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的日本室町時期，流傳著一個以中文漢字寫成的寓言式文本《酒茶論》，在兩千余字的文本中，雅號“滌煩子”和“忘憂君”的二人對坐，一人飲茶，一人飲酒。這個四無人聲的春晝，不可容俗談，于是“滌煩子”和“忘憂君”展開了一場茶酒之辯。雙方各執(zhí)一詞，反復爭辯茶與酒的尊卑、品德與功用，互揭其短，各陳己長。難分伯仲之際，一位“閑人”出面調停，說茶酒難分高下，皆是天下尤物，還是“酒亦酒哉茶亦茶”吧。
顯然，“滌煩子”和“忘憂君”的名號出自唐代詩句“茶為滌煩子，酒為忘憂君”。雙方問答式的爭辯敘事模式，也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的固有范式之一。無獨有偶，20世紀初敦煌藏經洞被發(fā)現，內藏數萬卷文獻及絹畫，其中包括與日本《酒茶論》極為相似的唐代遺書《茶酒論》。該文本出自唐代鄉(xiāng)貢進士王敷之手，全文千余字，以相同的敘事模式展開了一場唐代的茶酒之辯——這個文本較之于日本《酒茶論》早了好幾百年。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的茶酒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化有著脫不開的干系，尤以茶文化的東渡為典型，日本茶文化在學習和吸收中國種茶、制茶、飲茶文化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性地衍生出獨具東方美學特色的茶道文化。
《唐宮仕女圖》之《宮樂圖》資料圖片
南宋劉松年《攆茶圖》（局部）資料圖片
壹從“自生”到“渡來”
歷史真相的回溯總會有一些崎嶇，中國茶種及茶文化的東渡也并非一開始就得到公認。
滕軍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簡要提及了日本茶文化早期的“自生說”。自17世紀起，日本學者一度形成了較為主觀的論斷，認為日本列島早有本土的原生茶樹，只是到8世紀中國飲茶之法傳入后，日本人才開始飲用本土茶。大石貞男的《日本茶葉發(fā)達史》（1983）、谷口熊之助的《野生茶調查報告》（1936）等論著都導向這一觀點。隨著茶葉科技的發(fā)展，日本茶的本土“自生說”逐漸瓦解。20世紀，以松下智、橋本實等為首的茶學專家提出了“自中國渡來說”，認為日本本土的野生茶樹繁殖呈現出人為因素，結合中國唐宋以來日本赴中國學習的留學僧人往返情況，合理推測是日本僧侶將中國的茶籽、茶苗及飲茶習俗傳播至日本，并推動了其在日本的發(fā)展。
傳入日本的中國飲茶習俗又通過宮廷、幕府、寺院逐漸普及民間。據日本文獻《奧儀抄》記載，“日本天平元年，中國茶葉傳入”，彼時正值唐開元十七年（729年），距陸羽《茶經》成書還有差不多50年。最早的日本飲茶記錄出現在弘仁五年（814年）的《空海奉獻表》，這份記載了空海和尚（774-835）日常生活的文本曾簡要寫道：“觀練余暇，時學印度之文，茶湯坐來，乍閱振旦之書?！比暨@份個人經歷記載的是可信的實際情況，那么9世紀早期，日本僧人的閑暇之余已有飲茶之舉。
另一處早期記載出現于《日吉神道密記》，文中載錄了日本最澄和尚從中國引入茶籽的事跡：相傳公元805年，最澄和尚（767-822）赴中國天臺學習教義，返日時帶回了天臺山的茶籽，播種在位于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結束了日本列島無茶的歷史。雖該文獻的真實性仍有爭議，但日吉神社園內至今矗立著“日吉茶園之碑”，碑文有“此為日本最早茶園”之句。
