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經續(xù)茶經

本文將梳理安徽古代貢茶的歷史，以借鑒歷代貢茶在擴大產量，提升品質以及改善包裝方面的可取之處。在繼承、弘揚中國傳統(tǒng)茶文化的同時，對現代茶產業(yè)的文化賦能有著一定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安徽；古代；貢茶；概述

1、唐代時期安徽貢茶

安徽貢茶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宋代的《本草衍義》中：“東晉元帝時，溫嶠官于宣城，上表貢茶葉一千斤，貢芽三百斤?！逼浜螅不肇暡钄盗恐饾u增加，貢茶品類及貢茶區(qū)域也不斷擴大，有了宣州鴉山茶、池州九華山茶、舒州開火新茶等為“士大夫貴之”的貢品茶。[1]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當時安徽的貢茶區(qū)域有淮南道壽州（壽春郡）、廬州（廬江郡）、浙江西道歙州以及舒州、宣州、池州、和州等。

唐元和年間，李肇《國史補》記載，唐代舒州天柱茶，宣州鴉山茶，饒州浮梁茶，壽州黃芽茶均在貢茶品目內。此外尚有歙州“鳩坑”茶。據《太平寰宇記》卷126《淮南道四·廬州》記載：土產“開火新茶”。其時，壽春郡、廬江郡、鳳陽郡每年都有固定的貢茶額。

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朝廷用兵淮西，憲宗“詔壽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內茶園。”[2]（卷493）《邦計部?山澤》可見淮南壽州境內也有較大的官茶園。與此同時，“茶膏”也沿著民貢的渠道出現，如歙州的新安含膏、先春含膏等。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因討伐吳元濟，財政困難，曾“出內庫茶三十萬斤，令戶部進代金?！盵2]當時，進貢皇室的茶葉較多，除了賜給“功臣”、“父老”之外，還會變賣成現鈔以支皇家的用度。

這一時期，安徽茶區(qū)不僅出現了許多名茶及貢茶，茶葉種類也在增多。如宣州鴉山茶、池州九華山茶、舒州開火新茶等等，均名貴一時且為“士大夫貴之?！盵3]（甲卷14《財賦一》,P303）唐武德三年（620年），廬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帶），均向朝廷進貢茶葉。廬州，唐代時期茶葉皆為土貢?！短藉居钣洝肪?26《淮南道四·廬州》記載：土產為“開火新茶”。[4]（卷12《官政》）唐時，淮南道有四個州的茶葉被指定為貢品。其中“壽州壽春郡……土貢絲布、茶以及石斛?！绷硗?，寧國、廣德以及建平等茶葉產區(qū)，幾乎都有貢茶且數量較大。

2、五代及宋時安徽貢茶

五代時期，安徽茶區(qū)進貢茶葉的文獻記載較多。據《舊五代史》卷31《唐莊宗紀》記載：淮南楊溥于后唐莊宗同光二年（924年）向中原進貢“細茶五百斤。”[5](卷118，P432)同年四月，楊吳向后唐“獻鴉山茶、含膏茶。”[6]（卷232《僭偽部·稱藩》,P2763）另據《周世宗紀》記載：顯德三年（956年）三月，南唐李璟貢“乳茶三千斤。”[5]（P1569）又載：顯德五年（958年），李璟遣宰相馮延巳獻犒“茶五十萬斤?！盵5]（P1571）

據《舊五代史·梁書》記載：“五代十國宋遼元貢品”目錄中，有“后梁太租乾化元年（911年）十二月，“兩浙進大方茶二萬斤”。[7]當時的“兩浙”是指浙江東道和浙江西道。其時，生產大方茶的產地除了歙州，還有毗鄰的臨安、昌化兩縣。新版《歙縣志》(1995年)記載：“天福七年（938年）冬十月，吳越國文穆王錢元瓘遣使進貢物品中有大茶、腦源茶二萬四千斤?！庇州d：“開運三年（946年）冬十月，吳越國忠獻王錢弘佐，獻晉謝恩的物品中，有腦源茶三萬四千斤?！睉撎峒暗氖?，“大茶”是指大的方茶，也是一種條形散茶?！澳X源茶”則亦腦子茶，是一種加入植物香料的餅茶。五代時期，舒州天柱山產茶，亦為貢茶。據《太平寰宇記》卷125《舒州》云：舒州土產“開火茶”。[4]（P2474）其時，潛山歸懷寧管轄，開火茶為潛山所產。

