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水是茶之母。而濟南是泉城，有上佳的泉水。因而，濟南與茶的淵源十分深厚。
中國北方飲茶的發(fā)源地
中國南方飲茶頗早，而北方飲茶的起源在唐代。在唐人封演《封氏聞見記》中的一段記載，頗為茶人所宗。清代陸廷燦《續(xù)茶經(jīng)》亦以此為據(jù)。濟南已故著名學(xué)者徐北文先生《山東茶文化》《齊魯茶道筆談》亦引用了這一記載。足見這一記述對于北方、對于濟南茶文化影響之深遠。
元代趙原《陸羽烹茶圖》(局部)
明代唐寅《桐蔭品茶圖》
我們且看《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中這段記載：
(茶)，南人好飲之，北方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xué)禪務(wù)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zhuǎn)相仿效，遂成風(fēng)俗。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趙貞信校注，中華書局2005年版)
這是一個記載北方飲茶起源的著名故事。由此可知，唐代開元年間，濟南(齊州)附近的靈巖寺，就是中國北方飲茶的發(fā)源地。
這故事也載入了清代陸廷燦的《續(xù)茶經(jīng)》。如果翻譯成白話
，則說的是唐玄宗開元年間(713—742)，靈巖寺來了一位禪宗大師叫做降魔師，他在靈巖寺大興禪教，學(xué)禪不能睡覺，又不吃晚飯，只允許喝茶。人們?yōu)榱颂嵘癫活及巡枞~隨身攜帶，到處煮著喝。這一風(fēng)俗，逐漸從寺廟傳到人間社會。
濟南是靠近靈巖寺最近的大城市，其近水樓臺先得月，是肯定的。
也可以說，濟南是中國北方最早端起茶杯的城市。至今已有1300余年的歷史。
許多年以來，濟南都是江北最大的茶葉市場之一。上世紀(jì)30年代，濟南單是一個泉祥茶莊，每年茶葉的批發(fā)、零售量不下50余萬斤，平均每天接近1400斤。
濟南茶葉消費量如此之大，主要是水好。濟南有泉水，而且是家家泉水。
孔孚先生有《濟南人》，頗傳神：
去找濟南人談心嗎?
你可以去敲開每一家的小門。
他們會給你煮一杯清茶，用碧綠碧綠的趵突泉水。
濟南古代種茶的證據(jù)
因為水土與氣候等緣故，古代的北方，茶葉種植是極其罕見的。
濟南有沒有呢?
大家知道，在濟南南部山區(qū)的黃巢村，現(xiàn)今有一處百畝茶園——金玉茶園。由此可知，濟南，特別是南山，是適合種茶的。
濟南古代又如何呢?
據(jù)筆者所見文獻記載，濟南古代，人們便在這塊山明水秀之地種植茶樹，甚至可能擁有茶園了。
濟南明清時代最少有兩個種茶之處。
其一是趵突泉。
明末清初濟南名士葉承宗(明崇禎《歷城縣志》的編纂者)，寫有《趵突泉》詩，在描繪了趵突泉“奇瀾激三峰，海上神山似”的奇姿，以及“冬泉沂水溫，香味中泠美”的水質(zhì)之后，他接下來寫道：
豈必溪畔茶(泉旁原有茶樹)，但飲波心水。
在“豈必溪畔茶”后的注解為六個字“泉旁原有茶樹”，這就是說，在明代，趵突泉旁邊是有茶樹的。想想也不奇怪，趵突泉如此上佳的泉水，加上自產(chǎn)的新鮮茶葉，那豈不是錦上添花。細思之，大約是趵突泉的道士或僧人所種，用來試茶的吧。