以上兩處記載如果都不足以作為確證，那么日本史書《日本后紀》作為確切的日本飲茶記載，是較為可信的直接文獻。那是在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年），時值日本弘仁六年，當時日本嵯峨天皇出行禮佛，來到梵釋寺，奉迎的大僧都（即僧官）永忠和尚（743-816）親自為其沏茶?！啊^梵釋寺，停輿賦詩?；侍芗叭撼挤詈驼弑?。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边@位奉茶的永忠和尚于公元775年乘坐遣唐船來到唐朝，并在長安生活了30年，在公元805年返回日本，他在御前煎茶之舉，使嵯峨天皇大受震撼，命人在關西地區(qū)植茶，以備每年進貢。
在這里，永忠為天皇供奉的“煎茶”是陸羽《茶經》記載的一種烹煎的飲法，在中唐大為盛行。主要是用餅茶，經過炙烤和冷卻后碾磨成粉末狀。煮水時，第一次水沸后放入鹽，第二次水沸后投入茶末，環(huán)攪，待三沸后倒入一瓢水稍做冷卻，隨后便可分茶飲用。陸羽提倡的這種煎飲之法成為唐代文人和宮廷貴族的常行雅事，碾茶成末、煮末飲茶的喝法，在古代繪畫中也時有出現。被稱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的《唐宮仕女圖》就呈現了晚唐宮廷的飲茶場景，長桌的中間放置著茶釜，內盛茶湯，其中一位女子正手持長柄茶勺從中舀取分飲，其他仕女圍坐，手執(zhí)茶碗飲用。
千利休資料圖片
貳唐風宋韻禪意
以上記載均符合日本著名漢學家、茶學家布目潮沨先生的論斷，他在《中國茶文化在日本》一文明確指出，中國的飲茶文化最遲于9世紀上半葉就傳到了日本，遣唐的學問僧在此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空海和最澄和尚都是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的隨行，在唐期間廣學佛法、吟詩唱和，均有不俗的漢文化修養(yǎng)，對佛教的東渡、漢學的傳播都起到過重要作用。
日本飲茶史上，茶飲最初僅限于日本貴族階層內部流行，并曾一度衰退。12世紀末，榮西禪師（1141-1215）從中國帶茶籽、茶種返回日本，種植茶樹，逐漸復興了飲茶習俗，廣及佛寺、武士階層。榮西是日本茶道發(fā)展史上的里程碑人物，被后人推崇為“日本茶祖”，在來華僧人中他是最杰出的一位。榮西曾兩度入宋，潛心修習禪學，長期參禪習佛的生活也滋養(yǎng)了他對中國宋代茶文化的精深體悟。
在他臨終前才最終定稿的《吃茶養(yǎng)生記》是一本盛贊茶德的漢文書稿，也是日本已知最早的有關茶事的著作，被稱作“日本的《茶經》”——由此也可見陸羽《茶經》在日本的影響力。該書從禪修與延壽的角度，大力提倡飲茶，書中開篇便寫道：“茶者，養(yǎng)生之仙藥也，延齡之妙術也。山谷生之，其地神靈也。人倫采之，其人長命也。天竺唐土同貴重之，我朝日本亦嗜愛矣，古今奇特仙藥，不可不摘也?！币浴跋伤帯焙汀懊钚g”譽之，榮西對茶的嗜好與推崇可見一斑。
榮西來華期間正是我國茶文化發(fā)展鼎盛的南宋，《吃茶養(yǎng)生記》記載了這一時期流傳于江浙一帶的飲茶方式：“極熱湯服之，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隨意，但湯少好，其又隨意，殊以濃為美?！边@顯然與唐代陸羽時代的飲茶有所不同了，榮西這里說的“方寸匙”舀取的是什么呢？這就要從他傳入日本的南宋新茶法說起了。由于此前的飲茶法需要將茶青采來蒸熟、搗爛成餅、烘干收藏，飲用時，再把茶餅烤軟、碾碎、煎煮，著實有些費時費力。到了南宋，榮西傳到日本的飲法則簡單得多：當下采摘制作、散葉保存，飲用時磨成粉，直接點飲。整個過程保留了茶的鮮度，末茶點服，直接進入體內，也能夠更充分吸收茶青。榮西在《吃茶養(yǎng)生記》中說到的，方寸小匙大概兩三匙，舀取的正是被碾磨成粉狀的末茶。
