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茶·世界”大展于9月1日至11月31日對外展出。
本次訪談就故宮此次展覽的策展預與目標、茶與茶文化的內涵與外延，從中國走出去的茶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貢獻與影響，乃至茶與當代世界和人民生活的關系等，與策展人王光堯進行了對話。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茶（一）展覽主題張然思：這個展覽是以“茶·世界”這樣大的一個命題來命名，我從展覽大綱注意到，展覽以發(fā)現(xiàn)茶之“神農氏”為緣起，這是否表明您在本次展覽中既想縱深探索茶在中國的歷史，又想橫向探索茶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呢？
王光堯：談“茶”和辦“茶”的展覽，想的時候覺得容易，辦的時候則很難。展覽的名稱、內容都特別難定。僅展覽的名稱，策展團隊想了很多。辦這個茶的展覽不僅僅涉及茶葉，也不僅僅是喝茶的藝術和茶具，我們還想在物質文化史上探討以茶為關注點的“文化現(xiàn)象”。茶在中國有幾千年的飲用歷程，并帶動茶文化的變化，這種變化的重點并不是茶葉本身的變化。茶葉本身有變化沒有？肯定有，不同時期制茶的方法不一樣。制茶技術的改進，因制造方法導致茶葉形狀、味道的變化，等等，這種茶葉本身的內容，只是我們關注的點之一。展覽關注的茶文化包括更多：為什么要喝茶？喝茶對人有哪些好處？喝茶的習俗是怎么從原產地向其他地區(qū)傳播的？各歷史時期中國不同階層的人怎么喝茶？茶器何如？以及茶對人民的生活習俗、政治經濟乃至國家外交等方面產生的影響，這些是文化上的東西，就是我想的展覽的內容。這也就決定了這個展覽是既不同于辦一個宋代徽宗皇帝、清代乾隆皇帝喝茶的“雅事”展覽，也不同于講述如何把茶從中國賣到外國去、茶葉從中國向海外影響的一個展覽。更多的是關注剛才說這些內容。是要從宋代徽宗皇帝、清代乾隆皇帝等不同時代、不同人群喝茶行為本身找到文化的發(fā)展模式和變化的內容及原因。對于國內的關注點如此，對于海外茶文化的關注點也同樣如此，所以展覽關注點既有茶葉本身，又有茶器，還有喝茶人的習俗，以及茶在不同時代對人們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至于這個展覽用什么題目，既要包含幾千年的發(fā)展、歷史，又要包含從茶葉原產地到中國各地，以及從中國到海外。這樣一個宏觀的歷史，不僅僅是當下的，在古代也是如此，不同歷史時期的斷面上也具有傳播和影響，傳播的遠近可能又不一樣。
除了形而下的茶及相關的物外，還有與茶相關的形而上的內容，我們也想在展覽中表現(xiàn)出來?；诖耍詈笥谩安琛な澜纭弊鳛檎褂[的名稱，是因為展覽最關鍵的內容是茶，是人，是全世界內所有關乎茶的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交流，就是世界。通過茶反映這個世界，這里面既蘊含了茶本身構建的世界，也要通過茶來反映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相互影響，等等，所以就有了這樣一個命名。而這個名稱是怎么來的？是學習很多年前的一部電影《未來水世界》，以水資源為一個關注點進入到敘事，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用茶敘事的想法，就把這個展覽的名字定為“茶·世界”，也就是既關注茶文化本身發(fā)展歷史，也關注它在不同斷面上的普及程度、傳播及文化影響等，并思考未來。
“茶出中國”板塊展覽現(xiàn)場張然思：所以說您對茶的定義是擴大至茶文化層面的，即透過展覽講述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人如何看待茶，又將其認識推廣至不同歷史時期整個橫向的世界，針對不同時間同一地區(qū)或者同一時間不同地區(qū)，探討人們對于“茶文化”的定義和認識，是這樣的嗎？王光堯：是這個意思。就是茶表現(xiàn)的人文歷史和世界的關系，這就是“茶·世界”的內容。不僅僅是怎么喝茶，“怎么喝茶”當然是關鍵的內容。怎么種茶，同一個地區(qū)不同歷史時期種茶的方法有沒有變化？同一個歷史時期不同地區(qū)受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是否有種茶和不種茶的差別？種茶又有哪些變化？怎么把茶從小區(qū)域擴展到更大的區(qū)域去種植？這些變化都是我們關注的內容。
這僅僅是說“種”，還包括以此類推的喝茶、賣茶、講茶，把茶和自己的思想、政治、經濟各個方面放在一起，這才是我們要想展示的，意在通過展覽講透茶和世界的關系。展覽是一個既有縱的線，即各種各樣的縱敘述，又有橫斷面的表現(xiàn)，若以年為單位的話，千萬年中的每一個年都會是一個斷面。
張然思：那么，您會不會覺得這樣子多條縱線和上百個橫斷面的主題，對于一個展覽來說過于宏大了？
王光堯：所以呀，做這種大型的綜合性的展覽就比較難，看你怎么選擇敘事的線條，一個展覽可以是一個敘事主線，也可以是幾個敘事主線，通過人為的物理空間的分割把它區(qū)分開來，可以在某一個空間講歷史，也可以在另外一個空間去講別的一個內容。所以說，如果線條清晰、明白曉暢的話，不怕大，而且大的展覽有大的敘事方法，有大的文化內涵，有大的好處！
張然思：您認為“不怕大”這樣一種展覽形式，或者說以不同空間和不同主題來進行分割敘事，是展覽受眾都能夠接受的一個形式嗎？
王光堯：我想，在文化水平發(fā)展到較高程度的今天，社會和參觀者都渴望有更大、更好和更美的展覽呈現(xiàn)出來，以便于每一個觀者都能從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同時，信息化也為參觀展覽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具有時代特性的便捷：通過現(xiàn)場的觀看，加上經由網絡提前獲取、搜尋相關的知識，是很容易理解大型展覽的。換句話說，時代需要宏大的展覽，需要精深的展覽。
張然思：那么就像您提及的，如果把茶放大到一個文化概念，您認為“茶文化”具體指的是什么呢？
王光堯：這個要先講清什么是文化。經緯天地謂之文，使人（物）趨同謂之化。簡單地說，就是在某一方面或綜合發(fā)展程度相對較高的人群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內容和知識影響發(fā)展程度相對較低的人群，在這種影響帶動下使其提高到一個與自己（高者）相同的境界，即以自己的文（人為的規(guī)劃程度）去化（提升）別人。具體到茶文化，指的是種茶、有茶、喝茶的人群用其所形成的文化行為去帶動和影響其他人群。即以茶為觀察點的飲的文化。
人們發(fā)現(xiàn)茶對人的好處以后，作為一種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成了古代中國人生活開門七件事之一。在這七件事中如果非要分個等級的話，柴和米是人們生存的根本，吃飽、吃熟的東西；油鹽醬醋提高到吃香的層面。在吃飽、吃香之后，茶使生活進入了一個保養(yǎng)的階段，即吃好。
關于茶對人體的好處，上古時期已為人們認識到。傳說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古代文獻說茶能止渴、消食，明目、益思，解牛羊毒，飲茶能達到滌煩、致和的效果，即我們現(xiàn)在說的對人有保健作用，而且這是經過現(xiàn)代科學證明的內容，茶葉含茶多酚等，對人體有好處。盡管古人沒有能力去化驗，但他們通過千百年的實踐知道喝茶能解毒。于是人們在吃飽、吃香之后，又利用茶可以“解毒”的功能對生活加以改進，使之更好。
人們認識到茶的好處并不斷總結，再制茶、喝茶乃至教人喝茶，把喝茶傳播推廣到更遠的地方，讓不同地區(qū)的人都能喝茶、了解茶，這也是喝茶的內容。此外，“茶文化”還包括與之相關的制茶、種茶的全套內容，以及喝茶的茶具和茶器的改進，對喝茶場景的關注。政府對茶業(yè)種植的態(tài)度，在茶葉品種開發(fā)中的作用，還有歷史上中央王朝與地方政權進行的“茶馬貿易”，這種制約性的交換又與國家宏觀政治經濟有關，同樣也是“茶文化”要關注的內容。至于從唐代開始茶被運往世界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是茶馬貿易的擴大化。
張然思：所以說您所指的“茶文化”，實際上包含了以茶為中心的各個層面的知識，不管是經濟基礎的還是上層建筑的，只要是與茶相關的生活生產活動，或者是文化活動，都在您所謂的“茶文化”里，對嗎？
王光堯：對，茶文化包括所有古人和今人與茶相關的一切活動。
（二）展品陳列和展線設計
張然思：那我們回到展品和設計部分。我發(fā)現(xiàn)展覽開頭背板很有特色：展柜中呈現(xiàn)了茶株標本，而背板則是關于茶之“異名”的解釋（如來自《茶經》《說文解字》的內容），同時敘述了我國歷代茶政。策展團隊這樣的設計，是否有意將觀眾引入物質與文化，以引發(fā)觀眾思考茶葉背后的經濟或政治因素呢？
茶葉遺存（左下）漢陽陵外藏坑K15出土陜西漢陽陵博物館藏王光堯：是有這樣的想法。因為展覽是一種語言，通過“物”的表現(xiàn)輔助一些文字圖片，讓人看到策展人的思想。大家都知道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但茶是怎么和國家政治經濟相關的，人們想的更多是種茶、賣茶和收稅，很少會去想國家政治、外交、軍事與茶的關系等，因為不是專門搞這個研究的。所以需要策展者去啟發(fā)。張然思：展覽中有很多紙質文物，包括茶書或者是有關茶的字畫，這些展品需要中途休息，我發(fā)現(xiàn)您在策劃中也準備了相應的替換品。請問您認為替換品能否給予觀眾同樣的觀展感受呢？
王光堯：這個問題特別好。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按《文物法》規(guī)定，宋元書法、繪畫展期只能是一個月，不可能幾個月一直展下去，文物保護是重中之重。如我們展出宋人錄蔡襄的《茶錄》，是研究宋代茶文化最重要的文物之一，作為代表宋代茶文化的標志性文物是不能不展出的，但受展覽時間制約，又不可能展三個月。所以我們先展出《茶錄》原件，而后替換成乾隆皇帝臨的《茶錄》。雖有真本與摹本的不同，但卻從另一個方面讓觀眾了解到真本的影響深遠和文化的傳承。說明茶無論在宋代還是在清代，都深深融入到中國人的文化血脈里了。
《宋人書蔡襄茶錄》卷故宮博物院藏張然思：的確，您特別注意了替代品與首選文物的承接關系，是否可以說，通過替換品，我們同樣可以知道一些深刻的、并未在展覽中呈現(xiàn)的茶的知識呢？王光堯：像我們要把宋人《春宴圖》撤下去時候，替換了故宮博物院藏明人臨的《清明上河圖》和今人摹《清明上河圖》。為什么拿明朝人臨的《清明上河圖》與今人摹本對比？有一個茶飲方式對比的問題。在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里，并沒有很多喝茶的內容，因為那個時候是點茶、斗茶的時代。明朝則進入泡茶的時代。把兩個本子放在一起，早期是《春宴圖》上宋人怎么喝酒、怎么喝茶，《清明上河圖》中有很多喝酒的描繪。但替換展品之后，還是以宋為切入點，看看宋、明都市生活的對比。通過明人臨本《清明上河圖》，可以知道明人表現(xiàn)的喝茶，有飲茶風俗的變化，有器物的變化。所以換一個展品，并不是說隨便拿一個同時期的文物或同性質的就行，而是有原因的。換下去哪個內容，替補出來哪一件文物，是有思考的。希望這里面?zhèn)鬟f的是一個對比性的、發(fā)展的、讓人可以直接看到的變化的歷史。
宋人《春宴圖》卷（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宋人《春宴圖》卷（局部）故宮博物院藏張然思：我注意到“茶人茶書”板塊內容設計非常豐富，背板中既有產茶地區(qū)的文物圖片，又有“黑石號”等打撈出水的與茶有關的文物。這樣的呈現(xiàn)方式是否也暗含了您“茶·世界”的思考？告訴觀眾茶葉在當時的中國是“內成規(guī)模，外有出口”的？王光堯：展覽本來就是想在不同層面說“茶的世界”和“世界的茶”。所以說在每一個板塊，明線、暗線上都在做這樣的內容。像我們知道長沙窯，是唐代外銷瓷器的代表性窯場，長沙窯產品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大規(guī)模出口的瓷器，“黑石號”出水幾萬件長沙窯瓷器里面，有茶器，有酒器，有些瓶子直接上面寫著“酒”，還有的瓷器上寫著“荼盞子”等。黑石號沉船出水長沙窯瓷器的時代是9世紀初（或者是9世紀第一個25年），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不管是在社會上層還是在市井，在中國內地還是向外輸出商品時，茶和酒都是非常普及的內容。產品表現(xiàn)出的各種茶酒器，也和敦煌文書中的《茶酒論》敘述的內容相符，是該時代茶文化普及的反映。
唐長沙窯“茶埦”銘文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黑石號沉船的瓷器是要賣出去的，別人買這些瓷器是干什么用呢？從中怎么傳播茶文化，這個值得思考。唐人煎茶的時候，經過烤、碾成粉，過籮篩、育華等步聚，制成一碗茶。確切地說就是一碗茶末煮的稀粥，再加上姜、鹽等。我們在印度喀拉拉邦、阿聯(lián)酋拉斯海馬地區(qū)考古時候發(fā)現(xiàn)：喀拉拉邦、拉斯海馬兩地人請我們喝茶，都說“chaaya”，發(fā)的還是茶（chá）的音，我在印度喝的茶，可以肯定是稀茶煮，里面也可能加入姜和香料；在阿聯(lián)酋拉斯海馬喝茶同樣是稀茶粥，加有糖、可可粉（可能有？）和香料。而這樣的茶粥，很難不讓我們想到唐人喝的茶，如果把這條線連起來，會理解為什么在唐代有茶器出口。因為唐朝和阿拉伯世界的交往、甚至之前和波斯世界的交往，是很多的。這個時期，黑石號沉船出水瓷器中的茶器，是不是可以表明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南亞的斯里蘭卡人、印度人等，在進口中國茶器的同時，也把這些茶器和茶同時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學習并傳播呢？被他們稱為“chaaya”的稀茶粥是不是更多地保留了唐代茶的原貌和喝法？中國有句話“禮失而求諸野”，那么從南亞到西亞，印度、阿拉伯人喝的茶粥是不是屬于此類呢？那里面應該是唐人的茶法。而日本的茶道中，基本是抹茶、點茶，那是宋人的茶法，同樣可以說明傳播。所以這就是剛才提到的，通過器物應該看到的是“茶文化”的一次世界性普及，是一個歷史的斷面。雖然我們對印度的茶、對西亞的茶還沒有搞清楚，但它們一定有引入、發(fā)展的邏輯，這個值得深入研究。如果能把印度稱為“chaaya”的這種茶和阿拉伯世界的茶搞清楚，弄明白他們什么時候開始煮這種茶粥，是不是在唐代？如果能搞清這一點，我想就證明了展覽中暗含的一個線條和一個斷面。
“茶道尚和”單元說明張然思：第二板塊的“茶道尚和”，主流展品既有器，也有表現(xiàn)喝茶方法的圖畫，這和第一單元的茶事有什么區(qū)別？您想如何從中表現(xiàn)茶道？王光堯：茶事講的與喝茶相關的內容，形而下的更多。而茶道講的理、法、真諦。展覽中說的茶道，不同于日本的茶道，后者是從中國引進茶之后重于表現(xiàn)茶事規(guī)程的儀式之法。中國的茶道是一個文化的綜合體，從認識茶開始，逐步讓茶更多、更好、更便捷地服務于人，并追求茶與水、與器的協(xié)調，追求在生活必須之中茶事意境代表的天人合一、人文和自然的和合。這種和合既講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群與人群的協(xié)調，也講以茶飲文化為代表的文化趣同。
考古發(fā)現(xiàn)宣化遼代墓葬壁畫顯示的遼人在飲茶習俗中表現(xiàn)出的遼人茶事，既有承自唐人的文化因素，也有遼人與五代、宋不同時期的漢人交流互動中發(fā)展的內容，最后表現(xiàn)著遼人的茶事與宋代基本相同，這種茶文化的相同正說明以契丹人為主體的遼，和以漢人為主體的宋分別在繼承唐和五代舊有文化、在相互學習過程中最終走向文化統(tǒng)一的過程，如此可以肯定無論是遼還是宋，都是傳承中國文化的主體，二者并不能區(qū)分出法統(tǒng)與否，遼、宋是在自有法統(tǒng)和傳承中又因共存和互動而實現(xiàn)文化的統(tǒng)一。關于這一點，正如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論及宣化遼墓壁畫所見茶事圖像的價值時所說：茶雖小事，但反映的是歷史大端，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茶文化在各民族之間的普及、交流和發(fā)展，由此帶動的融合是中國茶道的核心內容之一。還有我們的展品中有描繪乾隆皇帝喝茶的《是一是二圖》，關于該圖，以往研究者很多，研究的關注點也不同，當我們把它作為茶文化展的展品，即以茶、飲茶和飲茶環(huán)境為關注點思考，我們發(fā)現(xiàn)該畫構圖是學習宋人畫法，乾隆皇帝漢裝像，喝茶的杯子是宋代的定窯，裝茶的壺是明代青花軍持，周邊陳設的器物從早到晚有新石器代的玉璧、商代的青銅觚、王莽的嘉量、宣德時期的青花梵文“大德吉祥場”出戟蓋罐、受西洋家具影響的圓桌，等等。喝一杯茶，用宋明時代的名瓷可以理解，但其陳設全用歷代禮祭器、佛教法物和從西洋來的文化內容，極有可能是要表現(xiàn)乾隆皇帝代表的清朝對中華文化的法統(tǒng)性繼承、典守，代表清代中央對佛教的支持，對西洋文化的吸收與了解。如果我們再把乾隆編纂《四庫全書》、西清諸鑒和收集典藏歷代文物的文化活動統(tǒng)一思考，就會發(fā)現(xiàn)這是清代康雍乾三帝百年文化、政治建樹的內容，是作為滿族的乾隆皇帝實現(xiàn)了由滿洲的汗到大清——中華皇帝轉變的政治、文化追求和表現(xiàn)。