無獨有偶，二百年后的清代道光年間，寓居濟南的詩人王鴻在其《歷下懷古·趵突泉》詩里又說：“汲飲思茶樹(舊有茶樹)，臨溪和詠篇?！币廊皇窃凇凹筹嬎疾铇洹钡男∽⒗?，確鑿無疑地注明：“舊有茶樹”四字。
其二是千佛山種茶。
清代乾隆年間濟寧州貢生、詩人潘呈雅，寫有《登千佛山(四首)》，第二首云：
路轉(zhuǎn)孤峰立，結(jié)廬絕市煙。
采茶穿鳥道，煮藥引龍泉。
信美非吾土，重游定幾年。
石堂讀書地，安得此山巔。
(民國十八年濟寧潘氏排印本《潘氏三君集》之《秣陵詩草一卷》)
“采茶穿鳥道，煮藥引龍泉”，就是說，在千佛山上穿越崎嶇小路即可以采茶，然后便可以用千佛山最著名的山泉龍泉之水來泡茶或煮藥。
比潘呈雅更早些的清代康熙年間濟南府泰安拔貢、詩人趙國治又有《趵突泉，次趙松雪韻》：
世上炎蒸到此無，雪濤飛出水晶壺。
奔騰恐有囚龍起，噴泄愁將大?？?。
直欲灑空沛霖雨，莫教翻地作江湖。
汲來且煮南山茗，清沁詩腸興不孤。
(清刻本《國朝山左詩續(xù)鈔》卷四)
且看詩的最后一聯(lián)為“汲來且煮南山茗，清沁詩腸興不孤”。
南山，有二解，一，古時人們稱千佛山。二，濟南南部山區(qū)。南山茗，說明此時千佛山(或南部山區(qū))的茶已經(jīng)小有名氣，甚至成為當(dāng)時一個品牌。
宋代，濟南茶文化三事
宋代，是中國茶文化發(fā)展的黃金時代。從皇帝到一般士子，都有品茗鑒水之好。如宋徽宗，皇帝做得昏庸，但卻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書法家、畫家、詩人和茶人。其所著《大觀茶論》是一部內(nèi)容豐富、造詣精深的茶論著作。歐陽修著有《大明水記》，而蘇軾更是訪名泉，品佳茗，“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
此時的濟南(齊州)自然也不例外，這其中有三事，至今為人稱道。
其一：曾鞏：趵突泉潤澤春茶
趵突泉原是濟南當(dāng)?shù)厝藢τ诖巳姆Q謂，其正式定名出自時任濟南太守的曾鞏。而第一首以趵突泉作為詩題寫此泉的也是曾鞏。在這首《趵突泉》詩里，他吟唱道：
滋榮冬茹溫常早，潤澤春茶味更真。
又據(jù)曾鞏《齊州二堂記》：“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jīng)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贝丝盀椤白虡s冬茹溫常早”之注也。而“潤澤春茶味更真”則尤能啟發(fā)人的聯(lián)想，用上佳的趵突泉水，配上新鮮馥郁的春茶，才能品出茶的真味道來呀!這是對趵突泉水味的贊美。
其二：蘇轍：金線泉試槍旗
金線泉,有著另一位唐宋八大家蘇轍的茶事。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蘇轍由陳州(今河南淮陽)學(xué)官改任齊州掌書記，他在齊州居官三年，其《次韻李公擇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一詩，表現(xiàn)了濟南品茶的感受：
槍旗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奇。
槍旗，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旗槍吧，它在宋代就是名茶。它是綠茶，葉片稱旗，葉芽稱槍，足見有多么鮮嫩，再用濟南城西金線泉的水來煮泡之，那該是什么成色?
