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雜志)中國民間有句俗話，叫“淺茶滿酒”，主人待客時茶要淺倒、酒要滿杯，客人飲茶要細品慢咽。這樣的平常生活場景中就包含了中國茶道的一個基本精神取向：在閑中返隱并取樂。中國古代文化是在本土自生式緩慢生長出來的，茶文化更是在從容、閑散的生活處境中孕育出來的，所以，中國茶道在品茗論茶時延長了個人獨處或者與友人相處的時間，同時也放大了狹小場所(茶室)的空間意義，強調細細品味杯中茶湯，同時把玩手中器皿、與周遭環(huán)境共處同安，在場者的內心交流無需言語，僅僅因為共處一室、共飲一壺茶而得以完成。傳統(tǒng)中國茶道提出的四境說對此有較好的揭示，本文將進一步對此作出現(xiàn)代詮釋。
一、 中國文化傳統(tǒng)孕育下的中國茶道
關于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內容及其特征的討論，可謂汗牛充棟，學者們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fā)的觀點，這樣的討論還將繼續(xù)下去，因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是流動的、生生不息的，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認識就不會停止。本文的重點不是闡述中國文化的歷史發(fā)展或者其中各個有機組成部分，而在于概要說明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總體結構。筆者認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總體結構是“一體兩用”，即以儒釋道一體為骨架，中醫(yī)和茶道構成其兩翼，這兩翼是儒釋道之體的巧妙運用和成功滲透。對傳統(tǒng)中國人來說，中醫(yī)醫(yī)身、茶道修心，身心和合及其價值追求都體現(xiàn)在儒釋道一體的學統(tǒng)上。早在魏晉之時三教合流的傾向就已經出現(xiàn)，隋唐產生了眾多三教合流的文化成果，如建筑風格、學術教義、生活樣式等，中國茶道就是代表性的重要產物。
飲茶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在中國何時出現(xiàn)的呢?郝懿行在《證俗文》中提到，“考茗飲之法始于漢末，而已萌芽于前漢，然其飲法未聞，或曰為餅咀食之，逮東漢末蜀吳之人始造茗飲?！边@是有關中國人將“茶事”作為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事件的較早記載。此時，茶事已經脫離初期的藥用、食用階段，進入到飲用的階段。即便進入到飲用階段，飲用方式也在不斷變化，隋唐時的煎茶(煮茶時要添加一些佐料，如鹽、香料等)到宋代的點茶(茶要烘烤并碾成粉末，倒入熱湯時還要不斷擊攪)，明代時放棄餅茶、團茶改用散茶，出現(xiàn)了泡茶這樣的飲法，這種飲用方式能夠完好地再現(xiàn)茶的本味、茶湯的本色，大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我國南方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如云南、四川、貴州、湖南等地還留有食用式飲茶法，宋代的抹茶和點茶法傳入了朝鮮和日本，成為了他們的代表性文化傳統(tǒng)，在中國大陸則因泡茶法的一統(tǒng)天下而被遺忘。
“茶”原本有多個同義字，包括荼、槚、蔎、茗、荈等，最后統(tǒng)一定為“茶”字，根本原因是“茶”的字形最接近中國文化傳統(tǒng)所設定的天地人關系的構想?！安琛保捌渥?，或從草，或從木，或草木并。”(陸羽《茶經》)其義為“人在草木間”。蒼天之下，人為萬物之靈長，敬天盡地利以利人。茶本為自然界一介植物，被人發(fā)現(xiàn)、采用、加工，茶從萬物中脫穎而出，成為人的寵愛;同時，人因茶而獲益、滿足，茶所集納的日月精華、水汽凝結和山岳含育均被人做出了極大開發(fā)，人成為茶的受益者。
應當承認，至今仍然有學者明確反對“中國茶道”的提法，認為中國只有茶文化(包括茶俗、茶禮、茶藝等事業(yè))、茶產業(yè)(包括茶葉生產、制作、貿易等活動)，但始終沒有發(fā)展出系統(tǒng)、嚴謹?shù)摹安璧馈?。不可否認，中國歷史上并不存在完整的茶道理論，也無明確的茶道流派傳承，但這只能說明中國茶道有其特殊性。決定是否有茶道的關鍵是有無對茶事活動所內含的精神性價值(與人相關)和思想性價值(與知識相關)做出有意識的總結或概括。有無總結是一回事，總結的深淺、廣窄是另一回事。通過飲茶獲得身心安寧、精神愉悅并對此做出思想升華，這顯然不再是生理活動，它已經進入到自我實現(xiàn)的境地，肯定這一內容就可以視為茶道，關于這方面認識的總結就是茶道研究。將茶的生命比擬人生，將飲茶體悟引向對自然萬象、宇宙世代的洞察，并將之理解為天道、真理的具體化，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對茶的總體性把握。許多文人、僧人、思想家對此都留下了富有啟迪的獨特見解、深刻體悟，如陸羽、蘇軾、朱熹、周作人、林語堂等。茶道廣泛存在于文學作品、畫作之中，并對中國陶瓷工藝、美學設計等產生了持久的影響。筆者之所以主張中國茶道真正形成于宋代而非唐代其原因就在于唐代的飲茶活動還有著濃厚的、與物的深切關聯(lián)，這直接干擾并降低了有關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就所有不同，閑適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論的興起，為茶道的提出分別提供了現(xiàn)實的和思想的雙重鋪墊。
從字義上說，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質而淬煉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質首先是它的自然屬性和對人身心的益處，在此之上關于茶所展開的情感投射和意識升華才進入到人所創(chuàng)造出的精神世界。人類文明構建了諸多包含信仰、文學、哲學、藝術之內的精神世界，中國文化傳統(tǒng)所推崇的精神世界主要體現(xiàn)在樂生、天命、義理等重要命題上，茶道正是以茶為載體在品茗中以茶說事、以茶喻理、以茶論道。從與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關聯(lián)角度上看，中國茶道的具體內容可以表達為如下三個方面，即閑、隱、樂。三者統(tǒng)一到人，媒介是茶?！伴e”是中國茶道的心理基礎，“隱”是中國茶道的社會主張，“樂”是中國茶道的價值追求，就三者的內在關系來講，“閑”是前提條件，“隱”和“樂”是刻意營造或試圖表達的精神狀態(tài)。
“閑”在中國文化中有多重含義，負面的是指不事稼穡、游手好閑、吃閑飯;正面的是指從容、優(yōu)裕、散淡、豁達，正面的含義中既包括品質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與茶道關聯(lián)的“閑”顯然是指后者。“閑”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閑得以成就，閑因茶得以充實。時間上的閑只是一個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閑，要點在于一種生活態(tài)度，即從容應對，等閑看過苦難滄桑、視榮辱或聲譽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將我融于茶，將茶化作我。這樣的“閑”正是精神成長、自我發(fā)掘和自由意志伸張所必備的思想品質，得閑之真諦的人才會在意向內觀照，求取獨立的個體我。
從價值論上說，“隱”的消極含義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隱”的積極含義則是脫俗、淡泊、精儉、潔身自好，這不是被動的退讓、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為或者無力改換他人/社會時、仍然頑強保留自身的處世原則、固守內心的道德律，這是以一己之力抗爭凡俗世界、庸常大眾的隨波逐流，不做犬儒，放棄世常的名利而求取個人的精神圓滿。如范仲淹所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身”。因此，茶道中的“隱”揭示的是茶人飲者在生活、社會中如何立身的大問題，隱后返本，身處鬧市求心安，身處高位知進退，隱與顯是一對相互依托的對立統(tǒng)一，隱后再顯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為人處世不忘己身?！半[”要有強大的內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囂而處落寞，離繁華而安清貧，這非一般人可為。陸羽在《茶經》里說，“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他不是說喝茶后，人就自動獲得了“精行儉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儉德之人”是最宜飲茶的，陸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選擇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顯，飲者之品性投射到茶這一實物上。禪茶一味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選擇茶來解經悟道其緣由也基于此。
“樂”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重要主張，甚至也可以說是它的一大特點?？鬃釉?，“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孟子提出“與民同樂”，《太平經》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樂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國文化傳統(tǒng)更加傾心于“德樂合一”，如助人為樂、樂于助人、樂善好施，都是將行善、助人與快樂聯(lián)系在一起。這樣的快樂是一種因所認同的價值得到實現(xiàn)而產生的內心愉悅，是一種精神快樂，體現(xiàn)了“眾樂樂”般的精神快感?！皹贰笔怪袊璧烂黠@有別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發(fā)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闡發(fā)和傳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嚴格維護了師徒授受關系，具有高度的封閉性，因此屬于小眾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內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過程中的寂、靜、敬的成分，走向了純粹形式化的理念體悟。中國茶道之樂重申了對此世的投入和對人身處其中境遇的關切，因此，中國茶道具有更加平實的表現(xiàn)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現(xiàn)實關懷。無數(shù)的歷史事件表明，無論身處何種情境下，多數(shù)中國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現(xiàn)狀，這與中國茶道乃至中國文化中的樂觀主義是分不開的。
