味，但人類用智慧和對美味的不懈追求將這一絲苦澀降至最低。

茶、在中國被譽為“國飲”，數千年來一直有其傳承的歷史脈絡;然在歷史的狂流沖擊下，有許許多多曾經煊赫璀璨的知名茶人或是他們的名聲，卻如昨日之夢，只留下了模糊蒼寥的痕跡;歲月的流轉，將那些聲名遠播、神采奕奕的身影，都蕩滌如浮漚，乍現乍滅……?？芍^是人生之短，注釋之長。歷史如是嘆息!

然而，一位哲人說過，再匆忙的過客，也或多或少會留下一抹身影。如是，回味抑或回憶也就由此產生……。

——本文題記

常魯，字伯熊(生卒年不詳)，安徽臨淮人(今安徽泗縣)。常魯是中唐時期茶人，他與“茶圣”陸羽在唐時都享有盛名，尤其是他對陸羽的茶說頗有研究，并在發(fā)展陸羽茶學的同時，也寫了有關茶葉功效方面的書，但遺憾的是未見傳世。所以，常魯在中國茶史的長卷中依然是名不經傳，人們所知道的也只是在不多的古藉中記載有他與茶的故事：如唐代的封演，宋時的陳師道、歐陽修以及清時的程作舟等人，他們在相關的著述中記述有常魯烹茶的趣聞軼事。

茶有很多的別稱，如“甘侯”、“森伯”、“清友”、“馀甘氏”等等。而“滌煩子”這個茶的別稱就出自常伯熊。據《唐中史補》記載：監(jiān)察御史常魯公(即常伯熊)于唐建中二年( 781 年)，作為入蕃使判官奉詔入蕃商議結盟時，一日在帳蓬里煮茶。有一個叫贊普的人問他在烹什么，常伯熊說:“滌煩療渴，所謂茶也”。因呼茶為“滌煩子?！睂Υ耍迦耸┘缥嵊性娫?“茶為滌煩子，酒為忘憂君，即指此也?！倍璧牧硪粋€別稱——“馀甘氏”的故事，則是出自宋人李郛的《緯文瑣語》一文，李郛說:“世稱橄欖為馀甘子，亦稱茶為馀甘子。因易一字，改稱茶為馀甘氏，免含混故也?！薄瓡r有竹林逸士，木下樵夫，蓮花歌者，清蓉之姝，皆海內名士也。四人者，士，是指陸羽;樵，是指常伯熊;蓮，是指謝杼山;姝，是指李季蘭。通過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知道，陸羽和常伯熊在當時已經是很有名氣了，尤其是常伯熊和陸羽一同推廣茶文化，“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

然值得關注的是，唐代的封演卻是給予了陸羽和常伯熊一貶一褒。據封演《封氏聞見記》卷6記載：

“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蜓圆苌撇枵撸罟珵檎堉?。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zhí)茶器，口通茶名，區(qū)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為啜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請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人。既坐，教攤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茶博士。”

封演講述的是：御史大夫李季卿來到江南臨淮，見到了常伯熊，驚為天人，看著常伯熊手口不停，說著茶名茶性，煎沖泡飲，李季卿非常滿意。不久他又見到了陸羽，陸羽表演了幾乎和常伯熊相同的一幕，李季卿卻沒有再一次感動，只是讓奴子給了陸羽三十文賞錢。陸羽是日常交游名流，一直是清高自詡，而如此待遇，讓他感到難堪，甚至認為是恥辱，回去后就寫了一篇《毀茶論》。

封演是唐玄宗天寶末進士，撰定《封氏聞見記》應該是在德宗貞元以后。而陸羽是逝于貞元二十年(804)冬，享年72歲。封演和與陸羽是同時代人，所以，封演所記錄的人和事應該是可信的。封演說常伯熊的茶道藝術表演，是閱讀陸羽《茶經》后，模仿其中飲茶程式并加以藝術化，使之更適合表演，結果贏得了御史大夫李季卿的贊賞，一時傳為美談。這里所謂的“茶道藝術”和時今的“茶藝”概念是有區(qū)別的，前者偏重于“道”，即飲茶時的精神追求;后者偏重于“術”，即品茗技藝。