由此可知，金線泉不僅是一處金線浮動、景致奇異的名泉，還是一處水質(zhì)優(yōu)越的試茶名泉。
其三：甘露泉試北苑茶
直至清代，佛慧寺石壁上依然鐫刻很多宋代的題記，內(nèi)容是說北宋宋徽宗崇寧、大觀、政和年間，齊州也就是濟南地方官太守和他的部下，都會在春天勸耕至此，以甘露泉試北苑茶，題詠極多，稱江北雅會。李清照的父親也曾經(jīng)來過。
北苑茶，宋代貢茶，屬于建(安)茶，產(chǎn)地在今福建建甌市。這里岡巒環(huán)抱，氣勢柔秀。建安茶品甲天下，而建安茶的精華，則是北苑茶。
宋王辟之在《澠水燕談》中說，建茶盛行于江南，龍團是最好的……宋仁宗尤為珍惜，即使是宰相也沒有賞賜過。
由此可知，那北苑茶的身價是何等之高，到了宋徽宗年間，大約濟南的地方官方能千方百計品嘗到此茶，而以之試茶的不是別的，乃是濟南的甘露泉，此足見甘露泉水質(zhì)之美，世間少有。
杜半樓濟南試泉記
品茗鑒水之風(fēng)俗，江南比江北更為盛行。濟南泉水素以清冽甘醇聞名天下，而江南士子、茶人亦多慕名而來者。清代雍正年間，其“顧曲周郎”非無錫進士杜半樓莫屬。
雍正八年(1730)，時任山東巡撫的岳濬奉詔重修《山東通志》，他特邀江南翰林杜詔前來開局排纂。
杜詔(1666—1736)，字紫綸，號云川，學(xué)者稱半樓先生。江蘇無錫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進士，著有《云川閣集》。
《清史列傳》稱杜詔“天才秀逸，工詩，尤善填詞”。尤其，他在未中進士前，即為康熙招入內(nèi)廷纂修《方輿路程》《歷代詩余》《詞譜》等。岳濬所看重的，顯然是杜詔在歷史學(xué)、地理學(xué)、
詩詞學(xué)等諸多領(lǐng)域全面深湛的學(xué)養(yǎng)，這才是修志必須的基本功。
這杜詔來到濟南，亦喜不自勝，因為借此可以了卻他一個積久的心愿：品賞濟南泉水。
《山東通志》垂竣，杜半樓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這天一大早，他約上四位與他一道修志的同人，特意雇了一位挑夫，挑上專門用來煎茶的茶鐺等工具，在濟南城內(nèi)外遍游群泉以品評水味(“我與四子朝出城，滿街聽徹流泉聲。一夫負擔(dān)攜茶鐺，次第汲取加品評。”)，寫下獨具慧眼、膾炙人口的《試泉行》《又賦二絕句》詩。
杜半樓一生走南闖北，經(jīng)多識廣，其論水品茶功夫當(dāng)不一般。在《試泉行》詩的序中，他說：
“濟南七十二泉，論者謂趵突為上，金線、珍珠次之，余皆不及。余獨愛賢清泉，以為神味迥絕，比偕劉震濛、邵振飛、潘方霖、黃名標(biāo)嘗古溫泉及龍?zhí)?、天鏡、馬跑諸泉，未有如賢清者。既而得蜜脂泉于阛阓中之僧舍，乃更出賢清之上?！?
詩人對賢清泉的獨特水味，用了“神味迥絕”四字，意其非人間所有之味也，其喜愛、贊賞之情溢于言表。然而，當(dāng)他又在僧舍中發(fā)現(xiàn)了蜜脂泉，想不到其味更出賢清之上。
事情到此依然沒有結(jié)束。杜半樓繼續(xù)試泉，再作《又賦二絕句》：
一條金線覓無蹤(泉在民居，垣藪之)，翠幕遮來粉壁重。
縱有珍珠穿不得，更何心去繡芙蓉(欲訪芙蓉泉不果)。
汩汩塵埃多鬧市，涓涓蕪沒半荒灣。
肯來著眼窺金井，玉虎牽絲系玉環(huán)(城中玉環(huán)泉最佳)。
原來，他又到了金線泉與玉環(huán)泉等泉池，并且發(fā)現(xiàn)，城中水味最佳之泉，乃是玉環(huán)泉。自然，還有諸多的泉池，因種種原因，他“欲訪未果”，如著名的珍珠泉、芙蓉泉等。所以，這次濟南試泉仍然留下不小的遺憾：實在是宜茶的名泉太多了呀!