清人畫《弘歷是一是二圖》像屏故宮博物院藏
清人畫《弘歷是一是二圖》像屏展覽現(xiàn)場至于茶事，則是通過各種形而下的內容表現(xiàn)?？脊抛钚掳l(fā)現(xiàn)戰(zhàn)國時期邾國墓地出土原始青瓷碗和茶葉，因為有原形的茶葉團在碗內，讓我們知道戰(zhàn)國時期飲茶可能是通過煮或泡來實現(xiàn)。至于這碗茶是藥用還是食用？現(xiàn)在一概不知。但是可以確定喝茶的這個原始青瓷碗，是“天下第一茶盞”，最早的飲茶器。同時，在該單元重點推出的還有唐代的《托盞侍女圖》，是新疆出土的，保存了1000多年了。這個畫上有一個關于茶盞和盞托組合的細節(jié)——用托端著盞喝茶。為什么用盞托？因為盞太熱，燙手。文獻記載茶盞托是唐朝崔寧的閨女發(fā)明的。可是考古發(fā)現(xiàn)茶盞在南北朝時期都已經流行了，這個線條也就通了：戰(zhàn)國時期就拿一個碗喝茶，沒有托，不晚于南北朝有了茶盞、盞托的組合，到唐朝茶盞和盞托的組合已見于文獻和圖像，新疆出土這幅畫說明當時在大唐疆域內茶文化的普及程度。
原始青瓷碗戰(zhàn)國邾國墓地出土
唐《托盞侍女圖》阿斯塔納墓地187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博物館藏張然思：展覽第一板塊和第二板塊的文物各成線條，而展品的時代則有穿插或交錯，比如先展示明清再展示宋，請問這樣的設計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嗎？王光堯：這都是根據展場空間和展示內容設計，有時候是要選一個或幾個點，讓展覽敘事有起伏感。像“茶道尚和”板塊，從早期喝茶的方法，如戰(zhàn)國時期怎么喝茶，漢代至六朝開始有記載，戰(zhàn)國時期沒記載，僅靠考古發(fā)現(xiàn)。到唐朝煎茶、宋代點茶，時代特點很明顯，但是煎茶也往后傳很遠，點茶在前面也有，往后也傳很遠?，F(xiàn)在日本人喝抹茶，也是傳承了。至于元代喝茶，有煎有煮、有抹茶，還有一般泡茶法，很亂也很隨意。隨意與協(xié)調本身也是茶道的核心內容之一。在故宮院內辦展覽既受古建筑場地的制約，也受故宮建筑群大美的降維式壓制。所以我們在思考時既要考慮到展覽本身的內容，又要與故宮建筑和環(huán)境的協(xié)調，展覽的實際需要因展場的條件有時候會產生一些小的變化。這一次的我們設計的展線，進了第一展室看到茶、生產茶和喝茶，在第二單元講2000多年間喝茶方法的時代性，以及對茶文化的發(fā)展，從中的感悟，和人們喝茶時的心靈追求，以及心靈追求在茶器、茶場景上的體現(xiàn)，喝茶之中傳達的中華文明的內涵，等等。但這個時代性是沒辦法按時間線分期的，它是有交叉的。
張然思：所以說您想要展示的是某類茶飲（點茶或煮茶）的流動，比如說從宋朝傳至明清，一直有一部分在保存和傳承，您想以一個線條為主來展現(xiàn)一個完整的時期，然后再考慮整體的大時期，是這樣的嗎？
王光堯：是這個意思。在這個展覽里面有兩個線條：一個線條是歷史邏輯；另一個線條是以備茶方法為根據——煎茶的時代、點茶的時代、煮茶的時代和泡茶的時代。再接著下面是因為喝茶帶來了哪些不同。人們在早期喝茶時可能對意境沒那么多追求，宋人開始把茶上升到生活美學層面；明代開始，人們一定要講茶的空間，要么是融于自然，在山間林下，要么是在自己家里營造專門的飲茶空間。實現(xiàn)陸象山所說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所以展覽設計中前面講備茶方法，后面通過場景講茶的意趣，講喝茶時的心性，相對來說是講人怎么融入茶，茶怎么引導人融入自然，茶怎么和不同群體的人共處在一個和諧的世界里。從中體悟茶道的精髓：和、統(tǒng)、同，思考從掃一屋直至掃天下、烹小鮮而悟治大國之道。在這方面茶與酒表現(xiàn)的“杯里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又異曲同工。
張然思：在“茶道尚和”板塊中，還呈現(xiàn)了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的南宋《五百羅漢圖》之《備茶圖》《吃茶圖》，在此我還想岔出去提個問題，展覽中并沒有提到飲茶與佛家的關系，請問您在這方面有所考慮嗎？或者有所研究嗎？可否給我們深入講講飲茶與佛家的淵源？
王光堯：考慮肯定有。但我對佛教不僅說不上研究，而且是基本上一點也不了解。不過有一句話“茶禪一味”，以我的理解，沒有佛教，也會有茶的發(fā)展。茶并沒有因為佛教而決定它有無，反過來佛教傳入中國之后，把茶事和參禪結合在一起，是佛教引入了中國的茶。佛教徒的修行與中國士人追求的茶境、意趣結合，是佛教中國化的表現(xiàn)之一。我們講佛教華化的時候，不僅僅要看到造像上從薄紗透體到褒衣博帶的變化，更要看它的法器，看其經典的轉變如何更加符合儒教和中國倫理，看它和我們生活習俗的結合。茶正是我們觀察佛教中國化的切入點之一。當然，“天下名山僧占多”，茶大都產在南方山地，佛家弟子自然有得到茶的便利，傳說最有名的大紅袍茶和佛教徒有關。但我個人認為茶文化的發(fā)展過程中，佛家雖有貢獻的，但并非居功至偉、不可替代。茶文化主要是中國文化固有的優(yōu)秀內容之一，把茶引入佛教只是豐富了茶文化的內容。
（三）展示與互動
張然思：所以說您是想通過陳列形式將觀眾帶入到與茶相關的文化中來？
王光堯：就是這樣。博物館的展覽應該是以可能的最大量的文物，通過不同的線條讓觀眾從中理解、獲取自己想獲取的內容；而不是把一個美術的線條放在這里，突出展示某一個東西的美與歷程。不需要過度強調要關注哪些東西，反而應該讓觀者順著線條自己去觀察文物，自己去發(fā)現(xiàn)歷史，在歷史中獲取自己要獲取的內容。
張然思：在“點茶成畫”這個板塊，通過背板和器物的組合呈現(xiàn)了宋代點茶藝術。對于想要更具體了解點茶的觀眾來說，策展團隊是否考慮使用視頻、三維成像或是裝置的方式，使觀眾在展覽空間獲得沉浸式體驗呢？
王光堯：對，我們努力辦成一個沉浸式的展覽，有制茶、喝茶的一些場景出現(xiàn)。我們拍攝了很多種視頻，企圖通過各種現(xiàn)代的影視和三維效果，讓觀眾看到更多情形。
張然思：也就是說，本次展覽充分考慮到了與觀眾的互動，那展覽設置與觀眾互動的點是隨機性的還是刻意的？或者觀眾可以因為一個偶然的思考，進入一種交互體驗？
王光堯：我們這里面展示說到茶，有哪些點，例如什么時候開始種茶？考古發(fā)現(xiàn)最早的茶是什么？有沒有傳世的老茶？古人怎么喝茶？喝茶時用什么樣的器物，有沒有改進？喝茶時是否追求一種由場景表現(xiàn)的意境？是否追求一種形而上的感受？歷史上最有名的茶人是誰？判斷茶人的標準是什么？等等。但凡能發(fā)散想到的問題，我們盡可能通過實物和其他展覽語言把它們拿來放在這。
張然思：就是說，您在替觀眾想到盡可能多的點去呈現(xiàn)，以展覽語言或文物的呈現(xiàn)去為觀眾的思考，并且提前預想到觀眾可能會產生興趣的點？
“點茶成畫”板塊說明王光堯：對，是這個意思。我們的想法肯定不是說能夠包羅所有觀眾的所有問題，但我們盡可能地用現(xiàn)有的文物來更多地提出問題，這種問題又不是一問一答式的。而是把文物展示出來，讓觀眾在不同的線條中看到答案，從而有一種在燈火闌珊處找到伊人的喜悅！觀眾來參觀時候，一般都會預設幾個問題或多個問題，會在展覽中找到答案，或盡可能多地得到解答，但我想肯定不會是全部，我們沒有能力通過展覽解答參觀者的所有問題，但我們會爭取去做好展覽。張然思：那么作為一個博物館人，您認為一個不能找到全部答案，或者說不能讓觀眾知道預期的所有答案的展覽，是成功的嗎？
王光堯：任何一個展覽都有它成功的地方和閃光的亮點，但是所有的展覽都不能讓所有觀眾滿意、讓所有觀眾解決所有問題。所以說一個展覽只要能做到線條明確、主題思想突出、能把想說的問題說明白了，同時在學術層面，展覽內容在辦展覽的歷史時期內，能站在學術研究的前沿，都算是成功的展覽。
張然思：我發(fā)現(xiàn)展廳的多個部分都設置了方便觀眾自行學習的“二維碼掃描區(qū)域”，您認為針對不同知識層面的觀眾，這些鏈接能夠達到您所期望的關于茶文化的教育或傳播嗎？
王光堯：辦展覽本身就是基于教育或傳播知識的目的，這一點是通過欣賞完成。按展覽的邏輯來說，展覽的語言就三個要素：第一是文物，第二是主題說明（包括單元說明和文物說明），第三則是輔助性的說明即展覽中所用的背板?，F(xiàn)在的輔助性說明，借助二維碼可以在背板文字外多層次地實現(xiàn)，這些是過去技術手段所不能完成的。至于說能不能達到傳播的目的，觀眾來看了，評價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就實現(xiàn)傳播了。觀眾關注到這個展覽，來或者不來，或者從網上查到這個展覽，從中找自己關注的某一個點，也是達到傳播的目的了。但不同人的關注點是不一樣的，關注的程度也不一樣。
張然思：就是說策展人在設置這些二維碼的時候，是盡可能多地把相關知識提供給觀眾，或者像您說的，盡可能提前想到觀眾感興趣的點？
王光堯：是這樣，二維碼的設置是剛才我說的展覽輔助性內容。所謂展覽的語言就是文物、主題說明和輔助性說明，三者間是一個組合性說明關系。例如，文物本身的標簽，出土墓葬的說明，相關背景知識，這在過去傳統(tǒng)的展覽中就夠了。因為現(xiàn)在有信息化的二維碼掃描，可以輔助更多的知識，注入更多的展覽以外的鏈接點，包括展品上游和下游的關聯(lián)、存在的歷史背景等。所以我們是在盡可能把相關的知識點連接起來。
張然思：除了影視頻的這種形式，還有可以讓觀眾親手操作的這樣的設計場合嗎？
王光堯：在展室內、外的互動的空間里面都有。
張然思：那么您可以具體談談給觀眾的互動空間是怎樣設計的嗎？
王光堯：互動空間我們初步設計在午門東雁翅樓展廳最南端即展覽的第四板塊，以及北邊的東北崇樓，既可以在里面看到不同的茶和茶具，也能體驗到坐著喝茶的方法，還能通過展示了解不同茶、不同的飲茶方法。我們的初衷是定期地講不同的茶，不同備茶方法，茶的理論和今人研究茶的成果，對茶的發(fā)展等等。大家既有知識上的交流，也有備茶、制茶方法的互動。故宮博物院相關單位還準備開辟幾個可以體驗的茶空間，歡迎大家參與其中。
張然思：就是說一邊喝茶一邊來學習和體驗這樣的互動形式？
王光堯：對。因為喝茶的方法有很多，一個地方是講不清的，所以就希望通過更多場所讓觀眾了解這個展覽、了解茶文化。單獨開辟茶文化的互動空間是故宮博物院這次“茶·世界”展覽實現(xiàn)展場外溢的一個實踐，也可以說是一個亮點。
（四）關于展覽其他的思考
張然思：在展覽最后一個板塊“茶香綿長”中，您特別提到了我們今天茶葉的飲用和生產，那么，您希望通過展覽帶給觀眾對于當代茶文化怎樣的新的理解呢？
“茶韻綿長”單元說明王光堯：千百年的發(fā)展使喝茶越來越便利了：從煎茶、點茶、煮茶到泡茶、袋茶，發(fā)展茶文化的不僅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茶的種植面積更大，茶的品種更多。山東、河南、陜西、甘肅很多地方種茶，南茶北移是科學技術支撐的結果，全世界種茶的地方也越來越多。在科學技術高速發(fā)展的今天，希望科學技術的介入，讓茶對人體的好處達到極致。通過世界范圍內對茶的歷史、茶的作用的研究，讓茶更好地成為全世界廣域文化的內容。我相信，隨著科學的發(fā)展茶會更多更好更便利于走進人們的生活，更好地服務于人民。張然思：我發(fā)現(xiàn)2023年與茶葉相關的展覽比較多，前半年的就有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飲食文化展”中將茶作為傳統(tǒng)飲食文化的一部分進行展出；還有國家典籍博物館的“茶和天下典籍里的茶”，側重于茶葉相關的著作。故宮博物院此次“茶·世界”展似乎是主題范圍最大、囊括歷史最長的一個展覽，可以請您說說本次展覽相較于上述展覽不同的特點嗎？
王光堯：茶，這么美好的東西，是大自然的賜與和中國古人智慧創(chuàng)造相結合的產物，可以作為中國優(yōu)秀文化的一個代表，是世界的三大飲品之一。現(xiàn)在有一個契機，在2022年中國的制茶工藝被評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習總書記在福建武夷山茶場考察時指出要從茶文化、茶產業(yè)、茶科技三個方面講好茶。這給我們研究古代文化一個很好的啟示和指導：文化是講傳統(tǒng)，把中國古代優(yōu)秀文化講好，用現(xiàn)代科學技術讓茶更多更好地服務于人民，讓茶的產業(yè)更大。更大才能更好，才能更好地服務于人民。所以，更多人來辦茶展覽，宣傳茶文化是應該的。
我們想辦這個展覽，屈指算來也有快10年了！到現(xiàn)在才能辦成。能辦成“茶·世界”展覽這不僅得益于故宮博物院領導的支持，也得益于故宮博物院珍藏了大量和茶相關的文物，除器物外，還有大量的書畫類的文物、圖書和老茶葉，甚至有清代宮廷的茶室建筑，這是故宮博物院辦展覽時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這是第一。第二是我們通過展覽關注了茶在世界范圍的傳播。明代也好，清代也好，甚至更早的唐宋時期，中國人喝茶，再把茶賣出去。中國以茶影響他國文化的同時，跟茶相關的外來文物也開始進入到中國宮廷，如明末清初來自琉球王國的茶器。到清代，乾隆宮廷里有來自英國的茶器，也有來自俄羅斯宮廷的茶炊等，還有來自琉球王國和日本王國的器物。這些東西都反映著當年茶文化交流的盛況，這也是我們這一次展覽的亮點。要把一個文物的展覽辦出很多線條，首先是要有文物支撐，如果沒文物全寫成文字，那就是一本書，那就不是展覽了。展覽還是要有物的，和寫書不同，讓人能看到東西，可以更直觀地來解讀這些內容。
明唐寅《事茗圖》卷展覽現(xiàn)場
銅雕花卉紋茶和咖啡用器俄羅斯19世紀中期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張然思：茶與世界的關系的確是近年博物館比較偏好的主題。比如2021年茶葉博物館的《綠色黃金——17-19世紀中國和歐洲的海上茶葉貿易》展覽，注重中國與歐洲的貿易交流；再早如2018年臺北故宮博物院南院的“芳名遠播：亞洲茶文化”常設展，側重的是亞洲范圍的茶文化。這些展覽都關注到茶與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關系，那么“茶·世界”展覽對于展現(xiàn)茶葉在中西方交流與貿易上有什么特別之處？王光堯：這次展覽第三單元就叫“茶路萬里”，講茶怎么讓外國人喜歡上，講歷史上有哪些貿易路線輸出茶葉，不同地區(qū)“茶文化”的特點是什么。反過來說就是，歷史上其他國家地區(qū)與中國的互動是什么？“絲綢之路”上的商品流動并不是誰家施舍給另外一家，文明互鑒是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共同交流的結果，試圖以自己有的東西去易換別人有的東西，以物易物獲取能更加美化自己生活的內容，這是人與人交流的本質和原始目的。所以通過“絲綢之路”也好，“茶馬古道”也好，不管你講茶、講茶馬、講絲綢，都是拿自己優(yōu)秀于別人的東西出去換錢換物。像茶葉是天生具有這種特性的東西，所以別人就買，中國也不停地在買別人的東西，就是在以物易物的過程中讓所有人的生活都更加美好。毫無疑問，茶和絲綢、瓷器一樣，代表著當年中國人如何通過自己的智慧和辛勞把這種美推向世界，也有可能是我們主推，也有可能是別人來了買走的，這個無關緊要。美美與共，實現(xiàn)了以茶為美好的世界大同。
“茶路萬里”單元說明
“茶路萬里”板塊展覽現(xiàn)場張然思：好像您的意思是說茶葉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是一個共贏的效果？王光堯：是這樣的，所以說美美與共。我們在“茶路萬里”里面既講從原產地從內地往邊陲地區(qū)走，就是水乳/茶乳交融。我國內蒙古自治區(q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和西藏自治區(qū)的奶茶、酥油茶等，就是茶與乳交融。茶從中國走出去，在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到歐洲、美洲甚至非洲，他們怎么看待茶和我們怎么理解茶，是不一樣的，但全世界關于茶的發(fā)音基本上就兩種：一種是Tea，來自中國方言的閩南話，另一種是茶、chaaya，來自我們中國官話，都源自中國的茶。所以說歷史上把這個東西拿出去，別人也接受了，就是因為茶對人的身體好。我們輸出茶葉，然后買回別人家的玻璃器等商品，雙方都是在得到美化我們自己生活的物品。
張然思：那么您在展覽中是如何體現(xiàn)站在他國角度看待中國茶呢？
王光堯：在展覽的“茶路萬里”板塊，關于俄羅斯人怎么喝茶，英國人怎么喝茶，并沒有強調是我們怎么傳給別人，而是把他們喝茶的風格放在這里。我們還在同一單元列出“宮廷洋茶風”展出了清朝皇帝使用的來自俄羅斯的器物、來自英國、來自日本、來自琉球等不同國家的茶器，這就是一種平等的展示，展現(xiàn)的文化互動。
黑漆描金山水圖海棠式盤日本故宮博物院藏
藍釉描金壽字紋茶具法國故宮博物院藏張然思：所以說它是一種平等的展示和交流互惠，而不是一者強加給另一者，是一種茶傳播史的客觀呈現(xiàn)。張然思：茶的問題已經問了很多，那么策劃定義如此廣泛、規(guī)模如此宏大的展覽，而且在我國最重要的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展出，是出于怎樣的特殊考慮呢？