這種點茶之法受到日本人的歡迎，時至今日，日本茶人依然在改良后沿用著宋代末茶的點飲之法。整個備茶的過程稱為“點茶”，即將粉末狀的茶舀取入茶碗，在碗中注入沸水，以茶筅快速有力地上下前后攪動，直至茶湯表層形成黏稠細密的泡沫，即可吸飲。有趣的是，我們會發(fā)現當代日本茶人所喝的抹茶，茶沫多為鮮綠色。與之不同，中國的宋代茶人，崇尚“茶色白，宜黑盞”“茶色貴白”（蔡襄《茶錄》）。這非常直觀地體現了日本茶文化對中國茶文化的吸收與改造。長期以來，日本茶人們試圖保留茶葉本身的自然之色，并視其為至純至美的生命與精神。
在13世紀初期，掌控鐮倉幕府實權的北條家族十分仰慕中國杭州的徑山興圣萬壽禪寺，增派大量僧人前往徑山求取禪理。宋代的徑山寺為“五山十剎之首”，具有很高的地位。《徑山史志》載，“徑山古剎的開山祖師法欽鐘茶，初為供佛，后至請客。請客飲茶還有專門儀式和茶具，名曰‘茶宴’?！睆缴降亩U堂茶禮規(guī)制嚴謹、法式嚴格。南宋的禪寺茶禮在元代《敕修百丈清規(guī)》中有完整記載，這是我國宋元時期禪堂茶禮的最高總結，也是徑山茶禮的重要歷史佐證。
以徑山茶宴為代表的宋代禪堂茶禮的移植東渡，與“圣一國師”圓爾辨圓（1202-1280）有直接的關系。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34歲的圓爾辨圓前往徑山寺巡禮求法，其間掌握了徑山的種茶、制茶與茶禮之事，返回日本時帶去了徑山茶種，栽種于靜岡的故鄉(xiāng)小村。與徑山茶種同時被帶回的還有一冊《禪院清規(guī)》。在傳法過程中，圓爾辨圓效仿宋代的禪院清規(guī)，結合日本實際，制定了《東福寺清規(guī)》。文中明確規(guī)定，從徑山寺習得的飲茶規(guī)式必須一應遵行，永遠不可偏廢，其中自然包括禪寺的茶宴儀式。直至今日，日本東福寺依然會在每年圓爾辨圓忌日當天舉行“方丈齋筵”，保留著徑山寺茶禮的影子。
唐宋期間，另一個推動日本茶文化發(fā)展的直接要素是中國茶書的流傳，其影響歷久彌堅。例如陸羽的《茶經》一書，就為日本茶道這一綜合文化藝術形式勾勒了具體可行的內容基礎。以茶具來說，陸羽在“四之器”中細數了二十四種不同茶具的質料、尺寸、用途等。我們會發(fā)現，這些器物的使用也幾乎全對應在今天日本煎茶道的實踐中。煎茶道茶藝有備器、選水、取火、候湯、習茶五大環(huán)節(jié)。江戶時期，酒井忠恒編的《煎茶圖式》和東園編的《清風·煎茶要覽》兩冊書介紹了從唐代引入的煎茶道具（風爐、茶罐、茶碗）與煎茶歷史。細看書稿內頁插圖可知，煎茶茶具悉數以唐制為標準，日本茶人細致描摹了唐茶具的外形與規(guī)制，并以文字簡要說明。今天日本煎茶道流派眾多，如小笠原流、松月流等，但行茶道之時，依然普遍使用著諸如都籃、風爐等流傳自中國唐代的茶具。
以唐代茶具為代表的“唐物”（指從唐代傳入的物品）曾是風靡日本的“中國制造”，一時風頭無兩，尤其在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1358-1408）的推動下，一切日用品無不以“唐物”為高檔，深受宮廷貴族、武士中上層的青睞。在室町時代極其流行的“斗茶”活動一度成為擴大交際、炫耀“唐物”的聚會?！岸凡琛庇址Q為“茗戰(zhàn)”，是宋代盛行的品評茶質優(yōu)劣和茶技高下的活動，上至宮廷，下至民間，無不熱衷于此。“斗茶”風尚傳入日本時，主要發(fā)生在武士階層，與宋代文人雅士們的斗茶場面有著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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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集大成：千利休與茶道四規(guī)