到林汲泉去喝茶
清代濟南府齊河縣詩人郝允哲、郝允秀弟兄，長年讀書于龍洞佛峪青山翠谷中。兄郝允哲乾隆四十年(1775)成進士，官候補知縣。他少聰穎，讀書過目成誦，積書萬卷。其詩風(fēng)雄放恣肆。而郝允秀14歲即以能詩聞名鄉(xiāng)里。他無世俗之好，以詩自娛，所寫詩不下萬首，著有《水村詩存》《松露書屋詩稿》《水竹居詩集》等。時人論其詩“意致清冷，多哀怨之音”，“天生詩人”“流連景物，觸緒懷人，音韻凄清，如聞冷雁哀猿，令人生感?！?參見《松露書屋詩序》)出于對詩歌和濟南山水的深愛，郝允秀創(chuàng)作的泉水詩高達77首，為濟南泉水詩人之冠。尤為感人的是，郝允秀在年老體弱的暮年，于齊河老家寫有《病后思飲林汲泉水不得因作長歌》詩，詩中首先回顧他當(dāng)年在林汲泉隱居時攜瓶品茗的雅興：
我昔在空谷，攜瓶春樹前。
洗盞當(dāng)落日，獸火欣烹煎。
一吸消煩躁，再吸清塵緣。
三吸四吸不自覺，恍如身在蓬壺巔。
安期紅棗未得食，空將玉液醉群仙。
遍體清涼耳目爽，微微秀氣盈丹田。
郝允秀在老病垂暮之年回到老家，這時，他唯一想喝的便是林汲泉水，家人在齊河打來最好的“金井”之水，但也無濟于事。他盼望著、渴念著能再到佛峪林汲泉頭，再過過那筆床茶灶、枕石聽泉的日子,詩的結(jié)尾說：
太息人間名勝地，何時重上釣臺倚石看漪漣!
淋漓盡致地顯示了他對林汲泉超乎尋常的深情與摯愛，讀后令人唏噓不止。
白石泉:“茶扉臨水啟，如在圖畫里”
白石泉是清代乾隆后期晚出之泉,然其泉水甘美如醴，清代描寫白石泉試茶的詩作很多。如王烻《白石泉試茶，同慶孫》：
邪膽不敢照，石砂皆玉瑩。
若教無附著，應(yīng)得更空明。
僧乞凈瓶汲，童知活火烹。
何人能七碗，臟腑恐冰生。
(清咸豐七年高密王氏春暉堂刻本《碻詩鈔》卷上)
此詩道出了白石泉水的一大特征：清洌甘醇。白石泉的另一特點是景致宜人。喝茶也要喝個好的環(huán)境。濟南詩人陳超有《白石泉茶肆即事》詩稱：
斷橋聚影沒殘碣，遠水跳波喧夕陽。
杯泛碧螺清酒吻，花開紅蓼媚茶鐺。
景致風(fēng)味上佳。白石泉邊原建有“金山小煞”，亭臺樓閣、茶社一應(yīng)俱全，人們可在此放舟垂釣，觀白鷺戲水。
曲水亭茶舍風(fēng)情
其一：黃茆亭子茶肆
晚清到民國,曲水亭是濟南享有盛名的茶社與圍棋社。而在咸豐、同治年間，則為一夫妻開設(shè)的茶肆。
廷奭(1844—?)，愛新覺羅氏，山東巡撫崇恩之子。工詩詞，精繪事。著有《未弱冠集》。
我們來看廷奭筆下的《曲水亭茶舍》：
黃茆亭子曲水曲，擇來僻地避塵俗。
幾株楊柳繞欄桿，水影上搖窗戶綠。
主人泉石小生涯，不賣村醪賣野茶。
煙吐爐心香泛盞，冰壺雪乳類山家。
焉用泥墻畫陸羽，竹籬斷破疏花補。
夜邀豪客兩三人，煮茗燈窗話風(fēng)雨。
雨聲蕭瑟助泉聲，鼎吟茶沸相雜鳴。
一笑火前春十片，真教兩腋清風(fēng)生。
莫把旗槍斗翠紫，品茶專以靜為美。
風(fēng)流淡雅小茶坊，足抗蘭亭傲曲水。
(清同治二年懶云窩刻本《未弱冠集》卷六戰(zhàn)秋集)
繞著一曲綠水而建的曲水亭，是一處足以避開塵俗的休閑佳處，而亭子的色彩是不失艷麗而雅致的黃色。繞著水亭欄桿的垂柳，搖曳拂水，詩意無限;而曲水亭的四圍皆為清澈的碧水，水影上搖，連亭子的窗戶都是綠的喲。
這不是夸張，而是寫實。
最令客人感受親切的卻是這里的主人，依靠著這曲水泉做起了烹茶待客的生意。茶爐吐著微火，茶水泛著清香(“煙吐爐心香泛盞”)，這是因為，曲水泉的水質(zhì)太好了，就如同在山泉的“冰壺雪乳”一般純凈甘洌(“冰壺雪乳類山家”)。
接下來，詩人又回到曲水亭的環(huán)境，談到它的竹籬與疏花相互輝映的田園式醇美景致感覺。
最后，詩人寫到他與其同伴在此品茗的幸福感覺。
燈窗之下，好友相聚，品茗夜話人生，瀟灑、遂愿、過癮;少頃，下起了蒙蒙細雨，而此時，曲水泉的泉聲與雨聲相和，茶沸之聲與吟誦之音相答，更為客人的雅聚增添了色彩與詩意，人們在“兩腋清風(fēng)生”的美好享受面前，感到這一“風(fēng)流淡雅小茶坊”的聚會之溫馨愜意，甚至不亞于晉代王羲之們的蘭亭雅聚了。
其二：曲水亭前茶社，茗飲極佳
自然，寫到曲水泉亭茶社茗飲的，還有許多。甚至，將此處稱為“蘭亭”的，也不獨廷奭一人。據(jù)文獻，在此之前的道光年間，此亭便已成為茗飲勝處。
史夢蘭(1812—1898)字香崖，一作湘崖，道光二十年(1840)舉人。
史夢蘭寫有《大明湖棹歌十二首》，其十二云：
亂泉十里此淵渟，港汊紛紛聚一汀。
曲水亭前茶社散，流觴合喚小蘭亭。(曲水亭在湖南岸撫院西北隅，貨古玩玉器者破曉集此，若京都所稱小市者。然四面流泉清可見底，茗飲極佳。)
(清刻本《爾爾書屋詩草》卷六)
曲水亭建在此亂泉十里的如同明鏡的匯聚之處，在“港汊紛紛”、清溪淙淙的水湄。此時，曲水亭的茶社剛剛散場，如果添加上曲水流觴的項目，這里應(yīng)該就是當(dāng)年的蘭亭雅聚了。