王光堯：為什么要辦這樣一個綜合性的展覽呢？這也是我做展覽多年慢慢思考、發(fā)展的一個過程。剛開始我們辦一些小的瓷器展，后來因為在景德鎮(zhèn)搞考古，發(fā)現(xiàn)景德鎮(zhèn)御窯場出土的瓷器和故宮傳世的瓷器有完全一樣的，也有故宮有收藏而景德鎮(zhèn)沒發(fā)現(xiàn)的，還有故宮的藏品中沒有而景德鎮(zhèn)燒造卻沒燒好的實驗性的產品??我想做一個對比展才好，于是在2002年就和景德鎮(zhèn)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江建新先生一起，策劃了一個景德鎮(zhèn)御窯遺址出土明代御窯瓷器和故宮博物院藏明代御窯瓷器的對比展。最初還想把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拿來，并與南京功臣墓的東西放在一起，實現(xiàn)在明代語境中產、用和賞的多維合一，但有一些難度，最后只能做到把故宮和景德鎮(zhèn)的東西放在一起對比了。有一個跳出物的思考，不滿足于只展一個小點。同時，因為我們參加了“指南針”課題“中國古代制瓷技術的對外傳播和影響”，要把課題成果轉化成以龍泉窯青瓷為觀察點籌辦了“天下龍泉”展。為什么叫“天下龍泉”呢？以龍泉青瓷和全球化為關注點，不僅龍泉青瓷走出去了，而且以13到15世紀為觀察點，還可以看到中國瓷器在世界各地影響的深度和遠度。海外的消費者雖然買了龍泉瓷器，但他們對龍泉青瓷的認識和中國人的認識并不完全相同，同時別人也在仿龍泉窯瓷器，不會燒瓷器的人用其他材質仿。而在這個過程中還發(fā)現(xiàn)，我們的瓷器學習了別人的器物造型，也為了當?shù)厝说纳罘奖銦炝水數(shù)厝藢Ｓ玫囊恍┢魑?。像越南、泰國等國的窯工不僅仿燒了龍泉青瓷還把產品投向世界市場，這種交流是深遠的，不僅僅是賣幾個產品，而是包含了廣泛的文化互通互鑒，龍泉瓷器只是透視“天下”一個觀察點。
但不管怎么說，即便是“天下龍泉”展的觀察還是聚焦在瓷器本身。然而生活不僅僅只有瓷器，這個時候我就想找一個生活必不可少的點來觀察，以它的流變作為主線，縱向觀察其幾千年的變化，和對生活美學的引領，橫切面觀察同一個時代世界人民的生活與我們的聚焦點表現(xiàn)出的不同。也就是觀察一個點，看看歷史上幾千年的變化，同一個斷面上不同區(qū)域有哪些差別，怎么去互相影響，怎么傳播，怎么共同發(fā)展？最后就發(fā)現(xiàn)“茶”太切合這個點，能不能辦一個茶的展覽呢？茶又是我們常說的是生活的必需品，是世界性的飲料，現(xiàn)在世界上三大健康飲料之一。茶是中國人貢獻給世界人民最好的內容之一，所以我們能不能把有關茶的物放在一起辦這個展覽，于是就有了我們現(xiàn)在關注的點。
作生活的必需品，不僅漢族飲茶，其他民族生活也離不開茶，要不是怎么會有“茶馬貿易”和中央王朝的以茶治邊呢。不光中國人喝茶，外國人也喝茶，人們太關注茶了，都需要茶，于是就想以茶為關注點，看至少6000年之內其在中國的一個變化情況：喝茶引起的哪些變化？影響了國家軍事政治哪些內容？人民的生活和審美習俗都發(fā)生了哪些變化？它在世界傳播的一個情況，不同時期的傳播的情況，對于世界產生了哪些深入的影響？現(xiàn)在能不能拋棄茶？以后又會如何發(fā)展？所以就想抓住“茶”。
張然思：不能拋棄茶，就是說茶很符合您剛才說的想要的一個點——一個日常生活的點，切入整個縱向的世界史，并產生一個豐滿的橫切面這樣的條件？
王光堯：對，是這個意思。
張然思：那么進入到本次訪談的最后一個問題，雖然這個問題按理是屬于第二部分的，但我還是想把它留在最后，請問本次展線設計的亮點是什么呢？
王光堯：展覽團隊在形式設計上盡了最大努力。如果我們在展室里面不能體現(xiàn)美的茶飲空間，是我們的失敗。如果我們要辦成一個一個小的茶飲空間，也是我們的失敗，等于我們開了一大堆小茶館。所以我們這一次的展覽通過形式設計，通過空間的分割，通過文物的擺放，讓觀眾既能看到每一個空間的美，又能看到一個歷史的貫穿和美的演變，一個美的、協(xié)和的、茶文化發(fā)展、傳播歷程。以茶為代表的，在展示空間突出美的發(fā)展與轉變，這就是本次展線設計的一大亮點。
此外，我們希望通過展覽，既讓觀眾看到茶的歷史，看到茶的形，也能聞到茶的味，甚至你可以去摸一摸茶葉，聞一聞它的香。具有真實性和體驗感。文物展覽向來都給人以冷冰冰的面孔，隔著玻璃，而我們這一次看文物，你去觀察文物美的同時，還有現(xiàn)代茶葉讓你去聞，感受不同茶葉的不同香味，你甚至可以在展室里面捏一點、嗅一下，沒問題。在展室之外的互致動空間，還可以喝到茶，體驗歷史上不同的備茶方法，通過視頻了解制茶的過程。
我們展覽結語的最后三個字是“喫茶去”，是閩南方言，意思就是“吃茶去”！這一方面是想突出閩南方言的人群在茶文化走向世界過程中的貢獻，另一方面也想帶動觀者一起去喝茶、去親自體驗。掃一下這三個字旁邊二維碼，既可以到故宮博物院為配合這次展覽開創(chuàng)的多個茶空間去互動，又可以真正地品味不同的茶，參與到體驗茶文化和發(fā)展茶文化的行列之中。
最后，謝謝你的采訪。
（本文作者單位：張然思，英國約克大學文學碩士；王光堯，故宮博物院器物部；圖片攝影：王琎；原標題為《從中國走向世界的茶文化——“茶·世界”展覽策展訪談》，全文原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9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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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元時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
北京大學?滕軍
正文共：?15589?字?12?圖
預計閱讀時間：?45?分鐘?
第一節(jié)：南宋、元時期的中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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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亡國皇帝宋徽宗（1100-1126在位）曾多次主動與日本官方聯(lián)系，催促建立國交。但均由于日本政府的不稱臣政策而被擱置。致使北宋期間中日兩國間的關系終未獲得突破性的發(fā)展。北宋末期，日本政府對中國商船采取限額政策，致使許多中國商船避開官營港口，直接駛入由私家莊園管制的港口，直接與莊園領主進行私貿易。所以1116年以后的一段時間，中國商船在日本史料上幾乎絕跡。而南宋初期，中國朝野不安，中國方面也沒能繼續(xù)進行與日本的外交活動。直至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南宋才與金達成和議，雙方休戰(zhàn)，南宋政權始得稍安。其后，南宋漸次展開與周圍各國的交往。
其間，日本新興的武士勢力--平氏集團崛起于政壇。而平氏集團的起家與成功與日宋貿易有密切的關聯(lián)。其代表人物平清盛（1118-1181）的父親平忠盛（1069-1153）曾任現(xiàn)佐賀、岡山、兵庫地區(qū)的知事，1129年和1135年又兩次擔任瀨戶及四國地區(qū)海域的清剿海盜的總指揮。所謂海盜是指有水軍活動能力的沿海豪族。他們首先要劫持的就是從中國來的商船或唐物。身為清剿海盜總指明揮的平忠盛終于沒能抵擋住唐物的誘惑，于1133年在他擔任肥前國神崎莊園的總代管時染指了私貿易。肥前國即現(xiàn)在的佐賀縣，神崎莊園位于臨海，面對著宋船出沒的對馬海峽，是鳥羽上皇（1103-1156）的私有莊園。平忠盛與皇族關系甚密才獲此要職。據記載，1133年平忠盛假傳圣旨，將南宋商船的唐物攫為己有。平忠盛的兒子平清盛繼承了父親在西日本的種種要職，曾擔任現(xiàn)熊本、廣島、兵庫地區(qū)的知事，并在1156年的保元之戰(zhàn)和1159年的平治之戰(zhàn)中大勝源氏，贏得了皇族的信賴。1160年被破格提升為宰相助理，1167年又被任命為宰相，統(tǒng)攬了國政大權。
平氏一族早就嘗到了進行日宋貿易的甜頭，平清盛上任后便迫不急待地把私貿易變成了公貿易。在平清盛上任宰相的三年前，即1164年，恰巧南宋一方也與金議和，政局轉入安穩(wěn)期，正謀求與周邊國的交往。于是一拍即和，一場規(guī)模浩大，以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侶大量來華為主要方式的中日交流高潮便拉開了序幕。
平清盛為了使宋商船停泊在離京都最近的海域，以減少唐物運輸中的損耗，特地修建了大輪田泊港（即現(xiàn)在的神戶港的前身）。為了疏通宋商船通過的瀨戶海道，平清盛還特別開鑿整治了音戶水道。平清盛在神戶港附近修建了福原離宮，專門用于監(jiān)理日宋貿易。1170年，在平清盛的安排下，后白河法皇（1127-1192）親臨福原離宮接見了南宋商人。平清盛以此大造輿論，擴大對宋貿易交往之聲勢。
1172年，南宋明州（現(xiàn)寧波）地方政府派人給日本政府送去牒狀和禮品，牒文中有“賜日本國王” 提法。對此，日本朝野多有議論。有人提出應立即返卻牒狀，辭退禮品。而平清盛卻出于擴大日宋貿易，以此來支撐虛空的國庫的考慮。于1173年3月毅然給中方發(fā)了復牒，并以后白河法皇（注1）和他本人的名義分別還禮。其禮品有：砂金、劍、泥金工藝盒等?！端问贰と毡緜鳌分杏涊d道：“乾道九年（1173）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平清盛以屈尊的代價換取了日宋貿易的莫大利潤。平清盛的嗣子平重盛（1138-1179）曾任四國地區(qū)的伊予國（現(xiàn)愛媛縣）的知事及清剿海賊的軍事指揮。子繼父業(yè)，平重盛也是一位熱衷于日宋貿易的武將。1177-1179年間，平重盛派部下妙典7次入宋進行貿易。所獲利潤不可計數(shù)。
就這樣，新興的武士集團--平氏通過日宋貿易穩(wěn)定了國庫的支出，攫取了積山的財富?！镀郊椅镎Z》在描寫平氏家族的財產情況時說：“日本全土共有66國，而平氏一族就占了30多個，其外另有無數(shù)的田莊。他家里綺羅充室、花錦酒堂、軒騎群集，門前若市。家中有揚州之金、荊州之珠、吳郡之綾、蜀江之錦、七珍萬寶無有缺漏?！逼渲兴茡P州、荊州、吳郡、蜀江等地名無疑都指的是中國的一些地方，其金、珠、綾、錦等寶物也無疑是來自中國的物產。
平清盛不僅自己熱衷于日宋貿易，還廢除了二百年來的國人不許私自下海的政令，引得豪族、平民、僧侶們爭先恐后地涌進南宋。一時間，入宋的日本船只“軸艫相銜”。這從南宋期間120人的來華日僧及南宋15人的東渡僧均是利用來往商船這一史實中可得知其頻度。但其中有不少設備不佳的商船遇難海原，漂泊至中國東南沿海。《宋史·日本傳》中就記載：“（淳熙）三年（1176），風泊日本船至明州，眾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府者復百余人。詔人日給錢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國舟至日遣歸?！睋端问贰份d，1183年、1193年、1200年、1202年均有類似事件發(fā)生。至1254年，日本政府畏懼西日本地方豪族的經濟實力因日宋貿易而過度增強，便下令其后每年駛宋日船限為五艘，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南宋末期日船來華的頻度。
1271年元朝建都北京，版圖空前。忽必烈在六次遣使通諭日本臣服而遭拒絕的情況之下，于1273年、1281年兩次征伐日本。但由于蒙古族軍人不習水戰(zhàn)，雇傭來的南宋降兵和高麗降兵無心作戰(zhàn)，及日本全國上下的奮起抵抗等原因，兩次征伐均遭慘敗。由此，整個元代期間中日兩國政府間沒有正式來往。但民間商船的往來卻頻繁異常。據統(tǒng)計：自1277年至1364年的87年中有42隊日本商船入元進行貿易，元朝商船也有一隊到達日本。幾乎兩年便有一隊商船往來于中日之間。其中1279年入元的四艘日本商船上竟載有2000余日本人。來往的僧侶的人數(shù)也創(chuàng)下了中日交流史上最高記錄，自1296年至1368年這70余年中，名留史冊的入元僧就達220人，另有13位東渡的中國僧人在錄。
雖說日本與元朝沒能建立官方關系，但日本政府卻以特殊的形式參與了日元貿易。除了借嫡系商人之名參與民間貿易之外，還設立了一種以籌集某項政府工程資金為名而派送的半官方性質的商貿船。1325年，日本政府為籌建整修建長寺的費用而派出了“建長寺船”、1332年以同樣的名義派出了“住吉神社船”、1341年又派出出“天龍寺船”。自天龍寺船以后，這種半官方性質的貿易船被統(tǒng)稱為天龍寺船而每年來往于中日之間，成為了日本國家財政的補充渠道。這種船出海時有禁衛(wèi)軍護航，裝載優(yōu)質的金砂、泥金漆器、刀劍等日本高檔商品。自然，換回的唐物也是最上等的，可賣出高價的。這些貿易船名義上屬于民間商人，回來后必須向日本政府繳納3000-5000貫的銅錢及一定的財物。勿庸說，利潤是極其豐厚的。
那么，為什么在我國南宋至元末的這一段時期里會形成如上所述的大量的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人涌入中國的歷史現(xiàn)象呢？筆者認為：
其一，由于平清盛解除了海禁。在此之前，日本人前往中國之事全由日本政府包辦，日本人對中國文化、文物的熱望只能從某些人咀嚼過的東西中得到一點慰籍。這種望梅止渴的煎熬早以難以忍受。所以當平清盛允許私人渡海以后，大批日商、日僧便爭先恐后地登陸中國。并且經一些親眼領略過大陸風情的人的宣傳，來華的日本人就更多了。這是元時期的平均年來華日本人的數(shù)量幾乎是南宋時期的四倍的主要原因。
其二，由于中國禪學進入爛熟昌盛時期。禪學主張“不立文字、立即成佛”，重視坐禪、作務等實踐性的修行，這對于有漢學障礙的日本人來說較易接受。又加之，這一時期包括了由新興武士階層--源氏家族掌權的鐮倉時代（1185-1333）的整個時期。源氏政權為在文化上獨樹一幟，積極地引進中國禪學，其實力派首領北條時賴（1227-1263）、北條時宗（1251、1284）等都歸依禪門，并把禪學做為武士階層的思想支柱和必修課。這就引得日本各地禪寺如雨后春筍般地建立，僧人們紛紛涌進中國禪寺。為求得中國制造的禪院用品（經書、香爐、木魚、文房四寶等等）各路商船指向中國。
其三，由于武士階層的興起擴大了唐物的需求。在這個時期以前，日本的高層次文化只集中在皇宮及皇宮所在的京都，唐物的追慕及享用者是有限的。而這一時期，日本的國政中心在鐮倉，許多沒落貴族也從京都逃離，散在地方，又加之出身于農民的武士們的身份的提高，高層次文化的享用人群成倍增長，這就使中國的文化用品在日本一路暢銷。一些日本人通過唐物認識了中國，又通過親自去中國而更加喜愛唐物，就這樣，在這一時期里，日本形成了一股持續(xù)了200多年的中國熱，并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huán)的唐物市場。而中國的商人們坐在家里便可行商，不必漂洋過海，這就造成了這一時期中方的商船幾乎沒有東渡的史實。
由于大量的日本人能親自來華，日常性、實踐性極強的中國飲茶文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較深入的理解。許多來華日商、日僧從中國帶回了茶具、茶、茶書，并積極傳播飲茶方法和飲茶情趣，由此，這一時期，飲茶在日本獲得了大范圍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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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jié)：南宋·元時期的中國制茶及飲茶法
那么，日本人在中國接觸到的是怎樣一些茶？怎樣一些飲茶法呢？為敘述方便，筆者必須再解釋一下上一章已涉及到的北宋時期的兩種固形茶：
（1）北宋時期的宮廷用精制龍鳳團茶。它在制茶技術上雖處于尖端地位，但產量是極少的，它的飲用方法為搗碎、磨成粉、將少量茶粉放入茶碗、點入少量熱水、用茶筅（竹制茶刷）攪拌出沫后品飲。
（2）北宋時期的民用粗制餅茶。它在制作技術上承襲唐代的做法，是主流產品。這類茶易于運輸、保管，適于大眾飲用。它的飲用方法為搗碎、磨成細顆粒狀、投入煮沸的茶釜、煎煮出茶花后飲用。
把茶的鮮葉搗碎做成固體形狀，本是因為茶最初被起用于藥，并列入各類藥餅所致。后又因運輸（特別是由產茶的江南運至西藏、塞外）、保管之便，一直有固形茶的存在。但在茶的主要作用轉向飲用并被大量栽培以后，特別是在自產自銷的茶產地，固形茶的延續(xù)就顯得沒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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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南宋以后，散茶的生產日漸繁盛，且極品疊出。其極品散茶的采摘、制造、收藏的方法是這樣的：