明末，一代僧杰隱元禪師（1592-1673）乘坐鄭成功的渡船抵達日本，將明代的文人茶風傳入日本京都的黃檗山萬福寺（為隱元所創(chuàng)）。由此，雅號賣茶翁的高游外（1675-1763）在日本創(chuàng)立了使用葉茶的日本煎茶道，被稱為“煎茶道中興之祖”，與奉千利休（1522-1591）為尊的抹茶道分流，形成日本茶道的雙峰之勢。時至今日，人們常說的“日本茶”從制茶技術和飲茶方式而言，依然分為“末茶”與“煎茶”兩大類，其中“末茶”又細分“薄茶”與“濃茶”兩類。如今日本茶道流派紛呈，其中最以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家為知名，飲茶之事也早已滲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蛠盹嫴?，是日本人日常不可或缺的基本禮儀，一碗茶中見人情。飲茶活動在日本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可以從日語詞匯“日常茶飯事”中窺見一二。
日本在接收中國茶文化的同時，將茶文化上升至“道”的審美和哲學層面。日本茶道真正的開山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師從禪宗大德一休宗純和尚（1394-1481），在京都大德寺修禪期間，珠光坐禪飲茶，參禪了悟，體味“佛法存于茶湯”，繼承和發(fā)揚了“禪茶一味”的理念。之后的武野紹鷗（1502-1555）也極力倡導茶人參禪之風，認為在茶湯中注入了深厚的禪的精神。禪宗與茶道兩相結合，使日本茶道上升為一種藝術、宗教和生活方式，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內核。
最為人們熟知的千利休被視為日本茶道體系的完成者，是一位集大成的宗師人物。利休深得珠光和紹鷗的茶道思想，認為“茶湯之深味在于草庵”，他所行的“草庵茶”極力踐行一種忘卻機心、將心味歸于無味的飲茶境界。追求在飲茶時，主人和客人之間必須拋去世俗、回歸本心，盡可能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于是他將茶室一再縮小。
今天我們在日本京都妙喜庵內看到的待庵，是千利休創(chuàng)建的草庵風格茶室，也是利休留存于世的唯一茶室，被日本奉為“國寶”，外觀上看卻是極為不起眼的一間狹小茅草屋。人們進入茶室時，無論地位高低、身份貴賤，都只能彎腰屈身而入。利休生前正值日本的戰(zhàn)亂年代，人們感喟于人生的無常與生命的短暫，戰(zhàn)火硝煙使人們有了生似浮萍的漂泊感，這就提醒人們珍惜偶一相遇的緣分，因此有了“一期一會”的說法，只愿全身心投入“坐而飲茶”的當下，抵達寧靜的達觀。
我們現在熟知的日本茶道四規(guī)（或稱四諦、四則）便直接觀照參禪、飲茶、審美的基本禪茶精神——和、敬、清、寂。這與珠光禪師曾表述的“謹敬清寂”四字有內在傳承。簡單地說，“和”代表和諧、和悅，不僅針對內在情感和知覺的平和，也指人與人、人與物、人與自然的協調與恰切；“敬”指恭敬、尊重，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人人平等不二；“清”是指純潔清凈，保持無垢之心，摒棄雜念和妄念；“寂”指的是靜寂、侘寂、至純的境界。
作為一種基底性的精神氣質與心靈寄托，茶道的內在思想也影響著諸多日本文人墨客。川端康成、夏目漱石、太宰治等作家都直接或間接地描寫過飲茶的場景。太宰治在思考人生滋味時，以茶借喻，說“以世為茶者，竹林拈須”；川端康成的《千只鶴》以日本茶碗作為線索描繪人物內心秘而不宣、纖細柔軟的情感，主人公文子在一次重要的約會中帶去了母親飲茶用過的陶碗，茶碗上面留著母親的唇印……無論外在形式如何變化，日本茶道的精神實質并未改變，它代表著人們在日常的俗務中對美好事物的追求。表面看來，茶道是一種規(guī)范嚴格的美學儀式，其內在卻意蘊悠長，日本明治時期的思想家岡倉天心在《茶之書》中描述日本的茶道是一種對“殘缺”的崇拜，“是在我們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為了成就某種可能的完美，所進行的溫柔試探”。