這樣的描寫，詩人感到仍難盡興，所以，他又在詩后添加了一段說明，稱曲水亭“四面流泉清可見底，茗飲極佳”。
古代濟南家家煮泉飲茶的瀟灑與愜意
好茶離不開好水沏泡。
茶得水才有其香、其色、其味。
濟南泉水，是最為理想的宜茶之水。
漫步濟南街頭，似乎茶肆茶館并不多見。
是的，往日濟南人幾乎家家有泉，他們的“茶館”，都開在自己家里了。
而且，這應(yīng)該古已如此。
其一：煮茶風(fēng)爐處處火
清代乾隆年間，江蘇吳縣著名詩人張塤來到濟南，遍觀泉湖之美，乃欣然作《趵突泉》詩，中有詩句寫濟南家家飲茶之盛況：
煮茶風(fēng)爐處處火，湔裙水閣家家橋。
一城士女在一水，它郡無此風(fēng)光饒。
“煮茶風(fēng)爐處處火”，說的就是濟南到處都在用風(fēng)爐煮茶論茗的狀況。而“一城士女在一水，它郡無此風(fēng)光饒”，則鮮明展示了濟南城人泉相依的無窮魅力。是的，在這所古城里，家家泉水，戶戶垂楊，人們都是與泉水生活在一起的。這是濟南最為動人的生活畫面、生活場景了。
其二：曉汲新泉水，風(fēng)爐簾外支
清乾隆后期，山東高密著名詩人王烻長年寓居濟南，過上了如同濟南居民一般的日常生活。他的《烹茶贈寄庵》詩，便是自己生活的寫真：
曉汲新泉水，風(fēng)爐簾外支。
獨從無味處，有得未嘗時。
竹幾列甌靜，松茶添火遲。
偶來分一碗，清冷入心脾。
(清咸豐七年春暉堂刻本《碻詩鈔》卷上)
詩人說，他一大早便汲來新鮮的泉水，在院里支好風(fēng)爐，干什么——煮茶，煮泉水茶呀。
其三：春雨家家斗茗來
清代濟南飲茶之盛，更為鮮明地體現(xiàn)在道光年間江蘇吳縣詩人孫義鈞的《濟南雜詩》里，全詩六首，之四云：
甃石繚垣漱碧苔，氿泉穴出遍城隈。
江南漫羨中泠勝，春雨家家斗茗來。
“甃石繚垣漱碧苔，氿泉穴出遍城隈”，正是濟南家泉眾多的又一詩意說法。正是家家擁有了那么多上佳的泉水，導(dǎo)致濟南飲茶之風(fēng)大盛。究竟興盛到什么程度呢?詩人說：“江南漫羨中泠勝，春雨家家斗茗來”，中泠泉是位于江南鎮(zhèn)江的名泉，為什么詩人說“漫羨”呢?其言外之意在最后一句得到了解答，你中泠泉只是一個泉而已，而濟南則“遍城隈”皆是也，因此才能在春雨之后，出現(xiàn)“家家斗茗”的盛況呀!
轉(zhuǎn)載自：《濟南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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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政和宮廷茶俗
的形成與發(fā)展
唐代前期，茶業(yè)還沒有多大發(fā)展，茶利也不顯著，所以官府對茶也沒有課稅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隨茶葉生產(chǎn)和貿(mào)易的空前發(fā)展，不但在茶葉文化和飲茶習(xí)俗上有不少發(fā)展，且在原來所沒有的茶政、茶法上，也獲得了一系列的建設(shè)和發(fā)展。
首先從茶的賦稅制度來說。在唐·大歷（766-779）以前，我國茶葉還只有土貢而沒有賦稅。據(j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唐朝貢茶的州郡，主要有懷州河內(nèi)郡（治位今河南濟源），峽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歸州巴東郡（今湖北秭歸）、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節(jié)）、金州漢陰郡（今陜西漢陰）、興元府漢中郡（今陜西南鄭）、壽州壽春郡（今安徽壽縣），廬州廬江郡（今安徽合肥）、蘄州蘄春郡、常州晉陵郡、湖州吳興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長樂郡、饒州鄱陽郡、溪州靈溪郡（今湖南龍山）、雅州廬山郡（今四川雅安）等地。
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實際往往是該州某一二個縣產(chǎn)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數(shù)縣并不產(chǎn)茶。如常州晉陵郡，其茶實際就主要出在宜興。另外，這些地區(qū)的貢茶，多數(shù)始于大歷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貞元稅茶以后入貢的。如《通典》載，安康郡貢茶一斤，夷陵郡貢茶二百五十斤，靈溪郡貢茶芽二百斤；其所說安康、夷陵和靈溪的貢茶，就當(dāng)是天寶以前的事情。