（1）采來嫩葉。葉夢得《避暑錄話》（1135）中談到：“草茶極品，惟雙井，顧渚，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謂之槍，稍敷而為葉者謂之旗，旗非所貴，不得已取一槍一旗猶可。過是則老矣，此所以難得也?！蓖跤^國《學林》（1142前后）中亦強調：“茶至于一寸長，則其芽蘗大矣，非佳品也?！?/span>
（2）蒸熟焙干。朱翌《猗覺寮雜記》（12世紀中期）中說：“得芽即蒸熟焙干?！奔床枵獊碇?，馬上就上鍋用熱氣殺死活性酵素，爾后焙干。
（3）裝壇封藏。裝茶時，先將一般茶葉裝至壇的七、八分，然后將盛有極品茶葉的4個小袋子插到壇中，再用一般茶葉將壇填滿，最后，用木蓋塞緊，周口邊貼上三層紙以防暑濕之氣。陳鵠《耆舊續(xù)聞》（13世紀初）中說：“自景佑（1034--）以后，洪之雙井白芽漸盛，近歲制作尤精，囊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數(shù)十斤養(yǎng)之，用避暑濕之氣?！保ㄆ渲兴浴澳壹t紗”的做法在日本茶道里尤存。）（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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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日本現(xiàn)今用茶壇 ????????????????????
?圖2 ?茶壇中的特級茶
關于用紅紗囊裹茶陸游也曾屢次提到。如在他的〈同何元立、蔡肩吾至東丁院汲泉煮茶二首〉中有：‘雪芽近于峨嵋得，不減紅囊顧渚春’之句。意思是說，峨嵋雪芽茶非常好喝，比得上用紅囊包裝的顧渚春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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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只供民間飲用的散茶經過唐、北宋、南宋的提煉，質量提高了，檔次也拉開了。那么，這種蒸青散茶的飲用法又是如何呢？概括起來為三種方法：
（1）點飲法。（用極品散茶）
（2）煎飲法。（用一般散茶）
（3）泡飲法。（用上等散茶）
關于‘點飲法’，即將極品散茶磨成茶粉，放入碗中，點入熱水，用茶筅攪拌出沫，趁熱飲之。王觀國《學林》（1142前后）卷八《茶詩》中說：“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茶之極品，其色白?！柚哑?，芽蘗微細，不可多得，……茶之佳品，皆點啜之?！边@里清楚地敘述了南宋初年的極品散茶的利用情況。陸游（1125-1210）〈效蜀人煎茶戲作長句〉中也有“午枕初回夢蝶床，紅絲小硙破旗槍”之句。其中的“小硙”指小石磨，“旗槍”便指茶芽。毫無疑問，陸游是在把茶芽直接磨成茶粉，以備點啜。
關于‘煎飲法’，即將一般級別的散茶直接放進開水里煎煮，趁熱飲之。楊萬里（1127-1206）是與陸游同時代的人。他在〈以六一泉煮雙井茶〉一詩中就記述了煎飲散茶的情景。其中寫到：“鷹爪新芽蟹眼湯，松風鳴雪兔毫霜?！奔矗耗奂毜牟柩吭诓韪蟹瓭L，茶釜發(fā)出松風般的鳴聲，茶湯面上呈現(xiàn)雪一樣的餑沫。在當時，人們根據茶的粗細程度，時而點、時而煎，有時還二者同時進行。（注2）但點茶的情況要多一些。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因為點茶比煎茶方便?！渡郊仪骞罚?3世紀）就提出，“以湯點之損脾胃，煎服則去滯化食，有利健康?！钡挠^點，但人們“多怠于煎服。”作者林洪只得嘆息：“有害也?！保ㄗ?）但其實，無論是點飲還是煎飲，都是受到了傳統(tǒng)飲茶法的束縛。在茶生產力大幅度提高，飲茶日?；倪M程中，人們必然去尋找更簡便的飲茶方法，于是，泡茶法就普及開了。
關于‘泡茶法’，即將上等的好茶放進茶甌里，沖入熱水，趁熱飲之。羅大經《鶴林玉露》（13世紀）中寫到：“然近世瀹茶（泡茶），鮮以鼎鑊（鍋釜），用瓶煮水?！懯现ㄒ晕淳筒梃Z……今湯就茶甌瀹之?！诲柚ǎ瑴鄱挥?，蓋湯嫩則味甘，老則過苦矣?！┢咳セ?，稍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湯適中而茶味甘?！蜓a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后，一甌春雪勝醍醐?！边@里明確指出了陸羽古法煎茶是將茶末投入茶釜的沸水中，而羅大經所生活的13世紀的新法泡茶是將熱水直接沖入裝有散茶的茶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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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敘述了南宋，元時期散茶的生產及利用獲得大大發(fā)展的情況。但是，由北宋延續(xù)下來的龍風團茶的生產也并沒有停止。直至元末，龍風團茶一直在小規(guī)模地生產并在上層社會中流傳著。人們每得龍團必賦詩稱頌，因此，有關詩篇亦隨手可拾。陸游有〈喜得建茶〉一詩，詩中曰：“玉食何由到草來，重奩初喜坼封開?！标懹斡钟小达埩T碾茶戲書〉一詩，詩中曰：“小餅龍團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分別寫出了他偶獲龍團的喜悅。但從整體的情況來看，龍團已不象北宋時期那樣受到人們的醉心的青睞，人們開始認識到散茶不僅節(jié)省人力，而且味道清香純正。
南宋、元時期是中國茶生產的轉折期。各種茶的產品形式都有表現(xiàn)，茶產品的多樣化帶來了飲茶法的多樣化。元末的王禎在《農書》（1313年）〈茶〉中對其做了總結。其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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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蠟茶。
凡茗，煎者擇嫩芽，洗以湯泡，去薰氣，以湯煎飲之，今南方多效比。
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細碾，以供點試，……南方雖產茶，而識此法者甚少。
蠟茶最貴，而制作亦不凡，擇上等嫩芽，細碾入籮，雜腦子諸香膏油，調和如法，印作餅子制樣，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飾之，其制有大小龍團，帶胯之翼，此品惟充貢獻，民間罕見之。……
夫茶靈草也，種之則利博，飲之則神清，上而王公貴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賤隸之所不可缺，誠民生日用之所資，國家課利之一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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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禎的這一段記述可歸納為：
（1）散茶：泡飲，煎飲，流行于南方。
（2）散茶：磨成粉，點飲，流傳于北方。
（3）龍風團茶：磨成粉，點飲，惟充貢。
?王禎告訴我們：茶葉的盛產地--兩浙地區(qū)帥先放棄了復雜的點茶法，而采用了散茶的直接泡飲法、煎飲法。這需要有大量新鮮的散茶供給，以致使飲茶者不用為丟掉大量的茶渣而感到可惜。相反，處于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區(qū)，因龍風團茶的保證供給和由遠離產地所造成的昂貴的茶價，仍勵行著末茶點飲法。，這從宣化元墓及赤峰元墓壁畫中的點茶場景中可見史跡，（圖4-3）而在元末時期的南方，已找不到點飲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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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jié)：榮西的《吃茶養(yǎng)生法》及對南宋新茶法的傳播
在眾多的南宋、元時期的日本來華僧中，最杰出的一位便是榮西。他將南宋的禪和南宋的茶傳至日本，為中日文化交流史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榮西生于1141年。他11歲出家，14歲到京都的比睿山登壇受戒、修持密教，后又到大山寺學習天臺宗。1168年4月，榮西第一次來華，參拜了天臺山和阿育王山，并在此地區(qū)活動了5個月之后，攜帶天臺宗新章疏30部60多卷回國。本為求天臺宗教義而來華的榮西，在逗留中國期間又接觸到了南宋時期蓬勃興盛的南禪宗。回日本后他仍潛心鉆研禪宗的奧秘。為明察禪理，追本溯源，他決心第二次來華學習。1187年，46歲的榮西再次來到天臺山，從師天臺山萬年寺臨濟宗黃龍派八世法孫虛庵懷敞，在萬年寺修禪兩年五個月。后又隨虛庵懷敞到寧波天童寺服侍老師兩年多，于1191年7月回國。
回國后的榮西成為了日本臨濟宗的創(chuàng)始人，日本的茶祖。
他著有《興禪護國論》、《出家大綱》，他曾被宋孝宗封為“千光法師”，從黃龍慧南八世孫--虛庵懷敞處獲得印可及法系嗣承權，被后鳥羽天皇賜與“葉上大師”號。他曾接受了源賴朝將軍（1147-1149）的妻子--北條政子的歸依。并受其施與，在幕府所在地—鐮倉、朝廷所在地—京都各獲一地，修建了壽福寺和建仁寺。他于1241年最終定稿著述《吃茶養(yǎng)生記》，成為了日本的茶祖。其《吃茶養(yǎng)生記》亦被稱作“日本的《茶經》”。
榮西在《吃茶養(yǎng)生記》中對茶的功效、南宋制茶法、飲茶法做了較詳細的敘述。
《吃茶養(yǎng)生記》從五味養(yǎng)五臟，苦味養(yǎng)心臟的觀點出發(fā)，導論出日本人‘恒生病、皮肉色惡’的原因是不喝茶的緣。，文中道：“但大國獨吃茶，故心臟無病亦長命也，我國多有疲瘦人，是不吃茶之所致也?！蔽闹羞€寫到南宋人十分珍重茶：“貴重于茶如眼，（用于）賜忠臣，施高僧”。榮西還在文中批駁了當時的一些日本人對茶的認識不足，道：“抑我國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譏之日：非藥。是則不知茶德之所致也。”文中除了以上榮西闡明自己的觀點的部分之外，榮西還從《太平御覽》第867卷〈茗〉一項中援引了26條中國茶史資料，解釋了茶的名稱、外形、功效、采摘、制作。（注4）
《吃茶養(yǎng)生記》中有兩處記述了南宋的制茶工序。一處是有關臘面茶的制法，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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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上苑中有茶園，元三之間多集下人令入其中，言語高聲徘徊往來，則次日茶芽萌一分二分，乃以銀鑷子采之，而后做蠟茶，一匙之值至千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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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西所記述的是武夷山御茶園在每年驚蟄后一兩日進山采茶時的一個儀典活動。這在南宋胡仔編纂的《苕溪漁隱叢話》中多有記載。為讓茶芽早發(fā)，以便早制茶、早獻天子，當?shù)夭柁r往往在驚蟄時節(jié)的夜里舉火把上茶山，口喊 ：“早發(fā)茶、茶早發(fā)！”之類的口號，一邊喊還一邊擊鼓。從目前的科學視角來看，這樣做恐怕有利于新發(fā)的茶芽免遭冷凍的危害。但在宋代，難以涉足武夷的兩浙文人把這個茶俗當做奇聞傳播，并賦予了詩的色彩。歐陽修（1007-1072）在〈嘗茶詩〉中就誦道：“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聞?chuàng)艄臐M山谷，千人助叫聲晗呀，萬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比绱瞬烧谱龀鰜淼牟鑳r格昂貴（注5），榮西稱“一匙之值至千貫”。但“千貫”之說只是一個概數(shù)，榮西并沒有親自到過武夷山的御茶園，（據目前的史料來看）也沒有親眼見到過臘面茶，所以，榮西對臘面茶的記述只不過是對道聽途說的整理。然而，榮西對蒸青散茶的記述就不同了。其有關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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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宋朝焙茶樣，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為事也，其調火也，焙棚敷紙，紙不焦樣，工夫焙之，不緩不急，竟夜不眠，夜內焙畢，即盛好瓶，以竹葉堅封瓶口，不令風入內，則經年歲而不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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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文的“見”字中，可知是榮西在南宋親眼所見之記述。其對制茶過程敘述詳細的程度也非前者所能比擬的。其記錄也佐證了我國南宋時期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帶的蒸青散的制做過程。其后，經榮西鼓吹而重興的日本制茶業(yè)，也均采用后者的方法。
《吃茶養(yǎng)生記》還介紹了南宋的吃茶法。文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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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隨意，用極熱湯服之，但湯少為好，其亦隨意，殊以濃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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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西所描述的吃茶法與我國南宋時期的一些茶史資料上的記載是完全相同的。是當時最時尚的飲茶法?？傊瑯s西通過《吃茶養(yǎng)生記》把南宋的最新制茶法和飲茶法傳達給了日本人。
在榮西傳播南宋新茶法以前，（從遣留下來的飲茶記錄推測）日本的制茶法與飲茶法和唐陸羽時代的情況大體相同。即將茶青采來蒸熟、搗爛成餅、焙干收藏、費時費工。飲用時再烤軟、碾碎、煎煮，味道苦澀。又加之茶樹品種的老化和制做工藝的簡陋，致使其飲茶活動難以普及。而榮西所傳播的南宋新茶法講究旋摘旋制、散葉保存，飲用時磨成粉、直接點飲。整個過程簡便省時，相對保持了茶的鮮度，迎合了日本人偏愛生鮮食品的嗜好，又加之末茶點服，不留茶滓，可充分利用有限的茶青等，致使南宋新茶法一經榮西傳播便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歡迎。
榮西作為一代宗教界領袖，在寫下了不少禪釋理論著作之余還能撰寫出《吃茶養(yǎng)生記》一文是與他的恢宏睿智分不開的，但更得力于他在天臺山萬年寺所獲得的寶貴的制茶、飲茶體驗。雖然難免有冗長之嫌，但筆者還是想敘述一下哺育了《吃茶養(yǎng)生記》的天臺山茶史并描述一下榮西在萬年寺的生活景象。
天臺山植茶的歷史可追溯至東漢末年。著名煉丹家葛玄（164-244）入天臺山修煉時，便在天臺山主峰華頂開辟了“葛仙茶圃”，后又有智者佛師（538-597）在天臺山創(chuàng)天臺宗時，積極植茶，使得天臺山茶園遍布四周，形成了華頂、萬年、石梁三大產茶區(qū)。而榮西駐錫過的萬年寺，就在萬年茶區(qū)。
萬年山離天臺縣25公里，由明月、婆羅、香爐、大舍、銅魚、藏象、煙霞、應澤八峰組成。萬年寺的地理位置為八峰回抱，雙澗合流，寺前有一寬闊平坦之坪，稱之平田，因而萬年寺也稱平田寺。寺的周圍有小鰲坑、天燈盞、高墻頭、大竹湖等歷史名茶產地。南宋時期的萬年茶區(qū)以開始生產蒸青散茶。茶的品質細膩，嫩綠清純。有的被制成圓，稱‘麥顆’，有的被制成細條型，稱‘緊手’。榮西兩次來華均掛錫在萬年寺，他就是寓居在這樣一個為綠色茶園環(huán)抱的山坪之中的。榮西在萬年寺一邊隨虛庵懷敞禪師參禪習佛，一邊在此處考察植茶，制茶技術，為撰寫《吃茶養(yǎng)生記》奠定了基礎。《吃茶養(yǎng)生記》中的絕大部分內容是榮西從佛典和《太平御覽》上抄錄整理而成的，而唯獨在談到制茶法和飲茶法時露出了生動的筆致?！冻圆桊B(yǎng)生記》是榮西回國20年之后，也是在他臨終前74歲那一年寫成的。年越古稀的榮西仍可清晰地回憶起他在萬年寺時參與采茶、制茶、飲茶的情景，這恐怕是由于萬年寺的生活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實，寓居萬年寺時期的榮西已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來華僧。尤其是他47歲再次來華時，他已寫下了《出家大綱》等多部著作，到日本各地講經，并創(chuàng)建了清和寺、誓愿寺，還受到后鳥羽天皇的重托，在神泉苑祈雨成功而獲‘葉上大師’號，甚至得到了平清盛的異母弟平賴盛所賜的紫衣。對于這樣一位資深的日本來華僧，南宋朝廷給與了特別的關照。