日本茶文化來自中國，歷經漫長的本土發(fā)展與改良，吸收與融合了中國茶文化的內在文化與外在技法，形成獨具日本美學特色的茶道文化，其中保留的中國文化元素，也成為我國茶文化研究者認識與復原古代茶禮的重要參考。今天，抹茶冰淇淋、抹茶蛋糕、抹茶拿鐵等當代日本抹茶的改良品，也在中國深受年輕人的喜愛。小小一杯茶，體現著兩國審美情志的共通和歷史文化的共融。
《光明日報》（2022年03月24日13版）
作者：陸穎（浙江師范大學文化創(chuàng)意與傳播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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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茶道虛靜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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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國茶道審美文化的最顯著特征之一，即乃虛靜之美也，中國茶道的虛靜之美，極富我國傳統(tǒng)審美文化的特色。比之日本“茶道四規(guī)”中所言的枯寂之美，亦稱沉寂之美、靜寂之美，兩者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 ? ? ?追溯歷史，早在先秦時代，諸子百家對于虛靜之說，就曾經有過種種論述，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本也……虛靜之說，本是根底于道家的審美學說。虛者，即虛無之謂也。就大處來說，天地本是從虛無而來，萬物本是由虛無而生。至于就小處來說，即如我國茶道審美文化中的這個虛靜之美，其“虛”與“靜”之間的辯證關系則亦不例外。這就是說，靜乃始于虛也。有虛才有靜，無虛則無靜。虛靜之間的辯證關系之真諦，即在于此。
? ? ? ?中國茶道的虛靜之美，極富我國傳統(tǒng)審美文化的特色。比之日本“茶道四規(guī)”中所言的枯寂之美，亦稱沉寂之美、靜寂之美，兩者有著本質上的差異。這是因為，日本茶道文化屬于禪道文化，亦即佛門文化的性質。故爾就日本茶道來說，他們在茶事操作的程式中，在茶道審美的過程中，其一招一式，一舉一動，都需要表達佛門的教義并教規(guī)。這就正如日本禪師寂庵宗澤所說的那樣：茶意即禪意也，因此舍掉禪之外，就沒有茶意；不知道禪味的話，也就不知道茶味。這證明，日本茶道就其本質來說，它只不過是一種禪道模式。他們奉行的茶道美學，則是禪味至上主義的禪道美學，始終至虔至誠地追求充滿禪道理念的枯寂之美。所以，就日本茶道來說，他們很難體悟中國茶道的虛靜之美。試想，若讓心界的全部空間充滿宗教的教義、教規(guī)，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如此境況，怎能有感悟茶道的虛靜之美可言呢。當然，日本茶道的宗教信仰，本是無可厚非的。這里作出兩種不同性質的茶道審美文化的比較，旨在說明因兩國國情的不同，因而彼此在茶道審美文化方面亦殊有差異。正視這一點，則更有利于彼此之間開展茶道文化交流，便于求同存異，取長補短。
? ? ? ?關于中國茶道審美文化中的虛靜之說，對于日常品茗審美而言，并非空泛，仔細品味，有助于在品茗生活中更好地獲得審美感悟。其實虛靜之說并不玄奧，只需明白一點，即靜乃始于虛也，在內心世界的空間里，在受到外物之苦時，在品茗審美之前，需把心靈空間的擠軋之物、堆壘之物，盡量排解開去，靜下神來，定下心來，開始走進品茗審美的境界，靜靜領悟茶之色、茶之香、茶之味、茶之形的種種美感，以及賞鑒茶道文化生活中的擇器之美、擇水之美、擇侶之美、擇境之美。這一切，不正是屬于虛靜之美的境界么?