宋《太平寰宇記》“舒州懷寧”條目下亦有：“多智山在縣西北三百里……其山有茶及蠟，每年民得采掇為歲貢”。[4]由此可知，多智山產茶且為貢品。北宋仁宗時期，有《賜知舒州洪鼎敕書》文曰：“省所進奉新茶一銀盒事具悉。汝輟于學館，往布郡條。懿彼名區(qū)，育茲嘉荈，能采掇而來貢，應氣序以惟新。”[2]（卷423，第20冊，P302）洪鼎知舒州，曾進獻舒州茶而受到朝廷嘉獎。宣州鴉山產茶且質優(yōu)，五代時期亦成為土貢茶?！短藉居钣洝肪?03《廣德軍》記載：廣德土產有茶。[4]（P2052）《元豐九域志》卷6《廣德軍》亦載：“廣德軍土貢茶芽一十斤。”[6]（P249）又載“廣德軍廣德、建平：六萬九千七百一十斤?！盵8]（食貨二九《茶法-產茶額》，P6636）由此可知，廣德軍在宋代不僅產茶而且產量頗多。另外，北宋歐陽修《賜知舒州齊廓進新茶并知廣德軍浦延熙進先春茶敕書》，宋癢《賜知廣德軍龔會元進先春茶敕書》均為官方文書；從《敕書》內容可知，廣德有先春茶且為貢品。池州九華“金地茶”在宋時已是土貢產品。周必大《九華山錄》云：“至化城寺……謁金地藏塔……僧祖瑛獨居塔院，獻土產茶，味敵北苑?！盵9]（《游山錄》卷2,P464-465）詩人將九華金地茶與北苑貢茶相提并論，足見其品質極好。

宋代，朝廷時有減免貢品額度的“恩典”。如“景德四年（1007年）閏五月，詔特減放諸郡六十六處貢物，而所貢七物在其數中，且殤官吏后不得以貢為名妄有配率”。淳熙《新安志》亦有記載，徽州免貢七物是表紙、麥光紙、白滑冰翼紙、乾預藥、臘、芽茶、細布。[7]類似免納貢物的情形，安徽其它茶區(qū)亦有。宋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詔令，減免舒州每年土貢“新茶一銀合”的貢額。[8]（《崇儒七》P2317）另據《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115“宋仁宗景祐元年十一月”條載；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除滁州、舒城縣贍軍茶歲七千三百五十斤。蓋沿江南偽主時課民所輸，范仲淹使淮南，請除之”。[4]（P2707）英宗治平四年（1067）朝廷詔令減免舒州每年土貢“新茶一銀合”的貢額。[8]（《崇儒》7,P2317）

3、明代時期安徽貢茶

明代開始，朱元璋有感于茶農的不堪重負和團餅貢茶的制作、品飲的繁瑣，從而實施了廢團茶興散茶的舉措。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朱元璋下昭，詔曰:“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詔建寧歲貢上供茶，罷造龍團，聽茶戶惟采芽以進，有司勿與。天下茶額惟建寧為上……?！?

皇權的干預，無疑使餅茶衰落，散茶崛起，加之制茶技術的改進，從而使炒青茶逐步取代蒸青茶。

據邱睿《大學衍義補》記載：“《元志》猶有末茶（餅茶）之說，今世惟閩，廣用末茶，而葉茶之用，遍于全國，而外夷亦然，世不復知有末茶矣?！鄙⒉琛⑷~茶的流行，不僅改變了飲茶方式，同時也成為了貢茶的主體。茶葉加工技術的變革，使得茶葉品種也在發(fā)生變化，尤其是取代“龍團鳳餅”以后，各地名茶數眾，以致貢茶也在增加。然明太祖卻是獨重六安茶，以致六安茶成為了祭祀皇家祖先的祭品茶。