榮西所寓居的天臺年萬年寺興于東晉，建于中唐，南宋時極盛。曾一度被列入五山十剎，成為飲譽海內外的禪宗道場。榮西掛錫萬年寺時，正值萬年寺的最盛期。其伽藍規(guī)模宏偉、殿宇宏敞。寺院建筑面積達三萬平方米，房舍數(shù)千間，其規(guī)模列天臺山各大寺院之首。尤其是大雄寶殿內巨柱林立，需二人合抱。古人將‘萬年柱’與‘國清松’、‘塔頭風’、‘華頂霧’、‘高明鐘’并列稱之為天臺五絕。
萬年寺曾得到歷代皇帝的豐厚賞賜，宋仁宗、宋真宗多次賞賜朱衣、寶蓋、御袍以及各種珍玩。宋仁宗賜衣予寺僧時，上制有“如朕親到”之語，寺內特建有“親到堂”來供奉。據南宋葉紹翁《四朝見聞錄》載，宋孝宗（1162-1189在位）曾問學士宋子瑞：“天下名剎何處最佳？宋子瑞答曰：“以萬年國清”（即萬年寺、國清寺為最）。晚于榮西72年來華的日僧徹通義介于1259年繪下了《天臺山平田伽藍配置圖》（圖3）》佐證了萬年寺在南宋時的盛況。
?????????????圖3 《天臺山平田伽藍配置圖》
榮西能在萬年寺掛錫修禪，是南宋朝廷對這位資深日僧的特別安排。據載，當?shù)卣€特地請他祈雨，成功之后報請宋孝宗特賜‘千光佛師’稱號。榮西也沒有辜負周圍人的重望，他在萬年寺期間，出資修建了放生池，人們稱之為‘榮西蓮池’。他還出資為萬年寺修建了山門的兩廡。當他隨虛庵懷敞禪師掛錫寧波天童寺時，為重修千佛閣與老師約定回國后即送優(yōu)質木材與天童寺，果然，在榮西歸國后的第二年，即1192年，榮西即將一批木材發(fā)運至寧波，這成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榮西因撰寫《吃茶養(yǎng)生記》而被推崇為日本茶祖，《吃茶養(yǎng)生記》被公認為日本的第一部茶書。榮西之舉之所以獲得如此巨大的社會效益，除以上所述理由之外，還因為《吃茶養(yǎng)生記》一誕生就受到了日本當時最高統(tǒng)治者的注目。據《吾妻鏡》記載：1214年2月4日，賴實朝將軍因昨夜飲酒過量感到周身不適，眾人奔走操勞但無濟于事。這天，正值榮西和尚因做法事來到將軍府，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從壽福寺取來茶，為將軍點了一碗，將軍服后感到酒意驅散、精神爽快。將軍問榮西：此為何物，榮西便答曰：茶，還獻上了剛定稿的《吃榮養(yǎng)生記》。就這樣，經將軍的推舉，榮西在書中傳播的南宋新茶法在日本迅速普及開來。
榮西不僅著有茶書，盡力傳播南宋新茶法，而且還躬身實踐，播種植茶。據記載：1911年，榮西乘船歸抵日本九州西北部的平戶港后，便將茶籽播種在了平戶富春院（禪寺）的后山上，至今在那里仍留有一小塊茶園，并立有寫著〈榮西禪師遺跡之茶園〉的石碑。同年，榮西又在離平戶不遠的東背振山的靈仙寺播種植茶，至今在其廢址旁仍留有茶園和寫有〈日本最初之茶樹栽培地〉的石碑（圖4）。
圖4榮西植茶遺跡
1195年，榮西在九州的博多（即現(xiàn)福岡）創(chuàng)建圣福寺并在寺院植茶，至今，寺內仍留有茶園。1199年榮西受鐮倉幕府的邀請而轉赴鐮倉。在那里，榮西受到將軍源賴家及其母北條政子的歸依并受地在鐮倉開創(chuàng)萬壽禪寺。從此由榮西所承傳的中國南禪宗成為新興的日本武士階級的精神支柱及日本中世文化的熱源點。1204年，榮西被準在京都創(chuàng)立建仁寺，此后榮西便來往于鐮倉與京都之間，其宗教活動受到了京都朝廷和鐮倉幕府的雙重認可，并向將軍薦茶。又據傳：在1207年前后，榮西在京都邂逅名僧明惠上人（1173-1232）。兩位高僧相見恨晚，闊談宗義。其間榮西向明惠推薦茶飲，明惠欣然接受并在其主持的京都母尾山的高山寺開辟茶園。就此《母尾明惠上人傳》中有一段記載：(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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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西勸明惠飲茶，明惠就此請教醫(yī)師，醫(yī)師云：茶葉可遣困、消食、健心。當時茶在日本尚不普及，明惠再三奔走才找來兩三株茶樹植下。飲后果然有驅困之驗，于是明惠令眾僧服茶并大量植茶?；蛴腥嗽唬簶s西自南宋攜回茶籽并贈送給明惠，由明惠植在母尾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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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在京都母尾山高山寺旁確有一片茶園，（圖5）其高山寺內還珍藏有一個黑釉小陶罐，傳說為榮西送與明惠之物，當時罐中有五粒榮西從天臺山帶回的茶籽。（圖6）當然，關于播種天臺山茶籽之事有明顯的傳說成分。因為此時的榮西已從南宋回國近20年，茶籽的發(fā)育能力是不可能如此持久的。但若假設其茶籽是從以天臺山茶籽為母的茶樹上采集而來還是有可能的。總之，榮西向明惠薦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為明惠十分熱衰于茶的推廣并成為榮西之后的日本茶界的領導人。
圖5日本‘本茶’產地母尾 ???????????
?圖6裝過天臺山茶籽的黑釉小茶罐
母尾山上有一條植被茂密的山谷，山谷的底部流淌著涓涓山泉，山泉蒸騰而形成濃霧，滋養(yǎng)著山澗兩側的母尾茶園，形成了最合適優(yōu)質茶生長的小氣候。由此母尾山的茶很快就名揚天下，成為其后的日本斗茶活動中的‘本茶’，即標本茶，并被移植到日本的各地。1217年，明惠和尚就將母尾茶苗贈與位于京都東南部郊區(qū)的宇治地區(qū)的人們，使宇治成為茶的名產地。爾后，人們又從宇治索取茶苗而使茶在靜岡等地急速地普及開來。
自榮西撰寫《吃茶養(yǎng)生記》推廣南宋新茶法，一度衰退了日本飲茶走上了復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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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jié)：日本茶葉種植面積的擴大及飲茶的普及
榮西之后，隨著南宋新茶法在日本的上層社會中普及開來，日本茶葉的種植面積和種植規(guī)模也獲得了很大的發(fā)展，這是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但不能說，榮西之后日本所植茶樹均為榮西從天臺山所攜回的茶籽繁衍而成。事實上，在榮西之前，日本已存在一定規(guī)模的茶葉種植，而榮西的功績主要在于介紹推廣了新的制茶法和新的飲茶法。當然，他從天臺山攜回的茶種很有可能是新的優(yōu)良茶種。在這里，筆者認為很有必要綜述一下榮西以前的日本植茶情況。
在8世紀中葉，日本奈良地區(qū)就存在有少量的茶葉種植。這可以從東大寺的造佛所、抄經司的日常費用支出記錄上得到佐證。例如，抄經司曾于740年的8月11日購入七把‘荼’，支出五文錢，造佛所曾于734年購入3736束‘荼’，支出1貫1百12文錢，專門抄寫《一切經》的抄經組也曾于771年的5月、9月、12月購入了‘荼’。雖然‘荼’字比‘茶’多一劃，其量詞又是‘束’、‘把’，但筆者贊同此處的‘荼’便是‘茶’的見解。因為日本茶均屬人工栽培的小葉種，加之日本奈良地區(qū)雨量豐沛、陽光充足，茶芽生長快、茶枝較軟。采茶時不須用指甲掐，而用鐮刀割下20-50公分的茶枝一并加工便可。（這種制茶法在1844年大藏永常撰寫的《廣益國產考》中仍有記載（圖7））。將茶用‘束’、‘把’來數(shù)是完全符合邏輯的。所以說，在當時的奈良地區(qū)已有了一定規(guī)模的茶園。
圖7 日本制茶法
在這里，產生了一個邏輯上的混亂。即日本茶不是由中唐以后的譴唐僧空海、最澄攜回茶籽所繁衍的嗎？（如同本著第二章所述）我們必須注意：一個物種的傳播需要許多的傳播者經過反復的實踐才能獲得成功。在空海、最澄來華（804年）以前已有15批遣隋、遣唐使回到日本，加之朝鮮半島與日本的交流，可以說，在空海與最澄之前，中國茶在日本的登陸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過是，在陸羽撰寫《茶經》（780年）之后回國的空海和最澄對中國飲茶之文化做了鼓吹并留下了傳播飲茶文化之足跡罷了。
至9世紀以后，日本關西一帶便有了茶園。據《日本后記》記載：嵯峨天皇于815年4月出游至梵釋寺，留學唐朝32年剛剛回國的永忠和尚為之煎茶，嵯峨天皇大為感動。也許是從永忠處得知大唐有貢茶之事，嵯峨天皇于當年的6月下令在現(xiàn)在的京都、大阪、滋賀、兵庫等地植茶，每年上貢之?？上毡镜幕蕶嗖患爸袊膹姶?，其命令沒有完全奏效。但在皇宮的東北角卻一直存在有一塊茶園。（圖4-9）這茶園屬典藥寮管轄，由造茶所具體負責采摘制做成茶餅，專貢國家的慶典儀式之用。那時，皇宮要在春秋兩季各舉辦一次祈禱國泰民安的百僧誦經會。會后都要請百僧喝茶。除皇宮內的茶園之外，在關西還有一些地零散的私人或寺院屬的茶園。比如在10世紀末的日本漢學家、詩人島田忠臣（823-891）的詩文里就有“見我銚中失魚眼，聞君園里成茗芽”之句此詩是寫給一位叫滋十三的朋友，全詩的大意是求滋十三在其家的茶園里摘些茶送來，可見在當時的平安京（即現(xiàn)在的京都），一些愛好飲茶的貴族們在自家院子里植少量的茶以自給自足恐怕是一種時尚。又比如，在慶滋保胤（？--1002）的一篇游記〈藥王寺訪問記〉中記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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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河州碧?？び幸坏缊鲈凰幫跛?。為行基菩薩昔日建立之所。圣跡雖舊，風物惟新。前有碧琉璃之水，后有黃綊纈之林，有草堂、有茅屋、有藏經、有鐘樓、有茶園、有藥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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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的行基（668-749）是一位熱心于公眾事業(yè)的僧人。他曾在各地建堂舍49處，并在其堂舍的周圍植茶，只為挽救苦海里的眾生。如果有關行基的記載沒錯的話，那么，當慶滋保胤造訪藥王寺時，其茶園已有250年左右的歷史了。
到11世紀，日本的茶葉種植就擴大到了關西以外的地區(qū)。寫于1069年至1074年之間的《總國風土記》中這樣說：“后三條天皇（1068-1072在位）時，全國著名的茶產地有甲斐國（現(xiàn)山梨縣）的八代郡、參河國（現(xiàn)愛知縣）的八名郡、但馬國（現(xiàn)兵庫縣）?！保ㄗ?）其中的山梨縣和愛知縣屬日本的中部地區(qū)，說明日本的茶產地是以京都為中心逐漸向四周發(fā)展的。至于各地茶園的規(guī)模及其產量，由于史料的匱乏而無法整理。但在榮西以前在日本確實有一定范圍、一定規(guī)模的茶葉栽培之事是毫無疑問的。
難怪榮西在《吃茶養(yǎng)生記》中也說：“我朝日本昔嗜愛之，不可不摘。”這就說明現(xiàn)成的茶樹是有的，只不過是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榮西還說：“我國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譏之日，非藥?！边@里所言的采茶法恐怕是榮西所提倡的蒸青散茶制法。另外，榮西將茶是作為養(yǎng)生之仙藥來推廣的，所以榮西對當時的日本醫(yī)生不以茶為藥的行為表示了憤怒。還有，值得注意的是，榮西撰寫《吃茶養(yǎng)生記》的地點是在鐮倉，鐮倉地處日本的關東地區(qū)，在榮西之前尚未發(fā)現(xiàn)有茶葉的栽培。加之《吃茶養(yǎng)生記》是為鐮倉幕府的第三代將軍源實朝而撰，（至少在形式上是獻給實朝的）作為關東人的源實朝很有可能不知茶是怎么回事。所以《吃茶養(yǎng)生記》對茶的基礎知識進行了介紹，這很容易給后人類帶來誤會。
當然，在榮西的《吃茶養(yǎng)生記》發(fā)表之后，關東的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幾乎就在那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時間里，鐮倉附近就有了許多茶園。并且，鐮倉是繼京都之后的又一個茶園集中地區(qū)，這一方面說明了日本的鐮倉時代（1192-1333）之政治中心的轉移，亦說明日本茶的消費層在古代只限于貴族及上級武士階層的史實。
在談及榮西之后的日本關東地區(qū)的茶葉生產情況時，有必要以一位人物為中心來整理有關的茶史資料，那就是金澤貞顯（1278-1333）。金澤貞顯的祖上是鐮倉幕府的執(zhí)權（攝政王），金澤貞顯也曾任此職。金澤貞顯的祖父北條實時（1224-1276）是個大學者，他愛好儒學，崇仰佛學并歸依于日本當時的律宗名僧--睿尊。北條實時有一處莊園位于現(xiàn)橫濱市金澤區(qū)，古亦稱金澤，由此，其后代便改姓為金澤。北條實時在金澤莊園里修建了稱名寺和金澤文庫，其盛況至金澤貞顯時達到頂點。金澤莊園僅離鐮倉10公里左右，并且是鐮倉的通海口。在金澤莊園內就控制著一個貿易港口--六浦津。如前所述，鐮倉幕府從一開始就對日宋貿易持放任政策，雙方貿易頻繁，1230年幕府甚至下令，其后以上繳宋錢為各地莊園的納貢形式。1254年，鐮倉幕府擔心西南地區(qū)的勢力因日宋貿易而過度增長，決定每年駛宋日船為五艘。1264年竟命令大宰府（幕府設置在福岡的地方行政機關）停止派遣“御用貿易船?！痹诖诵蝿菹拢鳛榻饾芍毕倒芾淼牧纸蜻M口了多少中國物品是可以想像的。金澤文庫所收集到的大量的漢籍及中國文物無不與此有關。同時金澤莊園內的稱名寺的茶園及愛茶至極的金澤貞顯的出現(xiàn)亦絕非是偶然的。
在金澤文庫所存的文獻里有不少金澤貞顯的書信，其中曾涉及到了飲茶及茶園之事。比如，在鐮倉任職的金澤貞顯寫信給稱名寺的住持劍阿。其中寫道：（譯文）“刑部人大近日要回京都，明日，我將舉宴為之餞行，此刻，茶最為要事。但先日所送之茶早已用完。請將寺中最上等的茶速送一點來，明日恐怕有一些愛吃茶者到會，勿必千方百計?！移饺账玫木┒籍a的茶全靠小兒顯助（京都某寺院僧人）郵送，不巧顯助近來回鐮倉小住，因之，京都茶亦無法弄到。切求助于諸位，請多關照。”（注7）
通過這則史料，我們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1）稱名寺里有茶園，其茶提供給莊園主--金澤貞顯用。（2）在鐮倉有一些愛吃茶的人。（3）在京都寺院修行的兒子常給金澤貞顯捎茶來。（4）在一些較正規(guī)的宴會上必須備茶。
金澤貞顯身為執(zhí)權（攝政王）如此地珍愛飲茶，這對于當時的武士階層肯定是有影響的。事實也正是如此。至鐮倉末年，關東地區(qū)的茶園已遍布四處。到了采茶的季節(jié)，新茶呈現(xiàn)出頻繁流動的場面。金澤貞顯在給鐮倉極樂寺僧人順忍的信中說“收到了貴寺捎來的新茶。近日正值采茶季節(jié)，處處有新茶流動，但貴寺的茶味道極佳，勘稱為最?！保ㄗ?）可見當時的日本茶葉生產的規(guī)模與分布有很大的發(fā)展。據孫容成的研究：至14世紀末，在日本的各地區(qū)有從文獻上可查找的33處茶園。其中當然以京都最多，鐮倉居其次。這些茶園早期時集中于寺院，但后來隨著飲茶的普及，在貴族的莊園里亦開始出現(xiàn)。（注9）1262年，當奈良西大寺的睿尊和尚受到北條實時之邀去鐮倉傳法時，在共23天的旅途中曾有過7次的“貯茶”的記錄。（注10））“貯茶”一詞可理解為眾人施茶，也可理解為個人飲茶，其所用之茶也可能是由當?shù)靥峁┑?，也可能是睿尊自己攜帶的。但無論如何這說明了飲茶活動在日本的展開情況。更何況睿尊“貯茶”路過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后來的茶葉盛產地，可見睿尊貯茶之事與各地的產茶情況是有聯(lián)系的。更有，在睿尊主持的奈良西大寺，自1239年起就于每年的春季舉行大型茶會。大茶會上用的茶碗極大，（圖8）口徑約30公分。所點的末茶可供15人共飲。（此茶會延續(xù)至今）試想用這么大的茶碗來款待眾僧、施主的話，沒有足夠的茶葉生產做后盾是不可能的。事實上，西大寺就有茶園的。據《西大寺文書》所記，1317年西大寺的茶園遭到歹徒的搶劫，數(shù)百棵茶樹被砍?？梢娢鞔笏碌牟鑸@是有一定規(guī)模的。
圖8日本西大寺巨甌點茶