這種貢茶，有的雖有定額，但似乎在唐代前期，還未形成一種定制。據(jù)研究，關(guān)于貢茶的一些制度和規(guī)定，是隨貢焙建立以后才逐漸嚴(yán)格和完善起來的。開元以后，在北方飲茶的社會風(fēng)氣影響下，我國宮廷用茶的數(shù)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貢獻所能滿足，有必要設(shè)立一個專門生產(chǎn)皇室用茶的場所，這樣，就出現(xiàn)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個專門貢焙-——常州義興和湖州長興間的顧渚貢焙。
關(guān)于顧渚貢焙的緣起，《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有這樣一段記載：
“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qū)嵉涫前?，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薦于上。棲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后因之，徵獻漸廣，遂為任土之質(zhì)。”
茶舍是顧渚貢焙之前宜興采辦貢茶之處。長興“顧渚與宜興接，唐代宗以其（宜興）歲造數(shù)多，遂命長興均貢。自大歷五年始分山析造，歲有定額，鬻有禁令；諸鄉(xiāng)茶芽，置焙于顧渚，以刺史主之，觀察使總之”。
這就是說，顧渚貢焙，是大歷五年長興縣與當(dāng)時義興均貢才專門設(shè)立的。義興貢茶，最初只進“萬兩”，后來愈貢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載，“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貢額一多，所付勞役也多，所以《元和郡縣志》中又載：
“貞元已后，每歲以進奉顧山紫筍茶，役工三萬人，累月方畢。”
顧渚貢茶，是加在長興和宜興先民身上的一項沉重負擔(dān)。曾任浙西觀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親自督造貢茶的過程中，體察到貢茶的艱辛，一次在起貢時，袁高專作《茶山詩》一首，力陳貢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諫君。其詩中有“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一夫旦當(dāng)役，盡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造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等悲憤凄涼之句。
關(guān)于揭露貢茶嚴(yán)酷的詩作，還有如李郢的《茶山貢焙歌》等，其詩句“陵煙觸露不停采，官家赤印連貼催”；“驛騎鞭聲砉流電，半夜驅(qū)夫誰復(fù)見？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等句，這些從另一個角度，訴說貢茶限時限刻，必須在清明前三天貢到京城的艱難。唐代茶葉，有“蒙頂?shù)谝唬欎镜诙?rdquo;之說，那么，貢焙為什么不設(shè)在蒙頂而設(shè)在顧渚呢？蜀道難行，這可能主要是為清明前要趕送到京城的關(guān)系。
貢茶，實質(zhì)上也是一種賦稅。如上面《新唐書》記及的貢茶，就是一種實物稅；而顧渚貢茶，則是帶有一種勞役性質(zhì)的賦稅。但是，真正課收茶稅，還是德宗李適統(tǒng)治期間的事情。
建中三年（782），為籌措常平倉本錢，趙贊上言“收貯斛斗匹段絲麻，候貴則下賈出賣，賤則加估收糴，權(quán)輕重以利民。從之”。于是趙贊“乃於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每貫稅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一，以充常平之本”。
這也是我國文獻中最早的稅茶記載。課征茶漆十一稅的第三年，朱亂，德宗逃到奉天（今陜西乾縣），為減輕百姓負擔(dān)，詔罷商貨稅。但不久，如《文獻通考》所說，貞元九年正月，鹽鐵使張滂以水災(zāi)兩稅不登，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由此重又恢復(fù)茶稅，并自此把稅茶作為一種定制。