茶為祭祀品，唐宋有之，清代亦有。繼六安茶之后，松蘿茶也成為了皇家祭祀的茶品。

據史料記載，清同治十年(1871年)冬至，清廷舉行大祭時即有“松蘿茶葉十三兩”；光緒五年(1879年)，歲末祭祀祖陵的祭品中也有“松蘿茶葉二斤”。六安、松蘿茶不僅成為宮廷祭祀物品，更是成為進貢朝廷的必備之物。

明人汪應軫記載說：當時“日進月進御用之茶，醬房內閣所用之茶，俱是六安茶?！盵10]（卷四十）萬歷元年（1573年），黃守經為《霍山縣志》作“序”并對六安茶贊曰：“其地與六安州界者，各產芽茶。孟夏之朔封貢圣天子，焚香拜表，龍文錦袱，專官馳驛使，竟達長安，而題其黃緘曰：‘霍山縣守土臣某謹貢’?！盵11]（P260，卷之十三，藝文志）由此可知，六安州除向朝庭進奉貢茶以外，還有寧王府之貢，監(jiān)守太監(jiān)之貢。不僅要進貢芽茶，還要進奉細茶。據《霍山縣志》記載：“明初規(guī)定年貢20斤。正德十年（1515年)，貢寧王府芽茶1200斤，細茶6000斤。芽茶1斤買銀1兩，尤恐不得?！庇性娍梢宰糇C其真實性：“細簍精采云霧茶，經營唯供帝王家。”明萬歷時期，宮廷太監(jiān)劉若愚記載宮中的“飲食好尚”曰：“茶則六安、松蘿、天池、紹興茶、徑山茶、虎丘茶也。”[12]這足以見得六安、松蘿茶在全國的知名度。

據《大明會典》記錄：弘治十三年（1500年），朝廷規(guī)定地方府縣需要交納給禮部的芽茶數量為：南直隸（今安徽、江蘇兩省所屬）府縣的貢茶總額為五百斤，其中常州府宜興縣一百斤，內二十斤南京禮部納，限四十六日；廬州府六安州三百斤，限二十五日；廣德州七十五斤，建平縣二十五斤，限四十六日。[13]（卷113，“禮部71”，“歲進”）與此同時，六安州茶葉貢額很高，上貢時限卻是最短，而貢茶額卻是不斷增加且無定數。

萬歷年間《六安州志》記載：六安茶貢額原為三百斤。弘治七年（1494年），增設霍山縣，其地產茶采辦人戶多出自該縣，遂定霍山貢額二百五十三斤，州貢芽茶四十七斤。[14]因此，六安州貢茶額四十七斤，霍山貢茶額是二百五十三斤，合計貢茶額為三百斤。針對貢茶額不斷增加且無定數的情形，明臣汪應軫《分豁額外薦新茶芽疏》指出：“六安茶芽，歲額三百斤，正數之外不可加者，此其舊例也。光祿寺則以為供應有常規(guī)，如歲用六安茶約余四百七斤。此外多取毫厘，即為因公科斂。雖該部審據解吏，聞報三百袋，袋多四兩有余，亦非勘合正數，且無批文查銷，以后或輕或重，焉知誰公誰私？”[10]（卷四十，“薦新芽茶”，P785）事實上，六安及霍山實際進貢的茶葉額還是超出了這個貢額。對此，汪應軫提出了“焉知誰公誰私”的質疑？！其實，官貢芽茶的貢額外加收耗損竟然高達四分之一多；這不僅是茶區(qū)的負擔，也是一種額外的剝削。

明時，安徽各地的貢茶有新安松蘿(又名徽州松蘿)，六安茶，小峴春茶，陽坡橫紋茶，瑞草魁茶，黃山云霧茶，石埭茶等等。另據《徽州府志（貢品）》記載：歙之物產，無定額，亦無常品。大要惟硯與墨為最，其他則以北源茶、紫霞茶?！盵7]這說明當時徽州產北源茶，紫霞山產紫霞茶，亦很有名。直至道光年間，紫霞茶依然被列作貢品。明《南京戶部志》記載：“成化三年(1468年)奏準，朝中供庫歲用茶。芽茶，坐派徽州府三千斤……。葉茶，徽州府二千斤，滁州二百斤，廣德州三百斤……。”“秦淮南京庫歲用茶，坐派滁州茶葉二百斤?！?