? ? ? ?由此可知，歷代詩人兼茶人在從事詠茶的創(chuàng)作生活中，在茶道審美的感悟并吟詠中，自然皆離不開亦虛亦靜的精神氛圍與精神境界。尤其當心靈世界的靜氛形成之時，則更給茶道審美感悟并詠茶創(chuàng)作營造了最佳契機。禪有禪悟，茶有茶思。就茶道審美與詠茶創(chuàng)作來說，茶悟出茶思，茶悟出茶情，茶悟出的是不失茶氛的靈氣，茶悟出的是不失茶韻的美感，這一切皆跟所謂禪悟迥乎其異。需知，由茶悟而升華，即堪達于無窮美妙的藝術境界，甚至達于像盧仝在《七碗茶詩》中所謳歌的那般如夢如幻，如恍如惚，如通仙靈，如御清風的詩性境界。這正是中國茶道及其審美文化，包括虛靜之美所達到的一種最高精神境界和藝術境界。
? ? ? ?或問，這虛靜之“靜”，是不是意味著自始至終需“靜”得鴉雀無聲，需“靜”得肅穆莊嚴，如日本茶道那般地枯寂呢？當然不是這樣。中國茶道審美文化中的虛靜之說，實質上是指心靈世界的虛靜，至于外界環(huán)境的寧靜，兼顧即可。只要自我心靈不失虛靜，則茗敘也罷、說笑也罷、聽曲也罷、賞戲也罷，在啜茗中興之所至，或則朗吟，或則放歌，或則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無不可。無怪蜀都一帶茶館，歷來盛行擺龍門陣，那就叫做靜中有鬧，鬧中有靜，雅中有俗，俗中有雅。我想，這可以說是虛靜之美的一種動態(tài)樣式，動態(tài)風貌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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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蔣啟行
責編 |?李賦斌
主編 |?李勁峰
中華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內涵，具有很強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華茶文化在不斷豐富發(fā)展的過程中，也不斷地向周邊國家傳播，不斷地影響著這些國家的飲食文化。中國的茶與茶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最為深刻，尤其是對日本茶道的發(fā)生發(fā)展，有著十分緊密的淵源關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個內容，而日本茶道的發(fā)祥，與中國文化的熏陶息息相關。
中國茶及茶文化傳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為通道，并以佛教傳播為途徑而實現的。
浙江名剎大寺有天臺山國清寺、天目山徑山寺、寧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臺山國清寺是天臺宗的發(fā)源地，徑山寺是臨濟宗的發(fā)源地。并且，浙江地處東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進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學問僧絡繹不絕，來到浙江各佛教勝地修行求學，回國時，不僅帶去了茶的種植知識、煮泡技藝，還帶去了中國傳統(tǒng)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發(fā)揚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藝術形式和精神內涵。中國茶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對日本的影響和日本遣使、學問僧在浙江的游歷。
唐代時，日本曾派遣了許多遣唐使和學問僧到中國來學習各種知識，據《日中文化交流史》統(tǒng)計，從舒明天皇二年(唐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唐乾寧元年，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過19次遣唐使，這些人物代表著國家的形象，均通曉經史、長于文藝，或有一技之長。所以，盡管他們留唐時間不長，但對唐代的文化有著非常敏銳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這些遣唐使和學問僧中，與茶葉文化的傳播有較直接關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為學問僧，大約是在興仁寶龜八年(唐代宗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隨著唐使到了中國，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歷二十四年(唐順宗永員元年，公元805年)八月與最澄等一起回國。都永忠平生好茶，當弘仁元年(唐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賀的韓琦，經過梵釋寺時，作為該寺大僧的都永忠，親手煮茶進獻，天皇則賜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內、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種茶，作為每年的貢品。后來，茶葉逐漸成為宮廷之物，深受皇室寵愛，并逐步向民間普及。
都永忠游歷唐朝20多年，其生活習慣所發(fā)生的變化深受唐代漢風之影響，當時陸羽《茶經》已經寫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飲”，再者，當時最著名的貢茶浙江的顧渚紫筍已是名動京華。因而，二十幾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對當時的茶葉狀況，包括品種、制法、飲法也當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國約隔10年時間，所用茶及煮茶法均應是唐代中國的風格。自都永忠為天皇烹茶后，飲茶之風首先在宮廷漸行，嵯峨天皇夏日臨幸藤原冬嗣的閑居院時作御制詩:
吟詩不厭搗香茗，乘興偏宜聽雅彈。
秋日臨幸皇弟池亭時曾作詩云:“蕭然幽興處，院里滿茶煙”。(《凌云集》)均為此事之證。