貞元時茶稅歲入不超過四十萬貫，還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長慶元年（821），因“兩鎮(zhèn)用兵，帑藏空虛”，又加“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于是鹽鐵使王播請大增茶稅，“率百錢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稅一下增加到六十萬貫以上。文宗時，王涯為相，為盡取茶利，他進一步提出了官營官賣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頒令榷茶。強徙民間茶樹于官場，并焚其積舊；商人只能購買官場的茶葉，而且大增茶稅，一時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誅，榷茶也隨之中輟。
武宗會員元年（841），崔珙任鹽鐵使，“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地錢’”。當(dāng)時茶葉貿(mào)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結(jié)果，只會使“私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鹽鐵使，針對當(dāng)時茶稅混亂的情況，立茶法十二條，嚴(yán)禁私自販運和銷售茶葉。如規(guī)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引群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yè)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
對于這樣一個苛法，頒行后不但減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稅收，百姓也仍然“以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葉的稅法，才相對穩(wěn)定一些。茶葉從不稅到稅，除反映其時茶葉生產(chǎn)、貿(mào)易的發(fā)展以外，它雖然是強加于園戶、茶商和廣大消費者的一種沉重負擔(dān)，但另一方面，同時也說明這時的茶業(yè)，也已成為國家賦稅所賴的一種重要的社會生產(chǎn)事業(yè)了。
由于唐代廣征各地名茶，貢焙的貢額也不斷增多，宮廷中的用茶和茶貨積存也愈來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漁隱叢話》所載，顧渚紫筍“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后分賜近臣”；開始又出現(xiàn)了皇帝以茶賞賜勛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種習(xí)慣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上每賜御饌湯物。……其茶則緣華紫英之號。”
唐朝以茶分賜臣僚的例子很多。這里可以劉禹錫代人書寫的二張謝賜茶表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書：
“中使竇國宴奉宣圣旨，賜臣新茶一斤。……恭承慶賜，跪啟緘封。伏以方隅入貢，株擷至珍，自遠貢來，以新為貴，……既茶凡口，倍切丹心，無任。”
另一張寫稱：
“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賜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貢自外方，珍珠眾品，……實慚于虛受，無任。”
這種由皇帝遣官宦專賜，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謝的頒賜茶葉之風(fēng)，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個很長時期里，幾乎流為上層社會的一種隆重禮遇。十分明顯，一旦茶葉成為社會的一種重要文化，帝王將相自然也就會用之作為維護和鞏固其統(tǒng)治的一策了。唐代頒賜茶葉的主要對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邊將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種原因而獲得頒賜。如韓翃《為田神玉謝茶表》載：