二、 茶道四境說的提出
馮友蘭先生認為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主題是人生哲學，中國哲學精神也脫離不開對人/人事/人情的考量。他還根據(jù)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基本立場概括出四種人生境界，分別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前兩種境界都是非哲學的，只有后兩種境界與哲學有關，并且是哲學關注的對象，馮先生還指出，只有借助哲學的反思省察，人生才能達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馮友蘭先生所概括的境界說看似是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歸結，其實是接受了西學影響、采納西方哲學的范疇體系的嘗試，例如，馮先生所講的“自然”就不是儒家的原初含義，同樣，他明確地劃分出可以成為哲學對象和不可以成為哲學對象兩種不同的層次，這也是有別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注重“世間道”的做法。中國茶道無法劃入馮先生的哲學對象之中，因為它不是形而上學的觀念構建，沒有正面回答知識論問題，它只與日用生活相關，只在民間風俗和日用生活中尋找意義，卻力圖將日常事件變?yōu)榍槿?、樂事，從而獲得恒久性。
然而，傳統(tǒng)中國茶道也講境界，很早就提出了四境說，分別是：物境、藝境、人境、心境，并認為四境俱美才是至上狀態(tài)。明代的書畫家徐渭(1521—1593)被世人稱為“茶癡”，他最明確提出了宜茶境界說，認為物境、藝境、人境、心境俱美者乃宜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飲茶的環(huán)境，主要指不是人為建造的居室、樓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靜清雅的場所，如竹海、梅林、泉邊、湖畔等;藝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沖泡或飲用之法的得體、撫琴弄簫的聲樂等共同構成的雅致脫俗的氛圍;人境則指嘉賓來客與主人的融洽關系，專心于飲茶，彼此聲氣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飲茶中忘卻世間萬象，人與茶、茶與人合二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的物我兩忘、豁然開朗。
茶道四境之間并非簡單的高低替代關系，相反，四境是相互補充、缺一不可的連帶關系。物境和藝境提供了實體性基礎，人境提供了人際交往溝通的條件，心境則受到前三者的引導，反過來又純化、提升前三者的存在方式。宋人提出的飲茶“三點”——飲茶環(huán)境、水質和茶具、品飲者的修養(yǎng)三個方面，講的是同一個道理，也可用看做是茶道四境說的前身。
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對生活情趣的關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尋找情投意合的同道，在刻意營造出的人為環(huán)境中折射當事人的思緒和體悟，這就是生活的閑、人生的隱和現(xiàn)世的樂。明末清初文學家張岱(1597—1679)有句名言，“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辈璧浪木吃趨T乏經濟時代顯得有些鋪張或矯情，對俗世凡眾來說它顯得過于高格調和雅致，通常會被不諳茶道的人視為“茶疵”、“飲癖”，然而，恰恰是這些對茶情有獨鐘、不改初衷的人成就了茶道，使茶事成為風雅，使茶人有了品味。
中國傳統(tǒng)茶道的四境說所講的茶道不是在用時間來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間，中國人喝茶可以從早到晚，時間似乎停滯了，時間的意義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處怎樣的環(huán)境和心境，這些都是空間要素。中國茶道弱化了時間維度，突出了空間維度，飲者或主賓飲者們共處的空間性存在的屬性得到充分闡發(fā)。中國茶分產地、產區(qū);但各地的飲茶方式也有地區(qū)差別，茶室、茶館的陳設在理念上大多刻意濾去了時間的向量。據(jù)說真正諳茶者在頭三杯不事任何言語，靜靜品茶，全身心關乎茶主泡茶的一舉一動，用心體會茶湯之味、茶器之美、茶藝之精、茶席之雅，等等。品茶過程中茶者(包括茶人、茶客、茶主)的思想溝通不是靠語言傳遞，而是靠共感，情感共鳴，這樣的情感分享與特定的場景及其要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場為其表現(xiàn)形式的。西方人則非常不同，他們用時間來度量茶，喝的是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茶就像鐘表一樣提示人正處于作業(yè)或行為的某個階段，所凸顯的是茶外之人的所作所為。茶只是工具性存在，茶為人所用，僅此而已。
令人遺憾的是，茶道四境雖然關涉空間，但只是十分狹小的范圍，往往只是設茶席、茶會的那塊空間，或者僅僅關聯(lián)案桌、茶幾的空間。飲茶者之外，即便在同一室內(如茶室、茶館)仍然可能垃圾遍地。中國茶道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悟道體驗，卻沒有成功擴展、延伸開來，成為“新民”乃至“新生活”的源頭動力。蔡元培在寫于1916年的《華工學校講義》中說道：“華人素以不潔聞于世界：體不常浴，衣不時浣，咯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灑掃，廁所任其熏蒸，飲用之水，不加滲漉，傳染之病，不知隔離。小之損一身之康強，大之釀一方之疫癘?！蓖萍杭叭恕⒂纱思氨诉@些中國文化傳統(tǒng)倡導的“類推”在茶道中未被生根、發(fā)揚。中國茶道創(chuàng)造的潔凈世界只局限于當事人的精神領域，卻可能無涉于周遭環(huán)境，更未激發(fā)出行動的意志。中國士大夫階層的“坐而論道”、缺乏行動力的劣根性也大抵與此相關。
中國茶道具體內容——閑隱樂——正是通過“四境”得到充分體現(xiàn)的。茶道的物境在于野趣、雅致，在世間卻又脫俗清新，這就是閑和隱;茶道的藝境強調合于時令，契合儀規(guī)，烘托出寂靜、清和的空間，這就是閑和樂;茶道的人境突出的是同坐茶席中人一期一會，以情相交，以茶傳情，這就是得一知己而足矣的至樂;茶道的心境關注當事人反躬自省，向內心觀照，以茶喻人生、事業(yè)，滌除內心的不滿、怨恨，成就自性的伸張，這就是“大隱隱于市”的真諦。可以說，茶道四境說從不同角度全面解讀、深化了中國茶道。
換句話說，中國茶道雖然也強調由茶及道、茶中見道，但并不追求道外世界。一句話，中國茶道的本質是道茶一體。日本茶道援佛入道，突出了“孤”、“寂”、“清”的品味;中國茶道引儒入道，強調的是“閑”、“隱”、“樂”。中國茶文化在唐代興起時就是雅俗共賞，宋代出現(xiàn)茶道時，也是同時存在士大夫、寺院、宮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而且佛門、道觀、儒家的祠堂、學堂、孔廟等都依據(jù)各自有關天、人、物的理念預設而發(fā)展出了不同的茶禮、茶藝乃至各自有別的茶道。茶文化流布廣泛，是因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樂趣。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有極好的概括，“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說，可以稱作‘忙里偷閑，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xiàn)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敝袊璧谰哂猩钋械默F(xiàn)實關懷，本著及物、依人、樂生的原則將茶道落腳在生活情趣上。
三、 茶道四境說的現(xiàn)代詮釋
新中國建立后，全面開展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傳播了社會主義新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同時對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傳統(tǒng)文化的諸多具體形式都做出了徹底否定，既根除了封建制度的社會基礎，也對民眾一般日常生活產生了巨大沖擊，其間茶道研究、茶文化樣式幾乎停滯，僅僅保留了單純物質性內容的茶葉種植、加工、買賣，因為茶葉是當時為數(shù)不多的出口創(chuàng)匯產品。然而，飲茶、品茶的過程而產生的悠閑生活方式，散淡人生態(tài)度和追求精致、雅致、品味生活的志趣都被無情掃除，茶文化不再傳承，茶道研究被迫中止。
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也給中國茶文化復興創(chuàng)造了條件。許多地方政府大力發(fā)展茶葉貿易，鼓勵圍繞茶葉而進行的各類文化事業(yè)，各地紛紛成立了茶協(xié)會，茶館也雨后春筍般繁榮起來，茶事活動頻繁，并且參考和吸收臺灣經驗，開發(fā)出各種茶藝表演，茶事相關的茶產業(yè)，如茶服、茶器、茶具、香、古樂器、國畫等都得到了蓬勃發(fā)展。最重要的是，人們對茶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顯著變化，開始賦予茶各種積極、正面的價值。飲茶者(無論是在自家獨斟自飲還是與人同泡茶館)都不再被視為游手好閑的人，相反，經常被看做是有品位的風雅之士。
期間也出現(xiàn)了一些令人擔憂的現(xiàn)象，例如奢靡之風盛行，茶的包裝過于精美，造成大量垃圾，增加了環(huán)境負擔;茶具和茶器過于昂貴，離普通人的生活越來越遠;茶藝表演出現(xiàn)了許多不雅或庸俗內容，沖淡了飲茶本身的樂趣。更為嚴重的是，一些茶生產商、經銷商偷工減料、以次充好，使用過多的化肥和殺蟲劑，加工過程中添加了過多干擾茶性的有害物質，這些行為導致許多種類茶葉品質的退化，這種殺雞取卵、急功近利的行為完全違背了傳統(tǒng)茶人應有的職業(yè)操守，也與茶道追求格格不入。
當代中國茶道所處的時代場景已經大大不同于古代。在匱乏經濟時代，茶仍是稀缺品，好茶或上等茶更是珍稀品，只有殷實之家方可享受，一般平民百姓買茶只是備著待客之用，平時是消受不起的。而殷實之家大多受過良好教育，識書達理，品茶論道、鑒茶賦詩等都只是士大夫、文人之間雅致生活的追求。雖然只有占總人口極少數(shù)的人飲茶，但他們大多是知識的擁有者和思想的創(chuàng)造者，他們不僅維持了茶文化，也推動了茶道的傳承和深化。然而，今日的中國人大多可以消費得起茶葉，茶葉的供應源源不斷，茶葉的種類層出不窮，飲茶的方式不斷翻新，茶真正成為粗茶淡飯般日常和廉價，飲茶者可能是每個人，即任何一個“涂之人”，此時，茶道何存?跨越全部階層、通用于所有人群的茶道是否還有存在的可能?