明嘉靖年間，吏部尚書徽州婺源人汪鋐以大畈靈山茶進貢，獲金竹峰金匾。戶部右侍郎徽州婺源人游應乾以濟溪上坦源茶進貢亦獲銀匾。明代《寧國府志》記載：“旌邑鳧山茶（石豀貢茶）與宣城綠雪、太平云霧茶齊名”，均為貢茶。石豀貢茶產于旌德縣鳧山，亦為貢品。桐城椒園茶系明朝魯山公（孫晉）植于龍眠山椒園，而后躋身“貢品”之列。太湖亦產茶，太湖南陽河茶亦在明時列入戶部項下貢品?！稘撋娇h志》記載有：“芽茶歲派供應庫二百九十斤，今折價，谷雨前者，茶葉歲派供應府二百八十五斤?！笨芍M貢的茶大都是雨前芽茶。

4、清代時期安徽貢茶

清代安徽貢茶的數量以及貢茶品類，在各個時期也是不盡相同的。據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宮中進單》記載：安徽區(qū)域的部分貢茶有：珠蘭茶、雀舌茶、銀針茶、六安茶、雨前茶、松蘿茶、黃山云霧、黃梅片茶、六安芽茶、黃山毛峰等等。當然，還有一些貢品茶未能被列入清單。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五月初二日，各省督撫所進土物清單(部分)記載：安徽貢茶品種主要有珠蘭茶、六安茶、雀舌茶、銀針茶（屬六安茶）、雨前茶、松蘿茶、黃山毛尖茶（黃山云霧茶）、梅片茶、六安芽茶等。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二十六日，安徽巡撫朱圭進貢：珠蘭茶、松蘿茶、梅片茶、銀針茶、雀舌茶、涂尖茶各二箱。道光二年（1822年）安徽巡撫端陽進貢有：“珠蘭茶一箱、松蘿茶一箱、銀針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15]清人查慎行在任翰林院編修官時，編撰《人海記》并對各地貢茶列有條目，十多個省的七十多個府縣，每年向宮廷所進的貢茶即達一萬三千九百多斤。其中有六安瓜片、敬亭綠雪、涌溪火青、霍山黃芽等。[16]清代徐珂《清稗類鈔》（朝貢類）記載：安徽貢茶有六安茶、梅片茶、銀針茶（屬六安茶），雀舌茶、珠蘭茶、松蘿茶、黃山毛尖茶（黃山云霧茶）等。[17]（P6312）清代安徽茶區(qū)被列入貢茶的還有六安瓜片、黃山云霧、敬亭綠雪、涌溪火青、霍山黃芽、梅片茶以及績溪芽茶等。

據光緒《廣德縣志》載：廣德、建平亦有貢茶；“以石溪，陽灘山、乾溪等處者為最”；“廣德州芽茶七十五斤，建平（今郎溪縣）芽茶二十五斤”。清人談遷《棗林雜俎》和阿世坦《清會典》均有建平（今郎溪縣）貢茶的記錄?？滴跄觊g（1683年），寧國張所勉《鴉山辨》一文記載：“寧國產茶不處，高峰、濟川、千畝、龍?zhí)吨T池皆可入志”；“按一統(tǒng)志，鴉山產茶舊常入貢?！鼻迦岁懲N《續(xù)茶經》（八之出）記載：宣城石豀茶在明至清代的數百年間，一直為御用貢品。光緒十四年（1888年）《宣城縣志》亦載：敬亭綠雪，貴真不貴多；“明、清之間，進貢300斤”。

新版《績溪縣志》記載：績溪上莊“金山時雨”創(chuàng)于清初，原名“金山茗霧”亦入貢。[18]清廷還有將貢茶等物品作為賞賜品，以獎賞或撫慰臣子以聯(lián)絡君臣感情，使受賞者感受莫大的榮耀；如雍正時期，有兩臣被派往云南，臨行前雍正帝御賜六安茶二瓶抵滇。同時，還賦予了貢品禮儀的性質，如果、六安茶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乾隆十七年（1752）學士陳廷敬、葉方藹，侍讀王士正同入內直。其間皇上數回賜櫻桃、蘋果及櫻桃漿、奶酪茶、六安茶等物，其中的六安茶以黃羅緘封，上有“六安州紅印四月復”數字。