據孫容成考證，至15世紀下半，即1467年以前，有史料可查的日本各地茶園已有61處。除京都、鐮倉兩個茶葉集中產區(qū)之外，靜岡的茶園也上升至顯著的地位。這與晚于榮西50年的來華日僧圣一國師（1202-1280）的貢獻有關。圣一國師曾于1235-1241年參禪于徑山寺無準師范手下，他回國后將攜回的徑山茶籽播種于家鄉(xiāng)靜岡縣，致使靜岡逐漸成為日本的名茶產地。南宋、元時期，有數(shù)百名日僧來華學習考察，象榮西、圣一國師這樣攜中國茶籽回國者恐怕為數(shù)不少。日本茶葉種植面積的擴大是一個通過多種渠道，多方面交流、移植而形成的過程，這樣說恐怕才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在談及日本茶園的擴大問題之時，有一個不可避開的問題，即茶園面積和茶產量的問題。在這里，我仍然要引用孫容成的研究。據其考證：當時的茶園面積都是很小的。據《臨川寺重書案文》的記載，1354年時的臨川寺的茶園面積為“東西6丈、南北11丈”，此例還算是大的。許多茶園只有“丈許”，每年的產茶量在十斤左右。如《金澤文庫古文書》之〈隨自意抄〉的第七紙背上就記載著一例：“制春茶4斤，后又采制2斤，又采制1斤，另有茶末子1斤多?！笨偣策€不足10斤。當然也有個別產茶多的記錄，比如位于奈良地區(qū)的興福寺的茶園于1254年產茶100。，但總的來說，當時日本茶的產量是極少的。飲茶者的范圍也只限于僧侶、貴族。為說明這一點，可舉出一則史料如下。
寫于1279-1283年的佛教啟蒙書《沙石集》里收集了這樣一段關于飲茶的趣聞：一個人放牛的路過寺院，看到和尚們在喝看什么好喝的東西，便問：“你喝的是什么？”和尚得意地回答說：“是茶。茶有三個功德。一是喝了茶不發(fā)困?！狈排５恼f：“我白天干活累得要死，只有晚上睡覺是我的享受。睡不著覺的話太痛苦，我不喝茶。”和尚又說：“二是喝茶可以助消化?！狈排Ｈ苏f：“我每天能吃到的東西很少，再增進食欲的話怎么得了?！焙蜕杏终f：“第三個功德是令人遠房事?！狈排Ｈ苏f：“娶媳婦是我美好的愿望，看來這茶是與我無緣了?！笨梢姌s西之后的日本植茶、飲茶之事雖有了長足的進展，但其規(guī)模和范圍還是相當有限的。
資料提供：杭州市余杭區(qū)茶文化研究會作者：北京大學? ?滕軍 教授
劉志揚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
在中國歷史上，從沒有一種消費品像茶葉這樣影響中國邊疆歷史。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邊茶貿易作為中原王朝用漢地茶葉換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馬匹或其他商品的一種商業(yè)活動，貫穿了宋以來中國歷史的每個階段。在延續(xù)千年的邊茶貿易過程里，圍繞邊茶的生產、加工、運輸和銷售，各民族自覺或被動地參與其中，在各個鏈條和環(huán)節(jié)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商貿活動?？梢哉f，邊茶發(fā)展史，就是一部中華各民族經濟和文化交往、交流的歷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
關鍵詞
邊茶 中華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正文
邊茶，顧名思義，即為專門銷往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茶葉。其原料、制作工藝、包裝和運輸方式等有別于銷往內地的腹茶。邊茶為黑茶類，中國的黑茶主要是老葉茶，一般為一葉三芽到五芽，并摻雜茶樹梗，經過特殊加工過程(如渥堆工藝等)，專門供應北方、西北及青藏高原各民族。黑茶產地主要有四川(南路邊茶、西路邊茶)、湖南(安化黑茶)、湖北(老青茶)、云南(緊茶)、廣西(六堡茶)、陜西(茯茶)等。其中四川雅安、天全、名山、滎經和灌縣、什邡、崇慶、平武等地生產的邊茶，以及云南佛海等地生產的緊茶主要供應西藏和四川甘孜阿壩、青海、甘南等涉藏地區(qū)，用以制作藏族人民喜愛的酥油茶;湖南安化等地的黑茶主要供應新疆和蒙古草原，湖北趙李橋的青磚主要銷往內外蒙古和俄羅斯等地。由于氣候和地理條件限制，茶葉并不產于秦嶺淮河以北的非酸性土壤地區(qū)，因此邊疆各民族對茶葉的獲得必須依賴于與內地產茶區(qū)的交易。所以，邊茶發(fā)展史，就是一部中華各民族經濟和文化的交往、交流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
縱觀中國歷史，從來沒有一種消費品像茶葉這樣，在維系中央政權與周邊民族關系方面起著如此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經濟上，茶葉在農牧兩種生活方式的經濟互補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政治上，它是歷代中央王朝控制和穩(wěn)定邊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文化上，茶葉對邊疆民族社會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邊疆民族將其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為自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一、茶葉由內地向北方草原地區(qū)和青藏高原的傳播
中國人的飲茶習慣始于何時，目前尚無定論。陜西咸陽原東端的西漢景帝陽陵外藏坑K15中出土的腐朽碳化的糧食遺跡中，發(fā)現(xiàn)有茶葉殘留物，此為截至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茶葉實物。考古工作者推測這是皇帝的茶，但具體怎么飲用，是食物還是藥物，茶葉來自何處等重要信息卻無從得知?？梢钥隙ǖ氖?，喝茶習俗在漢代尚未普及。南北朝時期，蜀地等南方地區(qū)的漢人已經普遍飲茶，均為粗放式的煎飲，將茶與米粥、橘皮、姜等混在一起煮沸后飲用，飲茶被稱為“茗飲”。至于采摘下來的茶樹葉片是否經過炒制等工序的加工，文獻無明確說明?，F(xiàn)有的考古材料也沒有茶葉加工的確鑿證據。有關唐以前人們的飲茶，由于史料不足，或傳世資料可疑之處頗多，所以茶學界的爭議較多?？梢源_定的是，到了唐代，飲茶已經發(fā)展為一門藝術，茶葉的加工、制作技術開始精細化，唐代茶圣陸羽所著《茶經》即為明證。從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我們可以知道，茶葉在唐代已經開始規(guī)模化生產并成為了商品，也就是說茶葉在唐代已經開始普及，有了一定規(guī)模的消費群體。自細煎慢啜式的品茶出現(xiàn)后，茶葉的形制逐漸從大葉、片、餅團過渡到宋代的抹茶和散條形茶。到了宋代，中國南北的漢人社會中飲茶之風熾盛，從社會上層到普通百姓都將飲茶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王安石在《議茶法》中說：“夫茶之為民用，等于米鹽，不可一日以無?！?/p>
北方游牧民族飲茶的歷史較晚，南北朝時期，飲，仍以加工過的奶制品——酪漿為主。根據成書于北魏的《洛陽伽藍記》記載，當時喜歡“茗飲”的主要是南朝漢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權的非漢民族和受少數(shù)民族生活習俗影響的漢人，日常飲用的大多是酪漿。南朝齊官吏王肅因政治斗爭失敗投奔北魏后，為了迎合鮮卑貴族，飲食習慣從“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到逐漸適應北方游牧民族的羊肉、酪漿。有一次在宴會中，他為了討好北魏高祖拓跋宏，說茗飲只配做酪漿的奴仆。給事中劉鎬對王肅十分仰慕，以至于每天都要喝茶。魏高祖之弟彭城王元勰對此十分不屑，譏諷他“好蒼頭水厄”，意思是喜歡平民百姓下賤之物。后來北魏人就將茶水貶稱為“酪奴”“水厄”，以至在北朝的宮廷和貴族宴會中，官員以“茗飲”為恥。不過這也說明，當時的北朝，飲茶和飲酪漿的兩種習慣同時存在。在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下，盡管漢人和鮮卑人存在差異，但也相互學習和適應不同的文化和習俗，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的融合成為時代的趨勢和特征，不斷加入北魏的南朝人無疑會對統(tǒng)治民族鮮卑產生文化和風俗習慣上的影響。
唐代，開始有了北方少數(shù)民族與中原進行茶葉貿易的記載。8世紀中葉崛起于額爾渾河并稱雄于蒙古草原的回紇汗國與唐朝和平相處，并兩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亂?；丶v與唐之間的貿易十分頻繁，主要為以馬匹換絲絹。其間也會以馬易茶，如《新唐書·陸羽傳》載，“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然而，回紇易茶的用途是什么?是用來轉手與其他民族貿易?還是自己飲用?史書并無相關說明。因此唐德宗時御史中丞封演撰《封氏聞見記》中說，“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梢娞茣r北方民族飲茶并不常見，以致官至御史中丞的封演也對回紇來唐易茶感到奇怪。
至宋代，北方民族才開始普遍飲茶，茶馬貿易成為當時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進行物資交換的重要形式。除了我們熟知的宋與西北吐蕃之間的茶馬貿易外，北方的遼、金等也與宋在互市中交換茶葉。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澶淵之盟前，宋遼之間沿邊地區(qū)便有數(shù)個用于互市的榷場，其中包括茶葉貿易：
契丹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zhèn)、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輦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后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與之貿易。
也就是說，宋遼之間在宋太祖趙匡胤在位時期，并沒有政府設置的正式交易場所，也沒有貿易管理機構，這一時期的貿易應該主要為民間貿易。到了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才正式在宋與遼實際占領的燕云地區(qū)設立了雄州等5個榷場。不過直到澶淵之盟前，因為“累年興師”，宋遼之間的戰(zhàn)爭與沖突不斷，這些榷場都不固定，時設時罷。澶淵之盟訂約的景德二年(1005)，北宋在雄州、霸州和安肅軍三處設立固定的榷場，后來又增設廣信軍。“終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絕?！?/p>
考古材料也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實物證據，呈現(xiàn)了當時遼、金、西夏的飲茶情況。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的遼代張世卿家族墓中有大量反映當時飲茶內容的壁畫，壁畫中烹茶人既有漢人裝束者，亦有契丹人裝束者，畫中茶爐、茶壺、茶杯、茶碾等茶具和烹茶用具，以及烹茶過程，說明當時遼朝南面官所轄燕云十六州飲茶之風的盛行。此與宋人苗綏所說“燕人衣服飲食以中國為法” 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遼代壁畫所見烹茶的方式均為與宋相同的點茶法，而不是在茶水中勾兌鮮奶。烹茶者多為著漢裝者，茶具也多來自北宋的官窯，這可能是當時遼國轄境內的漢人多飲茶，而遼朝契丹皇室和貴族也模仿宋人的飲茶方式。遼朝的契丹人飲茶僅限于士大夫階層，一般百姓可能較少飲用。宋真宗景德二年訂立的“澶淵之盟”是當時宋遼之間的一項重要盟約，其中規(guī)定宋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至雄州交割”。這其中物品并沒有包括茶葉，說明茶葉對于遼國并不重要。宋仁宗時期，宋與西夏開戰(zhàn)，黨項羌的西夏因為經濟消耗不堪重負，故而接受宋每年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兩萬斤的歲賜。這其中茶被作為歲賜之物值得關注，證明茶已經在西夏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生活物品。由于西夏占領著包括河西走廊在內的長城南部沿線地區(qū)，與吐蕃相鄰，因此茶葉到底是西夏自己消費，還是轉賣給吐蕃部落，尚不得而知。
金朝飲茶之風亦盛，主要流行于金國轄境的漢人之中。泰和六年(1206)尚書省上奏：“茶，飲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 “比歲上下競啜”表明飲茶習俗已經開始在金國各階層普及了，不過應該主要在從事農耕的漢人之中流行。作為金國統(tǒng)治者的女真官員認為，“茶本出于宋地，非飲食之急”，可見當時的女真人并沒有將茶作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為“非必用之物”，屬于奢侈品。而且為了節(jié)省國庫開支，避免“費國用而資敵”，金朝曾數(shù)次禁止與宋的茶葉貿易，如《金史·章宗本紀》載：“(泰和六年十一月)初定茶禁?！鄙踔烈?guī)定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員才有飲茶的資格，而且嚴禁買賣和作為饋贈之物?！吧搪枚嘁越z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彼烀咂芬陨瞎?，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捌矫耠A層的女真人沒有普遍飲茶的習俗，而且可能因為茶禁等原因導致茶價高企，因此只有在一些重要的節(jié)慶和婚嫁等場合才會飲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南宋禮部尚書洪皓出使金國，被扣押在金國腹地冷山十數(shù)年，熟知女真習俗，歸國后所撰《松漠紀聞》中記有女真人婚宴中飲茶場景，“宴罷，富者溣建茗， 建茗即產于福建建寧(今福建建甌)的茶葉，為朝廷的貢品茶，時人稱之為“御茶”。留上客數(shù)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其中的“粗者煎乳酪”便是用粗茶與鮮奶或酥油熬煮在一起，這可能是漢文文獻中最早關于奶茶或酥油茶的記載。
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與漢人雜處，農耕和游牧兩種文化有了相互融合的趨勢，蒙古人將茶與奶制品結合在一起創(chuàng)制出適合自己口味的飲品。元人有多種煎茶和飲茶的方式，如枸杞茶、玉磨茶、金字茶、清茶、炒茶、蘭膏茶、川茶、西番茶、藤茶、孩兒茶、酥簽等，其中的西番茶、蘭膏茶、炒茶、酥簽為茶中加酥油攪拌或炒制而成，明顯為北方民族的飲茶方式。這些飲茶方式不僅流行于蒙古人中，也為當時的漢人所接受，并在元曲中有所反映。李壽卿《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第二折：“茶博士，造個酥簽來?！? 馬致遠《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第二折：“(郭云)師父要吃個甚茶?(正末云)我吃個酥簽?！? 可見，酥油茶是元代茶飲的重要類型。元代漢人為什么接受了酥油茶，最合理的解釋可能是元代漢人為了迎合蒙古統(tǒng)治者而采取的做法，不過這也間接促進了蒙漢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到了明代，長城以南的漢人中便不再有喝酥油茶的記載。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以后茶葉便開始在蒙古等游牧民族中普及和流行。