飲茶成本的降低和飲茶程序的簡化，茶日益向民間普及，中國傳統(tǒng)的文人茶文化逐漸被平民茶文化取代，平民茶文化是否可以延續(xù)傳統(tǒng)中國茶道呢?筆者認為，中國茶道所主張的閑隱樂三種精神不僅仍然具有意義，而且在今日獲得實現(xiàn)變得更加可能，主要得益于物質手段和技術水平的提高，人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解放出來，閑暇時間增加，可支配的財富也極大增加，度閑和求樂變得唾手可得。然而，發(fā)達的物質生活和快餐化消費也使時間碎片化，精致生活追求變得局促和難覓，普遍的煩悶和躁動緊壓了人的精神生長的空間，在豐裕時代如何安頓心靈、為我們的精神向往提供場所?這是今日茶人所要面對的現(xiàn)實問題。
這就必須強化茶道中的四境功夫。返歸自然，按物之本性行事，順物理盡物力。茶本是自然一物，飲茶之益來自于茶性的最佳發(fā)揮，茶道的初心就是保持對茶性的尊重。茶道四境必須依此茶性自然主義原則加以展開。藝境雖是人所造環(huán)境，也應以模仿自然、接近自然為原則，將藝境融于物境之中，飲茶者無論身處何處其心境和人境都應返璞歸真。質言之，雖然心境重在個人獨處的內心觀照，人境強調以敬待人求得聲氣相投，但人境的出發(fā)點是心境，有獨立人格和自處自律的人才會與人平和相處，茶道四境其實就可以化約為二境：物境和心境。茶人的舉手投足是自身心境的外化，所使用的器具、營造的環(huán)境皆由心性外發(fā)，洞察物之本性以盡物力，對茶事中的一切皆抱持恭敬、謙和的態(tài)度。二境皆出于一心：這就是奉茶之心，易言之，敬茶之心。
中國茶道的基本精神是主張在俗世生活中返本歸真，在庸常世界中尋找優(yōu)雅品位。在此，重要的不是茶、茶具或茶室，而是茶人，或者說是飲者在品茗中全身心投入所獲得的自悟自省。道在茶中，悟道就在品茗的過程中。物鏡、藝境、人境都不需刻意選擇，隨遇而安，因為象由心生，心境才是根本。在當代，拜市場經濟和技術革新之所賜，茶相關的器具極大豐富、陳設越加奢華，茶室隨處可見，茶葉唾手可得，然而，這些都是可有可無的，外殼，真正有意義的是飲茶者求放心，將心安置于事關大問題的事物上，用宏大敘事去除生活中的繁雜，用普遍價值提升人生的關切，飲茶讓人安靜下來，生起敬意，卸去多余的欲望和無謂的沖動，一句話，品茶就是赴一場心靈之約，從這個角度上看，茶道四境可以成為今天中國人的信仰依托。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雜志;作者：董鵬(陜西安康)】
萬里茶道是指從1689年中國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開始到1924年結束，以茶葉貿易為主連接歐亞大陸的國際商貿通道。它是繼“絲綢之路”后在歐亞大陸興起的又一條國際貿易通道。它南起中國福建武夷山、途徑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內蒙古等地，最終抵達俄羅斯圣彼得堡，全長13000余公里，成為18、19世紀東西方貿易的主要通道。
據(jù)《俄中商貿關系史述》記載，在恰克圖市場(清代中俄邊境重鎮(zhèn))販賣的茶主要來自福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地并按照茶的品級優(yōu)劣分，最高等級的茶叫“商號茶”(有專屬商號名稱)、中等的叫“山西茶”(山西人經銷的)、普通茶為級別最低的。有包裝精致的紅茶、花茶，還有加工成普洱茶的“團茶”。綠茶中最高級別的是“蓮心”茶，還有黃茶和磚茶。磚茶主要銷往西伯利亞和貝加爾湖地區(qū)的平民，其他茶葉為俄國中高階層人享用。
在內外蒙古市場，磚茶最為暢銷。有來自湖南安化的黑磚茶;湖南臨湘的青磚茶、米磚茶;湖北蒲圻、咸寧的帽盒茶、青磚茶、米磚茶等。
在山西等地銷售的茶葉主要是來自湖南安化的百兩茶、千兩茶。除大眾消費的茶葉品類外，一些針對中高層消費群體的高檔茶葉也在萬里茶道沿線銷售。
曾經的晉商是“萬里茶道”的開拓者、奠基者和主導者。晉商北上南下的販茶之路異常艱辛，許多都是為了逃命或尋個營生干，窮困潦倒的窮人，能夠成為巨商大賈者少之又少。加上萬里茶道之路上困難重重，他們要面對崇山峻嶺、雨雪冰雹、狼群襲擊、土匪搶劫，隨時都有可能人貨兩空。但晉商硬是憑借一股不畏艱辛，勇于開拓的膽略和直面困難的勇氣，從一個不產茶葉的內陸地區(qū)走出去，足跡踏遍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闖出了一條通往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亞乃至歐洲的茶葉貿易之路，同時還把武夷山茶販賣到廣州、銷往歐洲。
萬里茶道不僅僅是國際茶葉貿易通道，更是一條文明交融之路，思想交流之路，文化傳播之路。茶葉貿易使嶺南文化、湘楚文化、中原文化、秦晉文化、游牧文化、農耕文化相交融，各民族的情感得以溝通。
20世紀初，由于運茶線路改走水路以及鐵路通訊事業(yè)的發(fā)展，前蘇聯(lián)政府對中國茶葉進口采取關稅壁壘政策的影響，加上印度、斯里蘭卡茶葉競爭等原因，興盛長達兩個世紀中俄茶葉之路最終退出歷史舞臺?！叭f里茶道”和中俄油氣管道并稱為“世紀動脈”，并視為“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來源：中國茶葉流通協(xi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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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揚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
在中國歷史上，從沒有一種消費品像茶葉這樣影響中國邊疆歷史。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邊茶貿易作為中原王朝用漢地茶葉換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馬匹或其他商品的一種商業(yè)活動，貫穿了宋以來中國歷史的每個階段。在延續(xù)千年的邊茶貿易過程里，圍繞邊茶的生產、加工、運輸和銷售，各民族自覺或被動地參與其中，在各個鏈條和環(huán)節(jié)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商貿活動?？梢哉f，邊茶發(fā)展史，就是一部中華各民族經濟和文化交往、交流的歷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
關鍵詞
邊茶 中華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正文
邊茶，顧名思義，即為專門銷往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茶葉。其原料、制作工藝、包裝和運輸方式等有別于銷往內地的腹茶。邊茶為黑茶類，中國的黑茶主要是老葉茶，一般為一葉三芽到五芽，并摻雜茶樹梗，經過特殊加工過程(如渥堆工藝等)，專門供應北方、西北及青藏高原各民族。黑茶產地主要有四川(南路邊茶、西路邊茶)、湖南(安化黑茶)、湖北(老青茶)、云南(緊茶)、廣西(六堡茶)、陜西(茯茶)等。其中四川雅安、天全、名山、滎經和灌縣、什邡、崇慶、平武等地生產的邊茶，以及云南佛海等地生產的緊茶主要供應西藏和四川甘孜阿壩、青海、甘南等涉藏地區(qū)，用以制作藏族人民喜愛的酥油茶;湖南安化等地的黑茶主要供應新疆和蒙古草原，湖北趙李橋的青磚主要銷往內外蒙古和俄羅斯等地。由于氣候和地理條件限制，茶葉并不產于秦嶺淮河以北的非酸性土壤地區(qū)，因此邊疆各民族對茶葉的獲得必須依賴于與內地產茶區(qū)的交易。所以，邊茶發(fā)展史，就是一部中華各民族經濟和文化的交往、交流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
縱觀中國歷史，從來沒有一種消費品像茶葉這樣，在維系中央政權與周邊民族關系方面起著如此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經濟上，茶葉在農牧兩種生活方式的經濟互補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政治上，它是歷代中央王朝控制和穩(wěn)定邊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文化上，茶葉對邊疆民族社會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邊疆民族將其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為自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一、茶葉由內地向北方草原地區(qū)和青藏高原的傳播