傳播中國茶文化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當時遣唐使分為兩船：第一只船上是空海、桔逸勢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義真、丹福等。因為途中遇到風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則漂到浙江明州(今寧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臺山，隨從道邃行滿學習天臺宗，又到越州龍興寺隨從順曉學習密宗，永貞元年(805年)八月與都永忠等一起從明州起程歸國。從浙江天臺山帶去了茶種，據《日本社神道秘記》記載:最澄從中國傳去茶種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現日吉茶園)。最澄在將茶種引入日本的同時，也將茶飲引入了宮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視，具有與都永忠同樣的功績，這從最澄與嵯峨天皇的某些詩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段娜A秀麗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與最澄的唱和詩《澄公奉獻詩答》，其中有“羽客旁講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現了天皇與最澄的融洽關系以及飲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臺山與天臺宗僧人也多有赴日傳教者，如天寶十三年(754年)的鑒真等，他們帶去的不僅是天臺派的教義，而且也有科學技術和生活習俗，飲茶之道無疑也是其中之一。這些去日僧人，應是在客觀上促進日本僧人包括最澄來華求法的直接影響者，由于天臺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國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極為向往之處，雖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為學習天臺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師的圣跡，善知識、釋疑難。與此同時，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飲茶之道在內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這些僧侶回國后，對日本的飲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中國宋代時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鎖國政策，開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國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卻相對頻繁。這些入日商船運去的貿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藥及錦綾等器物，出發(fā)地與唐代一樣，這些船只均在此橫渡東中國海，到達日本肥前的值嘉島，然后再轉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盡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違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尋阿利(1010—1081年)從肥前來到浙江，曾在天臺山方廣寺石梁向羅漢獻茶五百杯，據民間傳說，羅漢似乎接納了成尋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現了瑞兆。
南宋時期，是中國茶道外傳的重要階段。日僧榮西曾兩次來華。榮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達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臺山萬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國，回國時除了帶天臺新章疏30余部60卷外，還帶回了茶籽，種植于佐賀縣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帶。榮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的目的原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隨從天臺山萬年寺的虛庵懷敞學禪，后來懷敞移居天童山，榮西亦隨之前往繼承，宋孝宗賜其千光法師封號。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紹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榮西回到長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鐮倉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種植茶樹，大力宣傳禪教和茶飲。
據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種茶譜略》史料記載，榮西從宋攜茶籽歸國，是用一小壺盛之，此壺至今尚存，俗稱“漢小柿”，當榮西持茶種植于背振山時，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該茶種屬浙江顧渚種。據傳，榮西在天臺山期間還曾模仿成尋，向羅漢獻茶，并寫了有關的茶詩。
榮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邊大興禪教，一邊傳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寧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終于撰成了《吃茶養(yǎng)生記》一書，書中極稱茶的益人之處，稱茶是“養(yǎng)生之仙茶、延齡之妙術”，并認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冻圆桊B(yǎng)生記》也被稱為“頌茶德之書”。日本《吾妻鏡》中建保二年(宋寧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條中記載:“將軍家(實朝)略有不適，諸人奔走，然無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葉上僧正(榮西)，在此加持，聞此事，稱有良藥，由本寺召進茶一盞，并持頌茶德之書一卷同獻上，將軍悅顏受之”。榮西攜茶籽回國，是繼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對日本飲茶文化產生的又一次重要影響，其結果是大大促進了日本的種茶規(guī)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質基礎。榮西《吃茶養(yǎng)生記》的撰成，為茶飲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質基礎。對提高日本民族對茶與人體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認識，具有重要意義?！冻圆桊B(yǎng)生記》對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種點明人生意識和揭示道德價值取向的作用，它與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著不可分割的淵源關系，《吃茶養(yǎng)生記》是茶道在形式確立之前的一種思想意識上的萌芽標志。嗣后，便進一步有意識地再從浙江徑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發(fā)展到“唐式茶會”，并由此逐漸形成了規(guī)范的茶道和出現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樣的開宗立派的宗師。