茶葉何時進入西藏?以及茶葉何時在西藏普及而成為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學術界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和觀點。根據現(xiàn)有的文獻記載，吐蕃時期吐蕃人的飲食以青稞炒面(糌粑)和酪漿為主，未見有關吐蕃飲茶方面的史料， 據《舊唐書·吐蕃傳》記載，“(吐蕃)捻麥為碗，實以羮酪，并而食之。”也不見唐蕃之間茶馬互市。宋代，由于北宋王朝與北方的遼、金、西夏長期處于戰(zhàn)爭對峙狀態(tài)，因此需要大量的用作軍事用途的馬匹。于是便開始了與較少發(fā)生戰(zhàn)爭沖突，生活在青藏高原邊緣的吐蕃進行茶馬貿易。這一時期的茶馬貿易主要地點是宋朝與吐蕃相鄰的西北地區(qū)的秦鳳路、熙河路， 據《宋會要》記載，“(熙寧)十月十四日，太子中舍、三司干當公事、經畫成都府利州路茶貨李杞等奏，與成都府路轉運司同共相度到于雅州名山縣、蜀州永康縣、邛州在城等處置場買茶，般往秦鳳路、熙河路出賣博馬?！倍辉诓枞~產地四川雅州。而且輸入吐蕃的茶葉為生長期較長的“老茶”，而非漢人喝的“嫩茶”。北宋黃庭堅《山谷別集》卷八《叔父給事行狀》記有：“產茶之地盡在川路，賣茶之地全占陜西”，“(川茶)茶色不等，蓋漢茶食嫩，番茶食老”等語?？梢源_定的是，此時青藏高原東部邊緣的吐蕃人已經開始普遍飲用茶葉，至于現(xiàn)在的西藏自治區(qū)境內在宋元時期是否開始普遍接受茶葉，藏漢文獻闕如。元代，開始有了“西番茶”和“西番大葉茶”的叫法。元朝中期蒙古醫(yī)學家忽思慧著《飲膳正要》卷第二《諸般湯煎》詳細記錄了西番茶的產地和煮法：“出本土，味苦澀，煎用酥油?！? 元代的西番為宣政院管轄的與陜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肅行省、云南行省相鄰的藏族聚居地區(qū)，西番茶的產地雅州元代亦屬宣政院轄地，元政府在此設有西番茶提舉司， 至大四年九月，“罷西番茶提舉司”。因此《飲膳正要》說西番茶“出本土”不無道理。茶與酥油混煮，這已是酥油茶的做法。明初，大臣解縉對西番人煮茶的方法描述得更為詳細：“蓋夷人肥膻潼，則群聚穹廬中，置釜煮茶茗，調以潼酪，而濟其肉食，其俗非一日矣?！? 將煮沸的茶水與酥油攪拌，已與現(xiàn)在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并無二致，而且至明初以前這種酥油茶的制法已延續(xù)了很長時間，說明元代酥油茶在西番人中十分普及。明朝嘉靖年間，邊茶已經加工成了磚形，“私販茶戶每采新茶，屣成方塊，潛入番族貿易”。磚茶既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茶葉的容積，也便于長途運輸和保存。到了清朝前期，文獻已經明確記載飲茶習俗已在衛(wèi)藏地區(qū)普及。乾隆時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倫多喀爾·策仁旺杰在其自傳《噶倫傳》中至少6處提及在拉薩和日喀則向寺院僧人布施茶葉的情況。
外國學者大多認為茶葉傳入西藏的時間在公元10世紀以后。葡萄牙耶穌會士安東尼奧·德·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rade)和曼努埃爾·馬庫斯(Manuel Marques)是最早進入西藏的西方人。1623年，他們到達西藏西部古格王國的首府查帕朗(Tsaparang)。安德拉德在他1624年的報告中提到從中國進口的粗絲綢和瓷器、茶經由衛(wèi)藏到達古格。第一個提到磚茶的西方人是威廉·穆爾科夫特(William Moorcoft)，他詳細描述了1819年在拉達克的列城見到的被壓緊成方形的茶包：“這些茶包來自拉薩和葉爾羌，用牛皮包裹，上面覆有帶著漢字的黃紙。” 總之，宋元至明清以來，隨著飲茶習俗在青藏高原的傳播和普及，茶葉逐漸成為藏族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茶葉從內地，從漢地向北方、西南民族地區(qū)傳播的過程，在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其傳播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北方、西南民族在這個過程中對茶葉并不是簡單地被動接受，而是根據各自民族特點，結合自己的飲食文化習慣，把茶與奶制品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發(fā)展出具有自身民族特點的飲茶方式和習俗。
二、茶之于藏民族的重要性
對于北方和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來說，食肉和飲用兌有奶制品的茶是獲取身體營養(yǎng)成分的必要途徑。自古以來，牛、羊便是青藏高原最常見的家畜，青藏高原分布著面積廣闊的牧場，相當多的人口從事畜牧業(yè)。農區(qū)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帶，受到灌溉條件和日照時間的制約，糧食產量很低，單靠耕作所獲無法維持基本的生存，于是村莊周圍不適宜耕種的空地常常被用來放牧牛羊，這里沒有如中原地區(qū)那樣的純農業(yè)區(qū)，農區(qū)也呈現(xiàn)出半農半牧的特征。因此，奶制品是青藏高原最易獲取的食物。牛奶是一種高熱量的飲品，并富含人體所需要的蛋白質和膳食鈣。雖然人們從深綠色的蔬菜也能獲得膳食鈣，不過需要食用大量的蔬菜才能滿足人體的需要。由于青藏高原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和高海拔，能夠栽培的農作物尤其是蔬菜并不多。傳統(tǒng)上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日常食用的蔬菜主要是圓根、豌豆等，缺少深綠色的蔬菜。攝取牛奶中的膳食鈣便成為最便利的營養(yǎng)補充。另外，作為高熱量和富含蛋白質的食物，奶制品能有效地幫助生活在高原的人們抵御寒冷的天氣。對一些人來說，由于體內缺乏分解牛奶中乳糖的乳糖酶，直接飲用鮮奶會造成腹痛和腹瀉。醫(yī)學研究表明，人類從嬰兒時期斷奶后，身體中分解人和牛、羊等動物奶的乳糖酶便會消失，從而出現(xiàn)乳糖不耐癥，由于乳糖不能直接被人體所吸收，飲用動物奶后便產生相應的排斥，引起腹痛和腹瀉。這一點在亞洲世界更加普遍，亞洲人100%都有不同程度的乳糖消化不良(LM)癥狀，對牛奶具有排斥性。根據筆者掌握的文獻，未見民主改革前藏族直接飲用鮮奶的記載。20世紀40年代，俞湘文在對西北地區(qū)甘青川康四省涉藏地區(qū)的調查也印證了這一點：“他們(牧民)從不吃白開水或純牛奶，必須喝茶或奶茶”。鮮奶或奶制品酥油與茶葉的結合能為身體所接受，巧妙地克服了亞洲人乳糖不耐癥的問題，形成了藏族獨特的飲茶方式。清人記載酥油茶的制作方法為，“以茶入鍋，煮數(shù)十沸，去渣，入乳酥合鹽各少許，盛以木桶，群取以食”。即將茶葉煮沸后加入鹽，再倒入木制的酥油桶中用木棍進行充分的搗拌，使茶和酥油融為一體，成乳狀即可飲用。這種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沿襲至今。
茶含有咖啡因，為輕微的成癮品，但對人體沒有危害。飲茶較之飲白水是一種享受，易于入口，茶葉可將寡淡無味的白水變?yōu)榫哂形Φ娘嬈?，還有降脂、解膩、提神的功效。茶葉含有人體所需的維生素、鎂、鉀等成分，這些成分能夠補充綠色蔬菜攝取的不足。
此外，我們知道，人畜糞便等有害物質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對水源的污染，人類在飲用受污染的水后，水中的病菌進入身體，會導致疾病的產生和傳播。茶葉則要用沸水熬制后方能飲用，燒開的茶水可以做到相對無菌，因此飲茶習俗在藏地的普及，減少了當?shù)厝松〉母怕屎图膊〉膫鞑?，使得壽命大大延長。目前雖然缺少這方面的史料加以確認，但是從科學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茶在青藏高原普及后，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由于藏族特殊的飲食習慣，即“飲食多糌粑、牛肉、羊肉、奶子、奶渣、酥油等物，其性燥烈，而茶為急需，故貴賤皆以茶為命”。另外，邊茶適合熬制，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獨特的飲食和烹飪方式十分契合。受制于高原的氣候和環(huán)境，除了夏季和有日照的時間外，大多比較干燥寒冷，為了抵御寒冷，人們喜愛熱食熱茶。藏族最為喜愛的酥油茶用茶和酥油打制而成，酥油受涼便會凝結，需要趁熱喝下。糌粑是藏民族最為日常的食物，用熱茶或酥油茶挼糌粑最為理想。另外，藏地缺少木材和煤炭，隨處可見的牛糞成為藏地最常用的燃料。牛糞燃燒的火力較弱，適合燉煮食物和熬茶。用慢火熬制不僅能充分激發(fā)出黑茶的香氣，使茶水更加濃郁，其過程對喝茶的人來說也是一種享受。即便在野外，覓一避風之處，用三塊石頭支起簡單的爐灶，將放入茶葉的陶壺或銅、鐵壺放置其上，點燃牛糞慢慢熬煮，再用煮沸的茶水揉制糌粑，既能驅寒消解疲勞，也能飽腹。這也是茶為藏民族所喜愛并能在青藏高原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
三、邊茶貿易的政治、經濟作用和意義
中國歷朝都清楚地認識到茶葉對藏人的重要性，北宋程之邵曾對宋徽宗說：“戎俗食肉、飲酪，故貴茶而病于難得。” 《明史·食貨志》亦云：“番人嗜茶，不得茶則困以病?！闭且驗椴柙诿刹氐让褡迦粘Ｉ钪胁豢苫蛉钡闹匾裕虼瞬枞~被歷朝中央政府視為“馭番”的工具，“視番情之向背，分別通禁”， 即通過調節(jié)茶葉的數(shù)量多寡來控制“不可一日無茶”的邊疆民族，認為茶葉對制西番控北狄的作用勝過“數(shù)萬甲兵”。明太祖朱元璋曾經表達過茶葉對維系中央王朝與邊疆民族關系重要性的看法：“朕豈為(茶)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 這就使得茶葉不僅僅具有經濟上的商品屬性，還被賦予了重要的政治意義。對歷代中央政府來說，在某種程度上，邊茶的政治屬性遠大于商品屬性，對維系中央政府與邊疆民族之間的聯(lián)系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出于“以茶馭番”和獲取高額利潤的需要，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對茶馬貿易實行專賣制度，制定了相應的律法和條規(guī)，并逐漸加以完善，這便是茶馬法或榷茶制度。茶馬法肇始于宋，終結于清，對維系中央政府與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之間的聯(lián)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以前，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無飲茶習俗，因此對茶葉輸出并無限制。唐代，盡管對戰(zhàn)馬的需求量很大，但文獻中鮮有關于以茶易馬的記載，僅有回紇兩次買茶的記錄。唐與北方突厥、回紇等民族的互市貿易主要還是用金帛換取戰(zhàn)馬。如《新唐書·兵志》，“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杜f唐書》亦云，“自乾元之后，(回紇)屢遣使以馬和市繒帛，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動至數(shù)萬馬”。另外，史籍中也不見唐與青藏高原的吐蕃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以茶易馬的明確記載。
從宋神宗開始便對茶馬法加以系統(tǒng)管理，茶馬貿易全為官營，由政府設立的茶馬司管理和執(zhí)行。但隨著茶馬交易數(shù)量的增大，政府無力掌控茶馬交易的所有環(huán)節(jié)，于是便頒發(fā)茶引，茶商到官府領取茶引并運茶到茶馬司，然后再由茶馬司收購，茶馬司用以以茶易馬，由此開始了邊茶貿易的官商合辦。后來官頒茶引遠遠不能滿足邊疆少數(shù)民族對茶葉的需求，走私茶葉盛行，宋元兩朝關于嚴禁私茶的規(guī)定層出不窮。由于宋與北方的遼金及西夏長期處于對峙狀態(tài)，因此戰(zhàn)爭所需戰(zhàn)馬大都來自西北的吐蕃。宋朝設秦州、熙州為茶馬互市之所，用來自四川的茶葉交換吐蕃的戰(zhàn)馬。
元代，長城內外均被納入了中央政府的統(tǒng)治范圍，作為馬背民族的蒙古族統(tǒng)治者并不缺馬，因此茶馬貿易在元朝近百年的統(tǒng)治期間不再繼續(xù)，由茶商按引納稅后將邊茶自由銷往邊疆各地。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蒙古族普遍接受了茶葉，并將其與游牧民族喜愛的奶制品結合起來，創(chuàng)制出稱為“蘭膏”“酥簽”等的酥油茶和奶茶，發(fā)展了獨具特色的飲茶文化，并延續(xù)至今。元朝覆滅后，蒙古統(tǒng)治集團退回到長城以北的蒙古草原，但仍然保持著強大的軍事實力，對明王朝形成威脅。為了防止蒙古與西番諸部結盟共同對付明朝，明朝政府采取了用茶葉進行分化控制的辦法，同時為了取得所需的戰(zhàn)馬，建立了最為完備的茶馬交易體系。明朝政府還擴大了官商合辦的范圍，準許茶商以部分茶葉易番貨。
清初，由于戰(zhàn)事頻繁，對戰(zhàn)馬的需求量很大(八旗官兵每人配備3匹戰(zhàn)馬)，仍然維持明代的茶馬貿易。其后，隨著清廷對全國的統(tǒng)一，特別是將蒙古各部納入直接管轄后，戰(zhàn)馬不再短缺，更加適宜征戰(zhàn)的蒙古馬成為清朝軍隊的首選，“西馬(西番的馬匹)既不見重于時，從前以茶易馬之制遂廢”。另外，蒙古作為清王朝重要的支撐力量在統(tǒng)一全國和維護政權中發(fā)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為了籠絡北方的蒙古，清王朝對其茶葉輸入數(shù)量不再加以限制，任其交易。但是對于管理和控制相對松弛的西藏卻仍然實行嚴格的茶引制度，控制茶葉的銷藏數(shù)量，“其目的有二，即以存羈縻節(jié)制之意” 和“佐軍儲之急”。茶馬貿易廢止后，麝香、羊毛、皮革、沙金、硼砂、藥材等土特產品取代了馬匹的地位，成為藏地交換內地茶葉、布匹、絲綢、金屬用品、雜貨等的重要物品。
清代也曾通過對銷藏茶葉的控制，對不臣服于中央政府的部分涉藏地區(qū)進行控制?？滴跄┠昝晒艤矢翣柌空碱I西藏，康藏一些土司和寺院歸順準噶爾，康熙五十八年(1719)議政大臣等議覆云：“至打箭爐外，最近者為理塘，遣官招撫，令營官造其所管番寨戶口清冊，配量定數(shù)，許其買運。巴塘以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爐一路，當視番情之向背，分別通禁?！? 清政府的禁茶之舉引起這些涉藏地區(qū)的恐慌，于是相繼歸附。奧地利外交官羅斯通(Arthur von Rosthorn)，在其19世紀末出版的著作中也特別指出茶葉貿易作為清政府對西藏控制手段的重要作用。他認為，清政府壟斷了茶葉之后，便將開茶市與藏民貿易當做一種特許，這種特許曾因藏民不服從而停止過一兩次。清政府將茶葉輸藏的數(shù)量維持在求大于供的狀態(tài)，以維護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權威和影響。
明清兩朝中央政府在控制茶葉的同時，也采取了懷柔的手段。如明朝政府在嚴禁茶葉走私的同時，對前來朝貢的藏邊僧侶、商隊等夾帶私茶出關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其次，借由開辦茶市，分利給西藏地方政府、官員和寺院，達到籠絡的作用。清前期，自雍正三年(1725)起，清世宗下諭，禁止達賴喇嘛再向康區(qū)茶商征稅，免除達賴商隊的稅收。清廷還每年從打箭爐所收茶稅中，賞給達賴喇嘛茶葉2500千克、班禪額爾德尼茶葉1250千克，并運茶腳費銀10千克。此項措施既達到消減達賴影響力，由中央政府實施直接管理康區(qū)的目的，又起到了對達賴、班禪等西藏上層進行籠絡和安撫的作用。乾隆年間，清政府又在打箭爐茶稅中賞給達賴喇嘛每年白銀250千克，由西藏商隊在打箭爐取茶時一并帶回。西藏大小寺院上千座，經濟實力雄厚的大寺院多參與到茶葉貿易中。由于藏地很多地方沒有集市，寺院便成為茶葉的批發(fā)和售賣點，百姓和零售商販不得不受制于僧侶，喇嘛便通過這種經濟優(yōu)勢，進一步增強了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控制力。買賣茶葉是寺院的一項重要收入，也由此形成了寺院對清廷的依賴。
四、中華各民族共同參與和發(fā)展了邊茶貿易
(一)邊茶在農牧交換和互補中的作用
中國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各民族共同開發(fā)了960萬平方公里的疆域。自古以來，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發(fā)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長城以南的農耕區(qū)和長城以北的游牧區(qū)，這兩種相互區(qū)別又相互補充的經濟文化類型，成為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內在的經濟和文化的根源。歷史上，游牧和農耕兩種經濟相互依賴、互為補充，但游牧經濟具有更大的單一性和脆弱性，因此游牧區(qū)對農耕區(qū)的依賴程度更大，這也決定了游牧區(qū)必然成為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一部分。
在農牧互補的交換活動中，茶葉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宋元以來，北方游牧民族有了嗜茶之好，并在民間普及后，茶葉便成為剛性需求。茶葉從內地向北往西流動的同時，來自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馬匹、羊毛、皮革、藥材、麝香、砂金等土特產也源源不斷地輸入到了內地，這種農區(qū)和牧區(qū)經濟上的交往和聯(lián)系，影響到各族人民生活、生產的各個部分，使得中國疆域內的農區(qū)和牧區(qū)構成了一個相互依賴和補充的自然經濟區(qū)域，這一自然經濟區(qū)域的形成，成為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經濟基礎和客觀條件。