中國人的飲茶習慣始于何時，目前尚無定論。陜西咸陽原東端的西漢景帝陽陵外藏坑K15中出土的腐朽碳化的糧食遺跡中，發(fā)現(xiàn)有茶葉殘留物，此為截至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茶葉實物。考古工作者推測這是皇帝的茶，但具體怎么飲用，是食物還是藥物，茶葉來自何處等重要信息卻無從得知?？梢钥隙ǖ氖?，喝茶習俗在漢代尚未普及。南北朝時期，蜀地等南方地區(qū)的漢人已經普遍飲茶，均為粗放式的煎飲，將茶與米粥、橘皮、姜等混在一起煮沸后飲用，飲茶被稱為“茗飲”。至于采摘下來的茶樹葉片是否經過炒制等工序的加工，文獻無明確說明?，F(xiàn)有的考古材料也沒有茶葉加工的確鑿證據(jù)。有關唐以前人們的飲茶，由于史料不足，或傳世資料可疑之處頗多，所以茶學界的爭議較多?？梢源_定的是，到了唐代，飲茶已經發(fā)展為一門藝術，茶葉的加工、制作技術開始精細化，唐代茶圣陸羽所著《茶經》即為明證。從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我們可以知道，茶葉在唐代已經開始規(guī)模化生產并成為了商品，也就是說茶葉在唐代已經開始普及，有了一定規(guī)模的消費群體。自細煎慢啜式的品茶出現(xiàn)后，茶葉的形制逐漸從大葉、片、餅團過渡到宋代的抹茶和散條形茶。到了宋代，中國南北的漢人社會中飲茶之風熾盛，從社會上層到普通百姓都將飲茶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王安石在《議茶法》中說：“夫茶之為民用，等于米鹽，不可一日以無。”
北方游牧民族飲茶的歷史較晚，南北朝時期，飲，仍以加工過的奶制品——酪漿為主。根據(jù)成書于北魏的《洛陽伽藍記》記載，當時喜歡“茗飲”的主要是南朝漢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權的非漢民族和受少數(shù)民族生活習俗影響的漢人，日常飲用的大多是酪漿。南朝齊官吏王肅因政治斗爭失敗投奔北魏后，為了迎合鮮卑貴族，飲食習慣從“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到逐漸適應北方游牧民族的羊肉、酪漿。有一次在宴會中，他為了討好北魏高祖拓跋宏，說茗飲只配做酪漿的奴仆。給事中劉鎬對王肅十分仰慕，以至于每天都要喝茶。魏高祖之弟彭城王元勰對此十分不屑，譏諷他“好蒼頭水厄”，意思是喜歡平民百姓下賤之物。后來北魏人就將茶水貶稱為“酪奴”“水厄”，以至在北朝的宮廷和貴族宴會中，官員以“茗飲”為恥。不過這也說明，當時的北朝，飲茶和飲酪漿的兩種習慣同時存在。在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下，盡管漢人和鮮卑人存在差異，但也相互學習和適應不同的文化和習俗，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的融合成為時代的趨勢和特征，不斷加入北魏的南朝人無疑會對統(tǒng)治民族鮮卑產生文化和風俗習慣上的影響。
唐代，開始有了北方少數(shù)民族與中原進行茶葉貿易的記載。8世紀中葉崛起于額爾渾河并稱雄于蒙古草原的回紇汗國與唐朝和平相處，并兩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亂。回紇與唐之間的貿易十分頻繁，主要為以馬匹換絲絹。其間也會以馬易茶，如《新唐書·陸羽傳》載，“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然而，回紇易茶的用途是什么?是用來轉手與其他民族貿易?還是自己飲用?史書并無相關說明。因此唐德宗時御史中丞封演撰《封氏聞見記》中說，“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可見唐時北方民族飲茶并不常見，以致官至御史中丞的封演也對回紇來唐易茶感到奇怪。
至宋代，北方民族才開始普遍飲茶，茶馬貿易成為當時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進行物資交換的重要形式。除了我們熟知的宋與西北吐蕃之間的茶馬貿易外，北方的遼、金等也與宋在互市中交換茶葉。據(jù)《宋史·食貨志》記載，澶淵之盟前，宋遼之間沿邊地區(qū)便有數(shù)個用于互市的榷場，其中包括茶葉貿易：
契丹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zhèn)、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輦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后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與之貿易。
也就是說，宋遼之間在宋太祖趙匡胤在位時期，并沒有政府設置的正式交易場所，也沒有貿易管理機構，這一時期的貿易應該主要為民間貿易。到了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才正式在宋與遼實際占領的燕云地區(qū)設立了雄州等5個榷場。不過直到澶淵之盟前，因為“累年興師”，宋遼之間的戰(zhàn)爭與沖突不斷，這些榷場都不固定，時設時罷。澶淵之盟訂約的景德二年(1005)，北宋在雄州、霸州和安肅軍三處設立固定的榷場，后來又增設廣信軍?！敖K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絕?！?/p>
考古材料也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實物證據(jù)，呈現(xiàn)了當時遼、金、西夏的飲茶情況。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的遼代張世卿家族墓中有大量反映當時飲茶內容的壁畫，壁畫中烹茶人既有漢人裝束者，亦有契丹人裝束者，畫中茶爐、茶壺、茶杯、茶碾等茶具和烹茶用具，以及烹茶過程，說明當時遼朝南面官所轄燕云十六州飲茶之風的盛行。此與宋人苗綏所說“燕人衣服飲食以中國為法” 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遼代壁畫所見烹茶的方式均為與宋相同的點茶法，而不是在茶水中勾兌鮮奶。烹茶者多為著漢裝者，茶具也多來自北宋的官窯，這可能是當時遼國轄境內的漢人多飲茶，而遼朝契丹皇室和貴族也模仿宋人的飲茶方式。遼朝的契丹人飲茶僅限于士大夫階層，一般百姓可能較少飲用。宋真宗景德二年訂立的“澶淵之盟”是當時宋遼之間的一項重要盟約，其中規(guī)定宋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至雄州交割”。這其中物品并沒有包括茶葉，說明茶葉對于遼國并不重要。宋仁宗時期，宋與西夏開戰(zhàn)，黨項羌的西夏因為經濟消耗不堪重負，故而接受宋每年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兩萬斤的歲賜。這其中茶被作為歲賜之物值得關注，證明茶已經在西夏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生活物品。由于西夏占領著包括河西走廊在內的長城南部沿線地區(qū)，與吐蕃相鄰，因此茶葉到底是西夏自己消費，還是轉賣給吐蕃部落，尚不得而知。
金朝飲茶之風亦盛，主要流行于金國轄境的漢人之中。泰和六年(1206)尚書省上奏：“茶，飲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 “比歲上下競啜”表明飲茶習俗已經開始在金國各階層普及了，不過應該主要在從事農耕的漢人之中流行。作為金國統(tǒng)治者的女真官員認為，“茶本出于宋地，非飲食之急”，可見當時的女真人并沒有將茶作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為“非必用之物”，屬于奢侈品。而且為了節(jié)省國庫開支，避免“費國用而資敵”，金朝曾數(shù)次禁止與宋的茶葉貿易，如《金史·章宗本紀》載：“(泰和六年十一月)初定茶禁。”甚至規(guī)定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員才有飲茶的資格，而且嚴禁買賣和作為饋贈之物?！吧搪枚嘁越z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彼烀咂芬陨瞎伲浼曳皆S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捌矫耠A層的女真人沒有普遍飲茶的習俗，而且可能因為茶禁等原因導致茶價高企，因此只有在一些重要的節(jié)慶和婚嫁等場合才會飲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南宋禮部尚書洪皓出使金國，被扣押在金國腹地冷山十數(shù)年，熟知女真習俗，歸國后所撰《松漠紀聞》中記有女真人婚宴中飲茶場景，“宴罷，富者溣建茗， 建茗即產于福建建寧(今福建建甌)的茶葉，為朝廷的貢品茶，時人稱之為“御茶”。留上客數(shù)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其中的“粗者煎乳酪”便是用粗茶與鮮奶或酥油熬煮在一起，這可能是漢文文獻中最早關于奶茶或酥油茶的記載。