《唐書》是記載唐朝歷史的紀傳體史書，作者劉晌在《唐書》中也有類似的記載：他說“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代宗時，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边@樣，人們就有理由相信，陸羽在為御史大夫李季卿煎茶后，非但沒能得到御史大夫的稱贊，反而是遭到了不屑一顧的嘲諷，真是造化弄人。盡管當時陸羽還沒有“茶圣”的榮耀，可那《茶經》也是字字珠璣，總不至于被貶為“煎茶博士”吧?那么，當時的“茶博士”是指什么呢?說白了，就是茶館里沏茶跑堂的堂倌。唐人王敷撰寫的《茶酒論》中，就已經已經說過“酒店發(fā)富，茶坊不窮”。其時，茶坊這個產業(yè)已經形成了。而茶坊、茶館里沏茶跑堂的堂倌就是稱“茶博士”?！安┦俊钡拿Q最早起源于戰(zhàn)國時期，是一種官職名。到了漢武帝時，“博士”漸漸由官職演變?yōu)榻搪?，且逐漸向專業(yè)方向發(fā)展。至魏晉之后，博士已經成為專精一藝的職官;如任用精通天文、星歷的人為歷博士、卜博士等。延續(xù)到唐宋時期，就將精通某一種職業(yè)的人稱為“博士”。而民間也借用這個稱呼來借指一切專業(yè)人士。當時，煎茶、點茶都需要很高的專門技藝，因此對茶館的主人或伙計就稱呼為“茶博士”。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有很多關于“茶博士”的描寫，如關漢卿《緋衣夢》第三折中有“自家茶博士，開了道茶坊著有甚么人來”的記載;而《水滸傳》和《三言兩拍》等也都有“茶博士”的描述和記載。想來，真是足有所長，目有所短，目之不及，縱是御史大夫也難免臆斷啊。所以，陸羽只能是憤憤地寫下了《毀茶論》，其個中滋味只有自己品嘗了。

對于陸羽的《毀茶論》，后人是有褒有貶，看法不一。陸游《劍南詩稿》中有《試茶》詩曰：“難從陸羽毀茶論，寧和陶潛止酒詩”;特別是在《幽居》詩中還有“愛眠新著毀茶文”之詩句，著實是有些調侃陸羽的味道。當然，陸游還是很崇拜陸羽的。由于嗜茶，陸游曾仔細地研讀陸羽的《茶經》，他以自己是陸羽的宗族為榮，并將陸羽“桑苧翁”的雅號移來借用。他在《安國院煎茶》一詩中寫道：“我是江南桑苧家，汲泉閑品故園茶?！彼踔翍岩墒顷懹鹜猩俗约?，以致在《戲書燕幾》詩里寫道：“水品‘茶經’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詩中的“竟陵翁”就是陸羽，因為陸羽是復州竟陵(今湖北天門)人，故稱之“竟陵翁”。

陸羽因茶藝表演受到羞辱之事，明代《花裹活》中也有類似記載：作者陳詩教說李御史自認為高雅，見陸羽是布衣，出身微賤且又矮又黑，且在煎茶時竟然是衣冠不整，故出言不謙且百般嘲諷，以至陸羽氣得拂袖而去。陸羽潛心研究茶史，對于茶道也是十分精通，在江湖上亦是頗有影響，可他卻沒想到在自己聲名大振之時遭此侮辱，所以他異常氣憤地寫下了《毀茶論》。這些描述和推測應該是有根據的。如有人說“季疵”是陸羽34歲時，受李季卿之辱后，取“季卿所疵”之意，這個說法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是，這些記載都清清楚楚地表明：常伯熊是唐代臨淮人，對茶藝茶道有頗深的研究。同時，常伯熊應與陸羽相識并有交往。當然，還有文章稱常伯熊對陸羽的茶學不僅僅是研究，他還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陸羽的茶學理論，而唐時的茶藝茶道也因常伯熊的推動而更加盛行。

從史料記載中可以看出：早在唐代，茶藝的基本程式已經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進行表演。所以，常伯熊在表演茶藝時就有了特定的服飾、程式和講解，具有一定的藝術性和觀賞性，使當時的茶藝成為了一項表演藝術形式。其時，茶藝的基本程式是陸羽制定的，但經過常伯熊“廣潤色之”后才“茶道大行”，經過常伯熊進行加工“潤色”才在社會上流行起來。既然陸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所以“李公心鄙之”，而陸羽的表演又是“教攤如伯熊故事”，可見陸羽也是接受了常伯熊已經“廣潤色之”后的茶藝程式。所以，李季卿自然就將陸羽視為“茶博士”且“令奴子取錢三十文酬茶博士”。