“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詔，兼賜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給將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無階。”
皇室對臣下，表現(xiàn)為賜茶，反映在社會一般群眾之中，則為相互饋贈；兩者比較而言，民間相互饋贈茶葉的風(fēng)氣，比賜茶出現(xiàn)的時間更早。如大詩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表明社會上在李白之前，特別在士人中間，贈茶酬詩和以詩謝寄的風(fēng)氣，就相當(dāng)普遍了。
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蕭員外寄新蜀茶》、《謝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簡自采新茶見贈》等寄答茶的詩作，在《全唐詩》中，更是隨處可見。近見一種說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宮廷，然后由宮廷再傳及民間的。由唐宋皇室賜茶這點來看，適恰是本末倒置了，實質(zhì)上宮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間，是民間茶葉文化的一種宮廷化。
不過，也應(yīng)附帶指出，社會茶葉文化一旦宮廷化，它至少在物質(zhì)和禮儀等等方面，即上升為當(dāng)時最高規(guī)格的一種文化。這一點，可以從1987年4月3日陜西扶風(fēng)法門寺唐代地宮出土的宮廷茶具得到說明。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門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據(jù)地宮《物賬碑》記載，有“茶槽子碾子、茶羅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兩”。由茶碾、茶羅子等器物的鏨文看，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間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飛鴻銀則和長柄勺等器物上，還有用硬物刻劃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時的稱呼，說明僖宗自己用過或很喜歡這套茶具。
就出土實物來說，《物賬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鍋軸、羅身、抽斗、茶羅子蓋、銀則、長柄勺”這樣七件東西。當(dāng)然，除此地宮同時還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飲茶用具。對這套茶具，學(xué)者們稱其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fā)現(xiàn)的時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華貴的系列茶具”。
但是，不論是金銀制的“七事”茶具，還是“七事”之外地宮中出土的其他宮中飲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沒有超出陸羽《茶經(jīng)·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內(nèi)容。這就有力證明，民間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從宮廷中流傳出來的；適恰相反，宮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間尋常用具。因為陸羽《茶經(jīng)·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飲茶用物，都是根據(jù)民間用具所總結(jié)和設(shè)計出來的。
(館長/ 世界茶文化圖書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