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與漢人雜處，農耕和游牧兩種文化有了相互融合的趨勢，蒙古人將茶與奶制品結合在一起創(chuàng)制出適合自己口味的飲品。元人有多種煎茶和飲茶的方式，如枸杞茶、玉磨茶、金字茶、清茶、炒茶、蘭膏茶、川茶、西番茶、藤茶、孩兒茶、酥簽等，其中的西番茶、蘭膏茶、炒茶、酥簽為茶中加酥油攪拌或炒制而成，明顯為北方民族的飲茶方式。這些飲茶方式不僅流行于蒙古人中，也為當時的漢人所接受，并在元曲中有所反映。李壽卿《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第二折：“茶博士，造個酥簽來?！? 馬致遠《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第二折：“(郭云)師父要吃個甚茶?(正末云)我吃個酥簽?！? 可見，酥油茶是元代茶飲的重要類型。元代漢人為什么接受了酥油茶，最合理的解釋可能是元代漢人為了迎合蒙古統(tǒng)治者而采取的做法，不過這也間接促進了蒙漢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到了明代，長城以南的漢人中便不再有喝酥油茶的記載。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以后茶葉便開始在蒙古等游牧民族中普及和流行。
茶葉何時進入西藏?以及茶葉何時在西藏普及而成為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學術界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和觀點。根據(jù)現(xiàn)有的文獻記載，吐蕃時期吐蕃人的飲食以青稞炒面(糌粑)和酪漿為主，未見有關吐蕃飲茶方面的史料， 據(jù)《舊唐書·吐蕃傳》記載，“(吐蕃)捻麥為碗，實以羮酪，并而食之?！币膊灰娞妻g茶馬互市。宋代，由于北宋王朝與北方的遼、金、西夏長期處于戰(zhàn)爭對峙狀態(tài)，因此需要大量的用作軍事用途的馬匹。于是便開始了與較少發(fā)生戰(zhàn)爭沖突，生活在青藏高原邊緣的吐蕃進行茶馬貿易。這一時期的茶馬貿易主要地點是宋朝與吐蕃相鄰的西北地區(qū)的秦鳳路、熙河路， 據(jù)《宋會要》記載，“(熙寧)十月十四日，太子中舍、三司干當公事、經畫成都府利州路茶貨李杞等奏，與成都府路轉運司同共相度到于雅州名山縣、蜀州永康縣、邛州在城等處置場買茶，般往秦鳳路、熙河路出賣博馬?！倍辉诓枞~產地四川雅州。而且輸入吐蕃的茶葉為生長期較長的“老茶”，而非漢人喝的“嫩茶”。北宋黃庭堅《山谷別集》卷八《叔父給事行狀》記有：“產茶之地盡在川路，賣茶之地全占陜西”，“(川茶)茶色不等，蓋漢茶食嫩，番茶食老”等語?？梢源_定的是，此時青藏高原東部邊緣的吐蕃人已經開始普遍飲用茶葉，至于現(xiàn)在的西藏自治區(qū)境內在宋元時期是否開始普遍接受茶葉，藏漢文獻闕如。元代，開始有了“西番茶”和“西番大葉茶”的叫法。元朝中期蒙古醫(yī)學家忽思慧著《飲膳正要》卷第二《諸般湯煎》詳細記錄了西番茶的產地和煮法：“出本土，味苦澀，煎用酥油?！? 元代的西番為宣政院管轄的與陜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肅行省、云南行省相鄰的藏族聚居地區(qū)，西番茶的產地雅州元代亦屬宣政院轄地，元政府在此設有西番茶提舉司， 至大四年九月，“罷西番茶提舉司”。因此《飲膳正要》說西番茶“出本土”不無道理。茶與酥油混煮，這已是酥油茶的做法。明初，大臣解縉對西番人煮茶的方法描述得更為詳細：“蓋夷人肥膻潼，則群聚穹廬中，置釜煮茶茗，調以潼酪，而濟其肉食，其俗非一日矣?！? 將煮沸的茶水與酥油攪拌，已與現(xiàn)在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并無二致，而且至明初以前這種酥油茶的制法已延續(xù)了很長時間，說明元代酥油茶在西番人中十分普及。明朝嘉靖年間，邊茶已經加工成了磚形，“私販茶戶每采新茶，屣成方塊，潛入番族貿易”。磚茶既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茶葉的容積，也便于長途運輸和保存。到了清朝前期，文獻已經明確記載飲茶習俗已在衛(wèi)藏地區(qū)普及。乾隆時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倫多喀爾·策仁旺杰在其自傳《噶倫傳》中至少6處提及在拉薩和日喀則向寺院僧人布施茶葉的情況。
外國學者大多認為茶葉傳入西藏的時間在公元10世紀以后。葡萄牙耶穌會士安東尼奧·德·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rade)和曼努埃爾·馬庫斯(Manuel Marques)是最早進入西藏的西方人。1623年，他們到達西藏西部古格王國的首府查帕朗(Tsaparang)。安德拉德在他1624年的報告中提到從中國進口的粗絲綢和瓷器、茶經由衛(wèi)藏到達古格。第一個提到磚茶的西方人是威廉·穆爾科夫特(William Moorcoft)，他詳細描述了1819年在拉達克的列城見到的被壓緊成方形的茶包：“這些茶包來自拉薩和葉爾羌，用牛皮包裹，上面覆有帶著漢字的黃紙。” 總之，宋元至明清以來，隨著飲茶習俗在青藏高原的傳播和普及，茶葉逐漸成為藏族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茶葉從內地，從漢地向北方、西南民族地區(qū)傳播的過程，在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其傳播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北方、西南民族在這個過程中對茶葉并不是簡單地被動接受，而是根據(jù)各自民族特點，結合自己的飲食文化習慣，把茶與奶制品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發(fā)展出具有自身民族特點的飲茶方式和習俗。
二、茶之于藏民族的重要性
對于北方和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來說，食肉和飲用兌有奶制品的茶是獲取身體營養(yǎng)成分的必要途徑。自古以來，牛、羊便是青藏高原最常見的家畜，青藏高原分布著面積廣闊的牧場，相當多的人口從事畜牧業(yè)。農區(qū)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帶，受到灌溉條件和日照時間的制約，糧食產量很低，單靠耕作所獲無法維持基本的生存，于是村莊周圍不適宜耕種的空地常常被用來放牧牛羊，這里沒有如中原地區(qū)那樣的純農業(yè)區(qū)，農區(qū)也呈現(xiàn)出半農半牧的特征。因此，奶制品是青藏高原最易獲取的食物。牛奶是一種高熱量的飲品，并富含人體所需要的蛋白質和膳食鈣。雖然人們從深綠色的蔬菜也能獲得膳食鈣，不過需要食用大量的蔬菜才能滿足人體的需要。由于青藏高原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和高海拔，能夠栽培的農作物尤其是蔬菜并不多。傳統(tǒng)上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日常食用的蔬菜主要是圓根、豌豆等，缺少深綠色的蔬菜。攝取牛奶中的膳食鈣便成為最便利的營養(yǎng)補充。另外，作為高熱量和富含蛋白質的食物，奶制品能有效地幫助生活在高原的人們抵御寒冷的天氣。對一些人來說，由于體內缺乏分解牛奶中乳糖的乳糖酶，直接飲用鮮奶會造成腹痛和腹瀉。醫(yī)學研究表明，人類從嬰兒時期斷奶后，身體中分解人和牛、羊等動物奶的乳糖酶便會消失，從而出現(xiàn)乳糖不耐癥，由于乳糖不能直接被人體所吸收，飲用動物奶后便產生相應的排斥，引起腹痛和腹瀉。這一點在亞洲世界更加普遍，亞洲人100%都有不同程度的乳糖消化不良(LM)癥狀，對牛奶具有排斥性。根據(jù)筆者掌握的文獻，未見民主改革前藏族直接飲用鮮奶的記載。20世紀40年代，俞湘文在對西北地區(qū)甘青川康四省涉藏地區(qū)的調查也印證了這一點：“他們(牧民)從不吃白開水或純牛奶，必須喝茶或奶茶”。鮮奶或奶制品酥油與茶葉的結合能為身體所接受，巧妙地克服了亞洲人乳糖不耐癥的問題，形成了藏族獨特的飲茶方式。清人記載酥油茶的制作方法為，“以茶入鍋，煮數(shù)十沸，去渣，入乳酥合鹽各少許，盛以木桶，群取以食”。即將茶葉煮沸后加入鹽，再倒入木制的酥油桶中用木棍進行充分的搗拌，使茶和酥油融為一體，成乳狀即可飲用。這種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沿襲至今。
茶含有咖啡因，為輕微的成癮品，但對人體沒有危害。飲茶較之飲白水是一種享受，易于入口，茶葉可將寡淡無味的白水變?yōu)榫哂形Φ娘嬈?，還有降脂、解膩、提神的功效。茶葉含有人體所需的維生素、鎂、鉀等成分，這些成分能夠補充綠色蔬菜攝取的不足。