中國茶葉博物館學者陳暉在《法門寺唐茶具文化內涵及淵源綜考》一文中，對陸羽和常伯熊的茶道表演及特點作了比較，他說：“……很顯然，常伯熊為‘富貴茶道’而陸羽是‘儉樸茶道’;前者浮華而賞心悅目，后者卻樸實平淡，蘊含哲理。李公不識，足見淺薄之人也!《毀茶論》之說，顯系后人編造，若陸羽如此不堪一擊，焉得有茶道之道?!而且，也正是在陸羽不遺余力的推廣下，才有常伯熊們的‘廣潤色之’以至‘王公朝士無不飲者’?！?/p>

著名茶文化專家陳文華在《中國茶藝的幾個問題》中，對唐時陸羽、常伯熊為李季卿表演茶藝一事予以了關注。陳文華先生認為，早在唐代，中國茶藝的基本程式已經形成，而且可以為客人或貴賓進行表演。尤其是常伯熊將陸羽制定的茶藝形式予以“廣潤色之”，即進行了很大的改進并有所提高，從而才導致了其時的“茶道大行”。另外，常伯熊在進行茶藝表演時，已經有了較為完整的程式，包括服飾、講解和茶具等等。所以具有一定的藝術性和觀賞性。陳文華對陸羽寫《毀茶論》也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陸羽的茶藝表演不如常伯熊，所以才有了“李公心鄙之”的事件發(fā)生。而現今人們看到的《茶經》中有關煮茶的程式，完全有可能是陸羽參考常伯熊的茶藝程式后而“潤色”修訂的。更有茶學專家認為：常伯熊既非官員(注：常伯熊是唐建中年間監(jiān)察御史)，亦非平民百姓，從其著“黃被衫、烏紗帽”，亦即黃帔、玄冠，是為高道冠服來看，當是道士。而中國茶道是在道家思想的直接影響下而形成的，在中國茶道的形成過程中，以道家對其影響最大，儒家次之，佛教又次之。所以說，常伯熊精于茶藝，且對陸羽《茶論》(《茶經》的前身)進行了“廣潤色之”，以致促成了唐代“茶道大行”，而陸羽所著《茶論》則是奠定了茶道的基礎。這種分析也是可信的有道理的。

歷史上，第一個用詩來嘲諷陸羽的人是宋代的唐庚：北宋進士唐庚能詩文、通世務、性嗜茶，曾撰《斗茶記》，記述了自己與同好斗茶于寄傲齋之情景。唐庚的《嘲陸羽》一詩載于《全宋詩》中，詩曰：

陸子作茶經，竟被茶所困。其中無所主，復著毀茶論。

簡覽傲長者，彼自愚不遜。茶好固自若，于我有所恨。

便當脫野服，洗盞為一獻。飲罷挈茶去，譬彼澆畦畹。

君看禰正平，意氣真能健。達與不達人，何啻相千萬。

詩中的禰正平是漢末文學家，恃才傲物，善言性剛。所以，唐庚用他與陸羽進行對照和比較。

唐庚嘲諷陸羽，這在中國茶史上也是尚屬先例，尤其是他以詩所述且嘲之有三：一是認為著有《茶經》的陸羽不應該輕率地寫什么《毀茶論》，這似乎有失他的身份;二是說陸羽太“簡傲”，與茶人的“精、行、儉、德”的精神不符;三是說陸羽著野服實屬不當。唐庚還說：陸羽不如禰正平之處就在于缺少一點“意氣”，為人為學不應以“達與不達”為準繩?？梢哉f，唐庚的批評是比較中肯的。