另外，皇帝行賞賜予外國使臣的禮品中，也有安徽貢茶。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之際，在諸多賞賜物中就有賞賜給英咭唎國王的六安茶十瓶、賞賜給英咭唎使團的六安茶八瓶。宮廷在臨時特供飲食中，也會用到六安茶。

雍正八年（1730年），朝廷定文會試除了食物外，還有雞和豬肉等副食品；

還供給六安茶20斤、北源茶30斤、松蘿茶40斤。安徽六安、松蘿以及北源茶作為賞賜物，不僅是承載著皇帝對臣民的厚愛，同時也印證安徽貢茶是一般人難以求到的賜予之物。

當時，在宮廷內能夠享受到六安茶的，還有一些是在朝廷相關機構中效力的人。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按照皇帝諭旨，中正殿的畫佛喇嘛繪制極樂世界長壽佛四軸，因為當時人手不夠，新增添了畫佛喇嘛一名。宮內給這位喇嘛的飲食份額中，就有每月用六安茶二兩。此外，在景山學藝處效力的人也會得到賞賜的六安茶。[19]

清代貢茶的品類較多，基本涵蓋了清代時期安徽茶區(qū)的茶葉品種，具有數量大、品類全的特點。同時，這種特點貫穿了清王朝貢茶制度的始終，如六安茶和松蘿茶等。這些安徽貢茶在前代也是重要的貢茶品類，以致進貢時間從清初一直延續(xù)到清末。也有一些貢茶品類是從某一朝開始進貢并延續(xù)到了清末。還有一些茶葉品種，由于戰(zhàn)亂或其它客觀原因，在某個短時期間內曾經開始進貢或者是停止進貢。如六安茶在太平天國運動時，就曾數年未貢。

此外，一些貢品茶葉由于種種原因，進貢給宮廷的時間比較短，記載文字寥寥。從清廷《宮中進單》來看，一些產量較少的地方名茶，由于進貢數量少，進貢時間短，加之影響力不大，只是在方志中有簡略記錄。由此可以推斷，一些地方名茶進貢的數量相對有限，進貢的次數或時間相對較短，可謂是不一而足。如六安州霍山茶，徽州松蘿茶等，每年遇年節(jié)諸如萬壽節(jié)（皇帝生日）、冬至日、元旦（春節(jié)）、端午節(jié)等節(jié)日，均由地方巡撫、總督等有身份的官員將茶進呈宮中。道光二年（1822年），安徽巡撫端陽貢中有：“松蘿茶一箱、銀針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北容^而言，年節(jié)貢茶相對歲進六安芽茶品種豐富，但入宮數量與歲貢相比卻是微乎其微。兩種形式的貢茶，在宮內的用途則是不盡相同。而各色人等享受貢茶的數量多少亦有不同。如皇貴妃、貴妃、妃嬪每月例用六安茶十四兩、天池茶八兩，貴人每月六安茶七兩、天池茶四兩。[20]（卷十七）

清時，朝廷對于貢茶的品質也有要求，而且是“載之甚詳”；如“舊系茶戶各備茶交官起解。而色類錯雜，駁換遲誤”以及“粗茶不堪內廷應用”的具體要求，因此，地方官不敢掉以輕心。每每茶季，乃是小心翼翼，精心于“雨前極品?！必暡桴r葉的采摘，亦有時間講究。如六安茶采制則是在每年清明前后。當時，一些地方官吏為了保證貢茶的品質，還會親自入山去親督茶戶，以保證采摘的芽茶一槍一旗在精心焙制加工后，能夠按照禮部規(guī)定的要求裝袋、裝箱。