此外，我們知道，人畜糞便等有害物質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對水源的污染，人類在飲用受污染的水后，水中的病菌進入身體，會導致疾病的產生和傳播。茶葉則要用沸水熬制后方能飲用，燒開的茶水可以做到相對無菌，因此飲茶習俗在藏地的普及，減少了當?shù)厝松〉母怕屎图膊〉膫鞑?，使得壽命大大延長。目前雖然缺少這方面的史料加以確認，但是從科學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茶在青藏高原普及后，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由于藏族特殊的飲食習慣，即“飲食多糌粑、牛肉、羊肉、奶子、奶渣、酥油等物，其性燥烈，而茶為急需，故貴賤皆以茶為命”。另外，邊茶適合熬制，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獨特的飲食和烹飪方式十分契合。受制于高原的氣候和環(huán)境，除了夏季和有日照的時間外，大多比較干燥寒冷，為了抵御寒冷，人們喜愛熱食熱茶。藏族最為喜愛的酥油茶用茶和酥油打制而成，酥油受涼便會凝結，需要趁熱喝下。糌粑是藏民族最為日常的食物，用熱茶或酥油茶挼糌粑最為理想。另外，藏地缺少木材和煤炭，隨處可見的牛糞成為藏地最常用的燃料。牛糞燃燒的火力較弱，適合燉煮食物和熬茶。用慢火熬制不僅能充分激發(fā)出黑茶的香氣，使茶水更加濃郁，其過程對喝茶的人來說也是一種享受。即便在野外，覓一避風之處，用三塊石頭支起簡單的爐灶，將放入茶葉的陶壺或銅、鐵壺放置其上，點燃牛糞慢慢熬煮，再用煮沸的茶水揉制糌粑，既能驅寒消解疲勞，也能飽腹。這也是茶為藏民族所喜愛并能在青藏高原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
三、邊茶貿易的政治、經濟作用和意義
中國歷朝都清楚地認識到茶葉對藏人的重要性，北宋程之邵曾對宋徽宗說：“戎俗食肉、飲酪，故貴茶而病于難得。” 《明史·食貨志》亦云：“番人嗜茶，不得茶則困以病?！闭且驗椴柙诿刹氐让褡迦粘Ｉ钪胁豢苫蛉钡闹匾裕虼瞬枞~被歷朝中央政府視為“馭番”的工具，“視番情之向背，分別通禁”， 即通過調節(jié)茶葉的數(shù)量多寡來控制“不可一日無茶”的邊疆民族，認為茶葉對制西番控北狄的作用勝過“數(shù)萬甲兵”。明太祖朱元璋曾經表達過茶葉對維系中央王朝與邊疆民族關系重要性的看法：“朕豈為(茶)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 這就使得茶葉不僅僅具有經濟上的商品屬性，還被賦予了重要的政治意義。對歷代中央政府來說，在某種程度上，邊茶的政治屬性遠大于商品屬性，對維系中央政府與邊疆民族之間的聯(lián)系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出于“以茶馭番”和獲取高額利潤的需要，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對茶馬貿易實行專賣制度，制定了相應的律法和條規(guī)，并逐漸加以完善，這便是茶馬法或榷茶制度。茶馬法肇始于宋，終結于清，對維系中央政府與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之間的聯(lián)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以前，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無飲茶習俗，因此對茶葉輸出并無限制。唐代，盡管對戰(zhàn)馬的需求量很大，但文獻中鮮有關于以茶易馬的記載，僅有回紇兩次買茶的記錄。唐與北方突厥、回紇等民族的互市貿易主要還是用金帛換取戰(zhàn)馬。如《新唐書·兵志》，“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杜f唐書》亦云，“自乾元之后，(回紇)屢遣使以馬和市繒帛，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動至數(shù)萬馬”。另外，史籍中也不見唐與青藏高原的吐蕃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以茶易馬的明確記載。
從宋神宗開始便對茶馬法加以系統(tǒng)管理，茶馬貿易全為官營，由政府設立的茶馬司管理和執(zhí)行。但隨著茶馬交易數(shù)量的增大，政府無力掌控茶馬交易的所有環(huán)節(jié)，于是便頒發(fā)茶引，茶商到官府領取茶引并運茶到茶馬司，然后再由茶馬司收購，茶馬司用以以茶易馬，由此開始了邊茶貿易的官商合辦。后來官頒茶引遠遠不能滿足邊疆少數(shù)民族對茶葉的需求，走私茶葉盛行，宋元兩朝關于嚴禁私茶的規(guī)定層出不窮。由于宋與北方的遼金及西夏長期處于對峙狀態(tài)，因此戰(zhàn)爭所需戰(zhàn)馬大都來自西北的吐蕃。宋朝設秦州、熙州為茶馬互市之所，用來自四川的茶葉交換吐蕃的戰(zhàn)馬。
元代，長城內外均被納入了中央政府的統(tǒng)治范圍，作為馬背民族的蒙古族統(tǒng)治者并不缺馬，因此茶馬貿易在元朝近百年的統(tǒng)治期間不再繼續(xù)，由茶商按引納稅后將邊茶自由銷往邊疆各地。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蒙古族普遍接受了茶葉，并將其與游牧民族喜愛的奶制品結合起來，創(chuàng)制出稱為“蘭膏”“酥簽”等的酥油茶和奶茶，發(fā)展了獨具特色的飲茶文化，并延續(xù)至今。元朝覆滅后，蒙古統(tǒng)治集團退回到長城以北的蒙古草原，但仍然保持著強大的軍事實力，對明王朝形成威脅。為了防止蒙古與西番諸部結盟共同對付明朝，明朝政府采取了用茶葉進行分化控制的辦法，同時為了取得所需的戰(zhàn)馬，建立了最為完備的茶馬交易體系。明朝政府還擴大了官商合辦的范圍，準許茶商以部分茶葉易番貨。
清初，由于戰(zhàn)事頻繁，對戰(zhàn)馬的需求量很大(八旗官兵每人配備3匹戰(zhàn)馬)，仍然維持明代的茶馬貿易。其后，隨著清廷對全國的統(tǒng)一，特別是將蒙古各部納入直接管轄后，戰(zhàn)馬不再短缺，更加適宜征戰(zhàn)的蒙古馬成為清朝軍隊的首選，“西馬(西番的馬匹)既不見重于時，從前以茶易馬之制遂廢”。另外，蒙古作為清王朝重要的支撐力量在統(tǒng)一全國和維護政權中發(fā)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為了籠絡北方的蒙古，清王朝對其茶葉輸入數(shù)量不再加以限制，任其交易。但是對于管理和控制相對松弛的西藏卻仍然實行嚴格的茶引制度，控制茶葉的銷藏數(shù)量，“其目的有二，即以存羈縻節(jié)制之意” 和“佐軍儲之急”。茶馬貿易廢止后，麝香、羊毛、皮革、沙金、硼砂、藥材等土特產品取代了馬匹的地位，成為藏地交換內地茶葉、布匹、絲綢、金屬用品、雜貨等的重要物品。
清代也曾通過對銷藏茶葉的控制，對不臣服于中央政府的部分涉藏地區(qū)進行控制?？滴跄┠昝晒艤矢翣柌空碱I西藏，康藏一些土司和寺院歸順準噶爾，康熙五十八年(1719)議政大臣等議覆云：“至打箭爐外，最近者為理塘，遣官招撫，令營官造其所管番寨戶口清冊，配量定數(shù)，許其買運。巴塘以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爐一路，當視番情之向背，分別通禁?！? 清政府的禁茶之舉引起這些涉藏地區(qū)的恐慌，于是相繼歸附。奧地利外交官羅斯通(Arthur von Rosthorn)，在其19世紀末出版的著作中也特別指出茶葉貿易作為清政府對西藏控制手段的重要作用。他認為，清政府壟斷了茶葉之后，便將開茶市與藏民貿易當做一種特許，這種特許曾因藏民不服從而停止過一兩次。清政府將茶葉輸藏的數(shù)量維持在求大于供的狀態(tài)，以維護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權威和影響。
明清兩朝中央政府在控制茶葉的同時，也采取了懷柔的手段。如明朝政府在嚴禁茶葉走私的同時，對前來朝貢的藏邊僧侶、商隊等夾帶私茶出關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其次，借由開辦茶市，分利給西藏地方政府、官員和寺院，達到籠絡的作用。清前期，自雍正三年(1725)起，清世宗下諭，禁止達賴喇嘛再向康區(qū)茶商征稅，免除達賴商隊的稅收。清廷還每年從打箭爐所收茶稅中，賞給達賴喇嘛茶葉2500千克、班禪額爾德尼茶葉1250千克，并運茶腳費銀10千克。此項措施既達到消減達賴影響力，由中央政府實施直接管理康區(qū)的目的，又起到了對達賴、班禪等西藏上層進行籠絡和安撫的作用。乾隆年間，清政府又在打箭爐茶稅中賞給達賴喇嘛每年白銀250千克，由西藏商隊在打箭爐取茶時一并帶回。西藏大小寺院上千座，經濟實力雄厚的大寺院多參與到茶葉貿易中。由于藏地很多地方沒有集市，寺院便成為茶葉的批發(fā)和售賣點，百姓和零售商販不得不受制于僧侶，喇嘛便通過這種經濟優(yōu)勢，進一步增強了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控制力。買賣茶葉是寺院的一項重要收入，也由此形成了寺院對清廷的依賴。
四、中華各民族共同參與和發(fā)展了邊茶貿易
(一)邊茶在農牧交換和互補中的作用