浙江除了天臺山國清寺外，著名的還有徑山寺。徑山寺開山祖為唐代的法欽(國一禪師)，宋代稱徑山寺為能仁禪寺，宋孝宗曾親題“興圣萬壽寺”以后，又改為“香林禪寺”，居中國禪林第一位。宋理宗紹定五年(1232年)，無準師范(大鑒禪師)入傳徑山寺后，日僧眾望所歸，一時云集。在此前后，徑山寺成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榮尊到徑山寺繼續(xù)無準師范的法統(tǒng)，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國后，開創(chuàng)了肥前的興圣萬寺等許多寺院。圣一國師圓爾辨圓也于1235年入宋，歷時7年，登徑山繼承無準師范的法統(tǒng)。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國。
與此同時，徑山僧人也有入日傳教者，如徑山無準師范的法嗣兀庵普寧，使鐮倉武士和禪宗結合了起來;徑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謚佛源禪師)，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揚石溪心月的教風，也感化了很多鐮倉武士。
中日兩國僧人的互相來往，不僅使佛教得以快速傳播，而且徑山寺里的飲茶之法也隨之擴展。
徑山寺院中的飲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眾僧轉坐一爐茶，隨談道德，隨加取飲，氣氛融洽。這種飲法，屬于寺院中的一種清規(guī)。在此基礎上，又將其形式擴展成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飲法主要是以末茶沖泡、調制的“點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徑山寺修煉學習，于飲茶之清規(guī)也自然身體力行，回國之后，言傳身教，故飲茶之道也隨佛教而遍行。在這些日僧中，南浦紹明是個較典型的人物。日本《類聚名物考》《續(xù)視聽草》《本朝高僧傳》都不同詳略地記載了他從中國傳入茶道的事跡。如《類聚名物考》中記:“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開山南浦紹明由宋傳入?！薄独m(xù)視聽草》載:“南浦紹明由宋歸國，把茶臺子、茶道具一式帶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徑山茶宴”中的點茶法也在此間傳到了日本。
在此期間，中國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開始相繼傳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創(chuàng)立茶禮的東山時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來，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為朝鮮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顯珍貴，只限于“臺天目點茶法”和其他一些比較莊重的場合，如貴客臨門或向神佛獻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由來，也與日本僧侶在浙江的修業(yè)有關。天目茶碗產于福建省，主要特點是色澤沉著而調和，很適用于叢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區(qū)的徑山寺、昭明寺、禪源寺等著名巨剎沿續(xù)修業(yè)近二十年，而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為這種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稱之為“天目茶碗”，傳至日本的主要有“曜變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盞天目”“灰被”等名類。后來，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瀨戶天目”“白天目”“黃天目”“信樂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產于浙江龍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斷輸入日本，成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為“鉆青瓷”“天龍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類。具體有“鉆青瓷禾茶碗”“飛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良稱名寺僧人、日本茶道的創(chuàng)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年)，極愛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稱為“珠光青瓷”。
唐、宋時期，浙江天臺山、徑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飲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學問僧帶回日本后，給日本茶道的興盛，奠定了思想和藝術形式上的基礎，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創(chuàng)立，均在此基礎上產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稱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將平民聚合飲茶的集會“茶寄合”與貴族茶會“茶數寄”合二為一形成的禪宗點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年)繼續(xù)發(fā)揚光大，提煉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規(guī)，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從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紛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規(guī)和待人接物的“七則”，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個日本茶道藝術，無不體現出與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發(fā)著中國唐宋時代的文化氣息，保留著浙江天臺山、徑山等地的佛家飲茶遺風。(易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