康熙三十年（1691年），知州王廷曾以士民之請，改為官征官買，茶戶但納稅銀。又因霍山茶勝六安之產，故知州將茶課之銀，發(fā)交霍山并辦一色芽茶。每歲茶戶采摘雨前極品一槍一旗，依法焙制。官以黃絹為袋，袋盛茶一肋十二兩，共四百袋，分儲于箱，知州敬謹鈐封，恭繕貢本。限谷雨后十日起解，其解官以州、縣、巡檢遞年輪流詳委?！盵21]（卷之十食貸志、茶貢）乾隆十四年（1749年）《霍山縣志·茶考》記曰：“本縣農戶揀雨前極品，新芽一槍一旗，依法擇制，以黃絹為袋封貯，共四箱，用龍旗龍袱恭進。”

據清代《詞林典故》記載：“十七年閏三月，賜侍講學士……上頻賜櫻桃蘋果及櫻桃漿、乳酪茶、六安茶等物，其茶以黃羅緘封，上有六安州紅印?！盵22]由此可見，貢茶的包裝是十分講究的。貢茶自谷雨后起運，要求55天內抵京。朝廷在接收的各省歲進芽茶中，對于六安芽茶卻是有著特別的安排。清初，六安芽茶送進內庫，其余各種芽茶移交珍饈署，給予外藩。貢品茶葉除了包裝上有嚴格規(guī)定外，對上貢時間也有要求。對于各地貢茶，朝廷規(guī)定是每年自谷雨后的第十天開始起解，對各地送達的日期按路程遠近而定。

順治七年（1650年），禮部照會產茶各省布政司規(guī)定：“江南省常州府限四十六日，廬州府限三十五日。”雖然是路途遙遠，運輸艱難，但朝廷仍然規(guī)定“凡解納，順治初，定直省起解本折物料。守道、布政使差委廉干官填付堪合，水路撥夫，限程押運到京?！鼻宕\送貢茶大都是由地方官委派專人負責押運，同時雇傭腳夫及交通工具等進行長途運送。

清《皖志輯要》對此有文字記載曰：“六安州并屬霍山縣解貢芽茶，如乙年芽茶即于甲年十二月內詳請委員管解，一面由藩司填具連批，呈撫轅掛號，并移取勘合傳牌，填給夫馬，以便沿途應付解赴，禮部轉交內務府收明，奉掣批回。其茶務須一旗一槍，裝潢式樣妥為備辦，并先期于谷雨前將茶樣照式裝潢，專差赍省聽候查驗，飭委起運，以昭慎重?！盵23]

另外，各地運送貢茶進京，都需要花費一大筆銀兩。如六安州霍山“始系戶辦納本色交官起解，每茶一課，止徵水腳解費銀二錢二三分不等?！卑凑者@樣的花費，通算下來，每年運送四百余袋六安茶就需要花費運送銀近百兩。各地貢茶運到京城以后，“解員事竣，由部給領司，任限照正印解員于引見后填給，經雜解員于發(fā)實后填給?！盵23]如此嚴格的程序，對地方官運送貢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各地官員想盡一切辦法，通過各種手段，一定要想方設法地將茶葉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運到京城。安徽各地貢茶的額度，歷朝歷代各有不同，因為茶品不同以及區(qū)域經濟等原因，以致各個時期的貢茶數額也是不盡相同，有些茶葉的進貢數量，也因環(huán)境或其它因素的影響而發(fā)生變化。

5、結語

清代，安徽茶業(yè)進入了興盛時期，其特點是形成了以產茶著稱的區(qū)域和區(qū)域化銷售市場。同時，商業(yè)資本逐步轉化為產業(yè)資本。其時，安徽各地茶區(qū)制茶廠家不下千家，小者有數十人，大者有百余人，以茶為業(yè)者日眾，業(yè)茶人數萬之眾，茶商茶號亦不計其數，以出口茶為大宗且效益頗豐。

因此，貢茶由民間到宮廷經歷了一個對茶葉品質不斷求精的過程。所以，貢茶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也是不能忽視的：如擴大了茶葉產區(qū)，提高了茶葉品質，帶動了茶葉包裝的改善，促進了茶葉經濟發(fā)展。以清代為例，貢茶使茶葉培植技術在明代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形成了多個著名的產茶區(qū)，這些初具規(guī)模的產區(qū)對推動清代茶產業(yè)的發(fā)展有顯著的拉動作用。

與此同時，發(fā)端于漢時的貢茶至清代中葉，由于社會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經濟結構中資本主義因素的進一步增長，致使貢茶制度隨之消亡。

總之，安徽是眾多貢茶的發(fā)祥地，安徽貢茶有著厚重的歷史沉淀。安徽貢茶所衍生出的徽茶文化，更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秀代表。因此，挖掘整理，保護、研究以及展示歷代貢茶并做好傳承和發(fā)揚，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現形式，也是助推安徽茶產業(yè)發(fā)展的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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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績溪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績溪縣志，[M]合肥：黃山書社，1998.9.