在博大精深的中國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備茶品飲之道，即備茶的技藝、規(guī)范和品飲方法;二是思想內涵，即通過飲茶陶冶情操、修身養(yǎng)性，把思想升華到富有哲理的境界。也可以說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把當時所倡導的道德和行為規(guī)范寓于飲茶的活動之中。這兩個基本點，陸羽在《茶經》中有明顯的體現：對于茶道的思想內涵，《茶經》也寫道：“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陸羽提出了“精、行、儉、德”作為茶道思想內涵。也就是說，通過飲茶活動，陶冶情操，使自己成為具有美好行為和儉樸、高尚的人。而唐庚批評陸羽太“簡傲”也是基于這個道理。然而，也有人為陸羽鳴不平，更有人提出了懷疑和質疑，說歷史上的這件事不實，認為它是一個孤證，不足為信?？傊菫椤安枋ァ标懹瘌Q不平。如清代錢林在《馮明府宬贈須溪茶》中說：“季卿宣慰爾何物，敢以博士輕嘲訕?”

中國茶文化專家寇丹先生，在《塑造豐滿可信的陸羽》(致影視片《大茶今》編導)一文中說：陸羽“為人才辨篤性”，“為性偏躁多自用意”，既便他寫過《毀茶論》，來個正話反說，不更是他性格的一種表現嗎?寇丹先生還指出：“性格往往決定人的一生命運，任何天才都離不開外界的不同刺激。我們不能僅憑一個‘毀’字就去猜度他究竟寫了什么，當然，這也并不損害他作為‘茶圣’的形象”。從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早在唐代，茶藝的基本程式已經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進行表演。另外，常伯熊在表演茶藝時已經有了特定的服飾、程式和講解，也具有一定的藝術性和觀賞性，可以說已經成為了一項藝術形式。如果說茶藝的基本程式是陸羽制定的，但是經過常伯熊“廣潤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并在社會上流行起來，那么，時今人們看到的《茶經?五之煮》中有關煮茶的記載，應該是陸羽參考常伯熊的“潤色”而修訂的。

常伯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見之于文獻的表演型茶道的代表，因此，應該承認他的茶道表演藝術家、茶藝大師或是現代茶藝祖師爺的地位和身份。而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江淮地區(qū)茶的產量就相當可觀了，至唐代時，安徽茶葉產量名列全國第二，而按照當時的排列，安徽所產茶葉的品質(名茶)也位居全國第三……。在這樣的環(huán)境和條件下，常伯熊對茶的研究以及他在茶藝茶道方面的出色表現無疑是合情合理、亦是理所當然的。李斌城撰著的《唐人與茶》是近年來研究唐代茶事、特別是唐代飲茶總體概況的杰作。他在文章中指出：“唐代嗜茶，茶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且不局限一般飲用，而升華為一種富有具有民族特色和時代精神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其結晶就是茶道!”唐代的煎茶、奉茶程式是相當的嚴謹又是相當的隆重，流傳于后世的“唐?宮樂圖”所反映的就是古人煎茶、奉茶的一個場景。唐代又是禪宗發(fā)展的鼎盛時期，禪門與茶世結下了不解之緣，如達摩祖師面壁調心，以茶滌昏寐;如降魔大師叫人學禪，則皆許飲茶，以至“人自懷挾，到處煮飲”，使禪茶之風大興。而佛門高僧百丈懷海禪師則親自訂《百丈清規(guī)》并專設茶頭，詳細規(guī)約，以備大眾茶湯等等。這些都是茶藝的最初形成，可以稱之為“煎茶技藝”。

然令人遺憾的是，無論是唐代宮廷還是民間或禪門，都沒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煎茶技藝”以文字形成并流傳下來，所見到的只是散落于各種典籍中的片紙只字，這樣的境況，或許是和中國傳統文化重道而不重藝的觀念有直接的關系。而在以后的歷史上也都是不以茶藝為然，無論是宋、元時期的“點茶技藝”，還是明、清時代的“撮泡茶藝”，均被擯棄于正史及藝術殿堂之外……。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盡管“茶道”這一詞語出現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而權威的漢語《辭?！?、《辭源》以及《國語辭典》等辭書中，均沒有收入“茶道”這一茶學中十分重要且不應忽略的詞條，以至于在一些茶書刊上甚至出現了“茶道”這個詞是外國人發(fā)明，或曰是近年來才出現的貽笑大方之說。想來，這可謂是中國茶文化的一個遺憾。而茶藝大師常伯熊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研究也應該是一個遺憾。

【摘自2016年第6期《吃茶去》雜志;作者：鄭毅(安徽黃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