(二)邊茶貿易鏈條中各民族的分工與合作
邊茶貿易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參與和創(chuàng)造的。從生產、加工、運輸、銷售到消費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上，我們都能看到各民族有序的分工與合作。邊茶的生產和流通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崗位，數(shù)十萬人的家庭與此相連，許多與之有關的機構和家庭賴此為生，如茶農、茶商、茶莊、鍋莊、背夫、騾馬出租者，茶葉制造工人、包裝工人，等等。他們有的將其作為職業(yè)，有的在農閑時節(jié)通過從事相關工作補貼家用。
邊茶貿易所編制的龐大的貿易網絡，將邊疆與祖國內地，以及中國與俄羅斯、南亞國家等廣闊的世界連接在一起。這一網絡有相對獨立的管理體系和交通網線，穿梭于其中的茶葉代理人和中間商，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在西藏和涉藏地區(qū)經商的漢族、回族、撒拉族等，出于商業(yè)競爭和互助的要求，他們普遍以茶莊或茶號的形式構成了自己的貿易網絡，并按照同鄉(xiāng)關系結成了陜幫、川幫、滇幫等團體。從事茶葉貿易的康藏茶商，按照地域區(qū)分，有“康巴娃”與“藏巴娃”;以從事商業(yè)活動和資金來源而論，一般有寺廟、土司、平民三種經商者。藏商從批發(fā)到零售，也形成了龐大的經銷茶葉的貿易網絡。
(三)各民族共同筑就茶葉之路
邊茶運輸是一項長途貿易，從產茶地四川盆地西部邊緣的雅安、云南的滇西、湖南益陽和湖北趙李橋，到茶葉的目的地西藏和蒙古草原。其間道路崎嶇坎坷，要跨過無數(shù)的激流險灘，翻越雪山草甸，歷經雨雪風霜，路途中隨時可能遭遇盜匪。茶商們利用人背馬馱的方式，絡繹不絕地一站一站將茶葉運往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
以藏茶貿易為例，清末民國時期，雅安地區(qū)供應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區(qū)的邊茶引額多為每年11萬擔，需要背夫約10萬人次，他們常年周而復始地往返于雅安到康定的崎嶇山路之中。茶葉由雅安等地運至康定后，便轉賣到往來于康藏之間的以藏商為主的商人手中。這些即將運往西藏的茶葉，還要經過第二次包裝，也就是將竹篾從茶條上拆除，重新包裹上牛皮，以適合高原牦牛、騾子馱運，這些縫皮的工作通常都由藏族的“甲作娃”來操作。向關外運送茶葉的均為藏族牧民，他們被稱為“馱腳娃”。從康定到拉薩往返一次需要1年左右的時間。
從藏茶產地，即四川盆地西部邊緣的雅安，以及云南滇西向西藏運輸茶葉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條，而是一個龐大的交通網絡。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與青藏道(甘青道)三條大道為主線，輔以眾多的支線、附線構成的道路系統(tǒng)，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亞、西亞、中亞和東南亞。如今大多數(shù)人所熟知乃至緬懷的茶馬古道的線路，主要有兩條：一條從四川雅安出發(fā)，經瀘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薩，線路全長3000多公里;另一條線路從云南普洱茶原產地(今西雙版納、思茅等地)出發(fā)，經大理、麗江、中甸、德欽，到西藏邦達、察隅或洛隆、工布江達、拉薩，線路全長3800多公里。
在這兩條主線的沿途，密布著無數(shù)大大小小的支線，如從雅安到松潘、甘南的支線，由川藏道北部支線經鄧柯(今四川德格)通往青海玉樹、西寧、洮州(今臨潭)的支線，由昌都向北經類烏齊、丁青通往藏北地區(qū)的支線等。這些四通八達的茶葉貿易網絡把川、滇、藏地區(qū)緊密連結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勢最高、山路最險、距離最遙遠的茶馬古道。此外，還有一條從云南繞道東南亞、南亞入藏的滇茶之路，就是從茶葉產地西雙版納等地經緬甸，再用海船運至印度加爾各答，從加爾各答轉火車到大吉嶺或噶倫堡，最后從喜馬拉雅山脈南麓進入西藏，這條茶道曾經是清代至民國時期“滇茶銷藏”的主要通道之一。
(四) 文成公主帶茶入藏：一個中華文化共享
歷史記憶的形成與意義千余年的邊茶貿易積淀了豐厚的由傳說和故事綴成的歷史記憶，形成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在民間，漢藏兩個民族都將藏族飲茶的歷史追溯到文成公主入藏，并對此深信不疑，賦予種種美好的傳說，成就了漢藏民族友誼的一段佳話。
其實，根據文獻記載，文成公主進入吐蕃時，所帶物品中并沒有茶葉。也就是說，史實與民間“常識”之間存在差異，而這種差異的形成及背后所蘊含的意義才是我們在本節(jié)所要探尋的關鍵所在。
我們通過對歷史文獻的考證，從學術的角度分析茶葉是否由文成公主最早帶入吐蕃。唐代，內地茶葉的種植和生產與以前的朝代相比，有了較大的發(fā)展。茶葉產區(qū)也不局限于最初的江淮和巴蜀地區(qū),擴大到了西北及西南其他地區(qū)。茶圣陸羽的《茶經》記載當時的主要產茶地區(qū)共有42州，即西北到陜西省境內的安康，北到淮河南岸的光山，西南到云貴的西雙版納和遵義，東南到福建的建甌、閩溪，南到五嶺以南的廣東、廣西。其中與吐蕃相鄰的川陜一帶產茶的地區(qū)包括:峽州夷陵郡、歸州巴東郡、夔州云安郡、雅州盧山郡及金州漢陰郡、興元府漢中郡。在這種條件下, 茶葉流通流入到與之相鄰的吐蕃地區(qū)并非沒有可能，但當時茶葉在吐蕃并沒有普及，如果有，也僅限于唐蕃交界地區(qū)或吐蕃的上層階級和僧侶階層的極少部分。目前諸多論著中所提及的文成公主帶茶入藏之事，引文出處均注明來自明代成書的《西藏政教史鑒》 此書為劉立千翻譯。1940—1943年任乃強在《康導月刊》連載該書校注，書名為《西藏政教史鑒》。后劉立千將書名更改為《西藏王統(tǒng)記》，1985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梢悦鞔_的是，漢文史料并無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記載。如《舊唐書》和《新唐書》“吐蕃傳”中關于文成公主的史料很少，未見關于茶葉入藏的史料。另外，依據明代藏文史籍《西藏王統(tǒng)記》的記載，唐太宗賜給文成公主帶入藏地的嫁妝有如來像、金玉制告身文書、經史典籍、玉片鞍翼黃金鞍、鳥織錦墊、工巧技藝制造術、四醫(yī)方藥、服飾和琵琶樂器等，但其中不見有關于茶葉的記載。目前能見到唐代茶葉入藏的史料，是任乃強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中曾引用的德格版《漢藏文書》的相關記載：“松贊干布之孫，始自中原輸入茶葉”。但是任乃強先生并未提供關于《漢藏文書》的版本詳情。不過此《漢藏文書》有可能是《漢藏史集》的另一種譯名。明代藏文史籍《漢藏史集》已由陳慶英先生翻譯出版。全書共有三處提及茶葉：一是“上篇”中“吐蕃之王統(tǒng)”中講到藏文創(chuàng)始人吞米·桑布扎夢到文殊菩薩化身的老太婆，他們之間的談話提到茶葉;第二處是“上篇”中“茶葉和碗在吐蕃出現(xiàn)的故事”，講述了吐蕃贊普都松莽支布(679—704)因喝了小鳥口中銜來的茶葉而治愈重病的故事;第三處是“茶葉種類”一章中對漢地茶葉種類的描述。但是這三處講的都是各種茶的藥用價值，茶對身體的治療作用。《漢藏史集》成書于明朝宣德年間，其時關于藏地飲茶習俗已經有了明確的文獻記載。但此書講述的公元7世紀吐蕃時期關于茶葉的故事是否真實，因所能資籍之文獻資料和考古材料甚少，尚存疑。即使按照《漢藏史集》的記載，唐代時期吐蕃已有茶葉，但應該也并不流行，只是作為治病的良藥，并沒有作為飲品流行。
不論茶葉入藏源于何種說法，茶葉輸入藏地并形成一定規(guī)模應該不是在唐代。到了宋代，漢藏茶馬貿易有了很大的發(fā)展，中原地區(qū)茶葉產量也大幅提高，宋代茶葉產量比唐代增長了二三倍，從而保障了吐蕃茶葉的供給，但是藏人飲茶還僅限于青藏高原邊緣地區(qū)今四川、甘肅等處涉藏地區(qū)。藏漢文獻中尚無關于衛(wèi)藏地區(qū)藏族飲茶的記載。不過，明清以后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表明，茶葉已經成為整個青藏高原藏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從上述史實來看，茶葉并非是由文成公主帶入吐蕃的，唐代的吐蕃也沒有形成普遍的飲茶習俗。但是，我們想說明的是，茶葉入藏始于文成公主的說法真實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成公主帶茶入藏傳說建構的動機是什么?其背后所反映了怎樣的觀念、思想和情感的深層意義?文成公主是漢藏群眾最為熟悉的歷史人物，青藏高原各地都流傳著她的傳說，她遠嫁吐蕃的故事成為漢藏民族友誼的佳話，她把內地的書籍、農作物、技術和工藝帶到了青藏高原，豐富了高原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在增進兩個民族的交流與了解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因此，藏族人民把各種美好的事物都賦予在她身上便顯得順理成章，她匯聚藏族人民所能想象到的種種優(yōu)良品行?；诖耍藗兏敢庀嘈攀撬巡刈迦嗣衩咳詹豢苫蛉钡牟枞~帶進了雪域高原。關于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傳說不止于藏族，在藏茶的產地雅安的漢族中也同樣流傳著她與茶葉的故事。2019年筆者在雅安的藏茶廠和茶園調查時，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以及茶工們每逢對我說起他們知識體系中的藏茶起源，無不以文成公主為開端。當然，這其中不乏虛構的成分，但是他們對這些虛構的故事深信不疑，樂于傳播，并將其當做歷史事實，不斷強化記憶和豐富故事內容，這同樣反映出雅安的漢族群眾對藏茶所傳遞的漢藏友誼的敬仰之情。
這個出自民間，廣泛流傳于漢藏民族之中的文成公主與茶葉的傳說，無疑具有其存在的深厚歷史基礎和社會基礎。它寄托了漢藏人民對民族友誼的理解和期盼，折射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情感認同、價值認同和文化認同，體現(xiàn)了漢藏兩種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過程，并演變?yōu)闈h藏群眾情感互通的集體記憶和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因而我們應該把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傳說和由此而衍生的一套話語體系，放置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語境和歷史框架中去理解和加以詮釋，如果這樣來看，這種民間觀念的表達又何嘗不是一種真實的歷史事實呢!
五、小結
唐宋以來，邊茶貿易是連接和維系中原王朝與北方和西北、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重要方式和紐帶，對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fā)展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對邊茶的作用有過精辟的評價：“夫物有至薄而用之至厚者，茶是也?！? 也就是說，茶葉這種產量高、易于生長、價值不高的“山林草木之葉”，卻在加強與邊疆民族的關系中發(fā)揮了最大的功效。邊茶之于歷代中央王朝都有著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經濟方面，邊茶起到了農牧互補的作用，用以交換內地缺乏的馬匹、藥材、羊毛、皮革、硼砂等物;與此同時，茶稅也成為國家財政和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在政治上，邊茶有著“以茶馭番”的功能，歷朝中央政府通過調節(jié)茶葉輸出的數(shù)量對邊疆民族進行政治上的控制，加強中央政府與邊疆民族的聯(lián)系。同時，邊茶還間接地充當了農耕與游牧兩種文化交流的中介和紐帶。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為例，他們飲食生活中有四個主要的食品，分別是糌粑、肉、茶葉和酥油，在這四項中，唯有茶葉需要從內地輸入，其種植、加工完全由千里之外的內地控制。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通過對茶葉壟斷，從數(shù)量的調控實現(xiàn)對青藏高原的控制。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沒有那種物品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邊茶貿易作為中原王朝用漢地茶葉換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馬匹或其他物品的一種商業(yè)活動，貫穿了宋以來中國歷史的每個階段。在延續(xù)千年的邊茶貿易過程中，圍繞邊茶的生產、加工、運輸和銷售，各民族自覺或被動地參與其中，在各個鏈條和環(huán)節(jié)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商貿活動。
維系一個共同體的基礎，就是由共同的記憶、共同的經歷和共同的故事所構成的為全體成員共享的符號、信仰與價值觀，這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傳承、發(fā)展的社會基礎和整合機制。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要理解這個過程，就不能簡單地只靠文獻記載的“歷史事實”，還要從具體的民間日常生活中去尋找答案。內地與邊疆、漢族與周邊民族之間的關系，除了文字記載的“大事”外，更多地體現(xiàn)在如小小的茶葉這樣不起眼，但又無處不在的，與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具體的物資交流之中。千百年來，朝代更替與世事變幻不斷，但邊茶貿易卻從未中斷。在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的前現(xiàn)代社會，物資交流的意義十分重要，即使一個人從來沒有離開家鄉(xiāng)，沒有機會見到自己民族以外的人，但是來自外部世界的物品卻傳達了關于另外一個世界清晰的信息，通過茶葉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具體環(huán)節(jié)與體驗，產地與消費地之間不同文化、不同區(qū)域和不同生活方式人們被聯(lián)系在了一起。這些素未謀面，一生中可能也不會相見的人們，被納入茶葉構成的貿易體系，結成了一個利益相關的有機體。與歷史上民族之間、政權之間的對立、沖突相比，茶葉帶給人們的是和諧、和平和友誼的美好記憶，是彼此間互助互惠、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具體呈現(xiàn)，是各民族資源共享、分工協(xié)作的結果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也是最有意義的記憶載體和共享符號。
以茶葉為紐帶，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信賴、守望相助，結成了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可以說，邊茶的歷史，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各民族交往交融的歷史，它的產生和發(fā)展，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所論述的“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fā)展、鞏固統(tǒng)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tǒng)一的內生動力。”
來源：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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