中國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各民族共同開發(fā)了960萬平方公里的疆域。自古以來，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發(fā)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長城以南的農耕區(qū)和長城以北的游牧區(qū)，這兩種相互區(qū)別又相互補充的經濟文化類型，成為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內在的經濟和文化的根源。歷史上，游牧和農耕兩種經濟相互依賴、互為補充，但游牧經濟具有更大的單一性和脆弱性，因此游牧區(qū)對農耕區(qū)的依賴程度更大，這也決定了游牧區(qū)必然成為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一部分。
在農牧互補的交換活動中，茶葉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宋元以來，北方游牧民族有了嗜茶之好，并在民間普及后，茶葉便成為剛性需求。茶葉從內地向北往西流動的同時，來自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馬匹、羊毛、皮革、藥材、麝香、砂金等土特產也源源不斷地輸入到了內地，這種農區(qū)和牧區(qū)經濟上的交往和聯(lián)系，影響到各族人民生活、生產的各個部分，使得中國疆域內的農區(qū)和牧區(qū)構成了一個相互依賴和補充的自然經濟區(qū)域，這一自然經濟區(qū)域的形成，成為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經濟基礎和客觀條件。
(二)邊茶貿易鏈條中各民族的分工與合作
邊茶貿易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參與和創(chuàng)造的。從生產、加工、運輸、銷售到消費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上，我們都能看到各民族有序的分工與合作。邊茶的生產和流通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崗位，數(shù)十萬人的家庭與此相連，許多與之有關的機構和家庭賴此為生，如茶農、茶商、茶莊、鍋莊、背夫、騾馬出租者，茶葉制造工人、包裝工人，等等。他們有的將其作為職業(yè)，有的在農閑時節(jié)通過從事相關工作補貼家用。
邊茶貿易所編制的龐大的貿易網(wǎng)絡，將邊疆與祖國內地，以及中國與俄羅斯、南亞國家等廣闊的世界連接在一起。這一網(wǎng)絡有相對獨立的管理體系和交通網(wǎng)線，穿梭于其中的茶葉代理人和中間商，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在西藏和涉藏地區(qū)經商的漢族、回族、撒拉族等，出于商業(yè)競爭和互助的要求，他們普遍以茶莊或茶號的形式構成了自己的貿易網(wǎng)絡，并按照同鄉(xiāng)關系結成了陜幫、川幫、滇幫等團體。從事茶葉貿易的康藏茶商，按照地域區(qū)分，有“康巴娃”與“藏巴娃”;以從事商業(yè)活動和資金來源而論，一般有寺廟、土司、平民三種經商者。藏商從批發(fā)到零售，也形成了龐大的經銷茶葉的貿易網(wǎng)絡。
(三)各民族共同筑就茶葉之路
邊茶運輸是一項長途貿易，從產茶地四川盆地西部邊緣的雅安、云南的滇西、湖南益陽和湖北趙李橋，到茶葉的目的地西藏和蒙古草原。其間道路崎嶇坎坷，要跨過無數(shù)的激流險灘，翻越雪山草甸，歷經雨雪風霜，路途中隨時可能遭遇盜匪。茶商們利用人背馬馱的方式，絡繹不絕地一站一站將茶葉運往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
以藏茶貿易為例，清末民國時期，雅安地區(qū)供應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區(qū)的邊茶引額多為每年11萬擔，需要背夫約10萬人次，他們常年周而復始地往返于雅安到康定的崎嶇山路之中。茶葉由雅安等地運至康定后，便轉賣到往來于康藏之間的以藏商為主的商人手中。這些即將運往西藏的茶葉，還要經過第二次包裝，也就是將竹篾從茶條上拆除，重新包裹上牛皮，以適合高原牦牛、騾子馱運，這些縫皮的工作通常都由藏族的“甲作娃”來操作。向關外運送茶葉的均為藏族牧民，他們被稱為“馱腳娃”。從康定到拉薩往返一次需要1年左右的時間。
從藏茶產地，即四川盆地西部邊緣的雅安，以及云南滇西向西藏運輸茶葉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條，而是一個龐大的交通網(wǎng)絡。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與青藏道(甘青道)三條大道為主線，輔以眾多的支線、附線構成的道路系統(tǒng)，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亞、西亞、中亞和東南亞。如今大多數(shù)人所熟知乃至緬懷的茶馬古道的線路，主要有兩條：一條從四川雅安出發(fā)，經瀘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薩，線路全長3000多公里;另一條線路從云南普洱茶原產地(今西雙版納、思茅等地)出發(fā)，經大理、麗江、中甸、德欽，到西藏邦達、察隅或洛隆、工布江達、拉薩，線路全長3800多公里。
在這兩條主線的沿途，密布著無數(shù)大大小小的支線，如從雅安到松潘、甘南的支線，由川藏道北部支線經鄧柯(今四川德格)通往青海玉樹、西寧、洮州(今臨潭)的支線，由昌都向北經類烏齊、丁青通往藏北地區(qū)的支線等。這些四通八達的茶葉貿易網(wǎng)絡把川、滇、藏地區(qū)緊密連結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勢最高、山路最險、距離最遙遠的茶馬古道。此外，還有一條從云南繞道東南亞、南亞入藏的滇茶之路，就是從茶葉產地西雙版納等地經緬甸，再用海船運至印度加爾各答，從加爾各答轉火車到大吉嶺或噶倫堡，最后從喜馬拉雅山脈南麓進入西藏，這條茶道曾經是清代至民國時期“滇茶銷藏”的主要通道之一。
(四) 文成公主帶茶入藏：一個中華文化共享
歷史記憶的形成與意義千余年的邊茶貿易積淀了豐厚的由傳說和故事綴成的歷史記憶，形成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在民間，漢藏兩個民族都將藏族飲茶的歷史追溯到文成公主入藏，并對此深信不疑，賦予種種美好的傳說，成就了漢藏民族友誼的一段佳話。
其實，根據(jù)文獻記載，文成公主進入吐蕃時，所帶物品中并沒有茶葉。也就是說，史實與民間“常識”之間存在差異，而這種差異的形成及背后所蘊含的意義才是我們在本節(jié)所要探尋的關鍵所在。
我們通過對歷史文獻的考證，從學術的角度分析茶葉是否由文成公主最早帶入吐蕃。唐代，內地茶葉的種植和生產與以前的朝代相比，有了較大的發(fā)展。茶葉產區(qū)也不局限于最初的江淮和巴蜀地區(qū),擴大到了西北及西南其他地區(qū)。茶圣陸羽的《茶經》記載當時的主要產茶地區(qū)共有42州，即西北到陜西省境內的安康，北到淮河南岸的光山，西南到云貴的西雙版納和遵義，東南到福建的建甌、閩溪，南到五嶺以南的廣東、廣西。其中與吐蕃相鄰的川陜一帶產茶的地區(qū)包括:峽州夷陵郡、歸州巴東郡、夔州云安郡、雅州盧山郡及金州漢陰郡、興元府漢中郡。在這種條件下, 茶葉流通流入到與之相鄰的吐蕃地區(qū)并非沒有可能，但當時茶葉在吐蕃并沒有普及，如果有，也僅限于唐蕃交界地區(qū)或吐蕃的上層階級和僧侶階層的極少部分。目前諸多論著中所提及的文成公主帶茶入藏之事，引文出處均注明來自明代成書的《西藏政教史鑒》 此書為劉立千翻譯。1940—1943年任乃強在《康導月刊》連載該書校注，書名為《西藏政教史鑒》。后劉立千將書名更改為《西藏王統(tǒng)記》，1985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梢悦鞔_的是，漢文史料并無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記載。如《舊唐書》和《新唐書》“吐蕃傳”中關于文成公主的史料很少，未見關于茶葉入藏的史料。另外，依據(jù)明代藏文史籍《西藏王統(tǒng)記》的記載，唐太宗賜給文成公主帶入藏地的嫁妝有如來像、金玉制告身文書、經史典籍、玉片鞍翼黃金鞍、鳥織錦墊、工巧技藝制造術、四醫(yī)方藥、服飾和琵琶樂器等，但其中不見有關于茶葉的記載。目前能見到唐代茶葉入藏的史料，是任乃強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中曾引用的德格版《漢藏文書》的相關記載：“松贊干布之孫，始自中原輸入茶葉”。但是任乃強先生并未提供關于《漢藏文書》的版本詳情。不過此《漢藏文書》有可能是《漢藏史集》的另一種譯名。明代藏文史籍《漢藏史集》已由陳慶英先生翻譯出版。全書共有三處提及茶葉：一是“上篇”中“吐蕃之王統(tǒng)”中講到藏文創(chuàng)始人吞米·桑布扎夢到文殊菩薩化身的老太婆，他們之間的談話提到茶葉;第二處是“上篇”中“茶葉和碗在吐蕃出現(xiàn)的故事”，講述了吐蕃贊普都松莽支布(679—704)因喝了小鳥口中銜來的茶葉而治愈重病的故事;第三處是“茶葉種類”一章中對漢地茶葉種類的描述。但是這三處講的都是各種茶的藥用價值，茶對身體的治療作用。《漢藏史集》成書于明朝宣德年間，其時關于藏地飲茶習俗已經有了明確的文獻記載。但此書講述的公元7世紀吐蕃時期關于茶葉的故事是否真實，因所能資籍之文獻資料和考古材料甚少，尚存疑。即使按照《漢藏史集》的記載，唐代時期吐蕃已有茶葉，但應該也并不流行，只是作為治病的良藥，并沒有作為飲品流行。
不論茶葉入藏源于何種說法，茶葉輸入藏地并形成一定規(guī)模應該不是在唐代。到了宋代，漢藏茶馬貿易有了很大的發(fā)展，中原地區(qū)茶葉產量也大幅提高，宋代茶葉產量比唐代增長了二三倍，從而保障了吐蕃茶葉的供給，但是藏人飲茶還僅限于青藏高原邊緣地區(qū)今四川、甘肅等處涉藏地區(qū)。藏漢文獻中尚無關于衛(wèi)藏地區(qū)藏族飲茶的記載。不過，明清以后有明確的文獻記載表明，茶葉已經成為整個青藏高原藏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從上述史實來看，茶葉并非是由文成公主帶入吐蕃的，唐代的吐蕃也沒有形成普遍的飲茶習俗。但是，我們想說明的是，茶葉入藏始于文成公主的說法真實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成公主帶茶入藏傳說建構的動機是什么?其背后所反映了怎樣的觀念、思想和情感的深層意義?文成公主是漢藏群眾最為熟悉的歷史人物，青藏高原各地都流傳著她的傳說，她遠嫁吐蕃的故事成為漢藏民族友誼的佳話，她把內地的書籍、農作物、技術和工藝帶到了青藏高原，豐富了高原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在增進兩個民族的交流與了解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因此，藏族人民把各種美好的事物都賦予在她身上便顯得順理成章，她匯聚藏族人民所能想象到的種種優(yōu)良品行?；诖?，人們更愿意相信是她把藏族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茶葉帶進了雪域高原。關于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傳說不止于藏族，在藏茶的產地雅安的漢族中也同樣流傳著她與茶葉的故事。2019年筆者在雅安的藏茶廠和茶園調查時，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以及茶工們每逢對我說起他們知識體系中的藏茶起源，無不以文成公主為開端。當然，這其中不乏虛構的成分，但是他們對這些虛構的故事深信不疑，樂于傳播，并將其當做歷史事實，不斷強化記憶和豐富故事內容，這同樣反映出雅安的漢族群眾對藏茶所傳遞的漢藏友誼的敬仰之情。
這個出自民間，廣泛流傳于漢藏民族之中的文成公主與茶葉的傳說，無疑具有其存在的深厚歷史基礎和社會基礎。它寄托了漢藏人民對民族友誼的理解和期盼，折射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情感認同、價值認同和文化認同，體現(xiàn)了漢藏兩種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過程，并演變?yōu)闈h藏群眾情感互通的集體記憶和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因而我們應該把文成公主帶茶入藏的傳說和由此而衍生的一套話語體系，放置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語境和歷史框架中去理解和加以詮釋，如果這樣來看，這種民間觀念的表達又何嘗不是一種真實的歷史事實呢!
五、小結
唐宋以來，邊茶貿易是連接和維系中原王朝與北方和西北、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重要方式和紐帶，對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fā)展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對邊茶的作用有過精辟的評價：“夫物有至薄而用之至厚者，茶是也?！? 也就是說，茶葉這種產量高、易于生長、價值不高的“山林草木之葉”，卻在加強與邊疆民族的關系中發(fā)揮了最大的功效。邊茶之于歷代中央王朝都有著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經濟方面，邊茶起到了農牧互補的作用，用以交換內地缺乏的馬匹、藥材、羊毛、皮革、硼砂等物;與此同時，茶稅也成為國家財政和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在政治上，邊茶有著“以茶馭番”的功能，歷朝中央政府通過調節(jié)茶葉輸出的數(shù)量對邊疆民族進行政治上的控制，加強中央政府與邊疆民族的聯(lián)系。同時，邊茶還間接地充當了農耕與游牧兩種文化交流的中介和紐帶。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為例，他們飲食生活中有四個主要的食品，分別是糌粑、肉、茶葉和酥油，在這四項中，唯有茶葉需要從內地輸入，其種植、加工完全由千里之外的內地控制。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通過對茶葉壟斷，從數(shù)量的調控實現(xiàn)對青藏高原的控制?？梢哉f，在中國歷史上沒有那種物品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進程中，邊茶貿易作為中原王朝用漢地茶葉換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馬匹或其他物品的一種商業(yè)活動，貫穿了宋以來中國歷史的每個階段。在延續(xù)千年的邊茶貿易過程中，圍繞邊茶的生產、加工、運輸和銷售，各民族自覺或被動地參與其中，在各個鏈條和環(huán)節(jié)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商貿活動。
維系一個共同體的基礎，就是由共同的記憶、共同的經歷和共同的故事所構成的為全體成員共享的符號、信仰與價值觀，這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傳承、發(fā)展的社會基礎和整合機制。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要理解這個過程，就不能簡單地只靠文獻記載的“歷史事實”，還要從具體的民間日常生活中去尋找答案。內地與邊疆、漢族與周邊民族之間的關系，除了文字記載的“大事”外，更多地體現(xiàn)在如小小的茶葉這樣不起眼，但又無處不在的，與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具體的物資交流之中。千百年來，朝代更替與世事變幻不斷，但邊茶貿易卻從未中斷。在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的前現(xiàn)代社會，物資交流的意義十分重要，即使一個人從來沒有離開家鄉(xiāng)，沒有機會見到自己民族以外的人，但是來自外部世界的物品卻傳達了關于另外一個世界清晰的信息，通過茶葉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具體環(huán)節(jié)與體驗，產地與消費地之間不同文化、不同區(qū)域和不同生活方式人們被聯(lián)系在了一起。這些素未謀面，一生中可能也不會相見的人們，被納入茶葉構成的貿易體系，結成了一個利益相關的有機體。與歷史上民族之間、政權之間的對立、沖突相比，茶葉帶給人們的是和諧、和平和友誼的美好記憶，是彼此間互助互惠、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具體呈現(xiàn)，是各民族資源共享、分工協(xié)作的結果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也是最有意義的記憶載體和共享符號。
以茶葉為紐帶，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信賴、守望相助，結成了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梢哉f，邊茶的歷史，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各民族交往交融的歷史，它的產生和發(fā)展，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所論述的“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fā)展、鞏固統(tǒng)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tǒng)一的內生動力?！?/p>
來源：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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