[19]劉寶健,御碗佳茗中的六安茶，[J]北京：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14-12-09.

[20]鮑云飛，傅敏，高大鵬；近三十年六安茶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六安：皖西學院學報，2017-12（33-6）.

[21]吳康霖編，安徽歷代方志叢書，清同治十一年，六安州志(上、下）[M]合肥：黃山書社，2008.

[22]（清）張庭玉.詞林典故，[M]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79.

[23]（清）馮煦主修，陳師禮總纂；安徽歷代方志叢書.皖政輯要，[M]合肥：黃山書社，2005

來源：《徽茶》2023年6月刊，信息貴在分享，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lián)系刪除

關鍵詞：唐宋;四川;稅茶;榷茶

引言

關于唐宋時期稅茶與榷茶的研究，學界的研究視野聚焦稅茶與榷茶制度在全國的發(fā)展變化，具有全局性①[1-4]。然而，學者們關注唐宋時期四川地區(qū)②[5-6]的稅茶與榷茶側重于梳理茶業(yè)政策的線索③[7-8]，因此，學界在研討唐宋時期四川地區(qū)的稅茶、榷茶的變化及稅茶機構的變遷存在諸多不足，還有深入探討的空間。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唐宋時期四川地區(qū)稅茶、榷茶政策的演變及稅茶、榷茶機構的變遷。

①賈大泉[1]，黃純艷[2]刊文探討了唐代茶法;林文勛[3]，黃純艷[4]在其著作當中深入研究了宋代的茶業(yè)政策。

②本文界定唐宋時期四川地區(qū)根據《新唐書·地理志》[5]《宋史·地理志》[6]所記載的范圍:唐代之劍南道，山南西道所轄區(qū)域在今四川省境內;宋代之成都府路，利州路所轄區(qū)域在今四川省境內。

③李敬洵專題討論唐代四川地區(qū)的茶法[7];賈大泉，陳一石梳理了四川歷代茶業(yè)政策[8]。

一、

唐宋時期四川地區(qū)的稅茶

1.稅茶的源流

安史之亂給繁榮富強的唐王朝以致命打擊。其后，藩鎮(zhèn)割據“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7]5921。方鎮(zhèn)割據，節(jié)度使擅自任命屬吏，隨意截留朝廷賦稅。唐王朝國庫空虛，財政面臨舉步維艱之困境。為緩解財政危機，開辟稅源，提高稅率，雖屬治標，然在當時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仍不失為立竿見影的務實之舉。

四川是茶的原產地，也是人工種茶、飲茶最早的地區(qū)。由于飲茶有解酒、止渴、提神祛疲勞、解悶等功效，故飲茶習俗迅速傳播，歷魏晉南北朝至唐宋竟蔚然成風。唐人封演云:“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盵9]47李玨亦云:“茶為食物，無異米鹽。于人所資，遠近同俗，既祛渴乏，難舍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10]4053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別貴賤老幼，都時刻離不開茶。社會需求刺激社會生產，古今皆然。種茶、制茶、販茶便作為一種新興產業(yè)驟然勃興，發(fā)展迅猛，規(guī)模巨大，從業(yè)者眾?！敖慈耸捕圆铻闃I(yè)。”[11]5262歙州祁門縣(今安徽省祈門縣)“邑之編籍民五千四百余戶。其疆境亦不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yè)于茶者七八。......每歲二三月，賫銀緡繒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12]3737。商人以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眾多商人云集茶葉市場，說明茶葉利潤豐厚，引起財政面臨困境的朝廷關注，開辟新稅源，稅茶勢在必然。

建中元年(780)，唐德宗即位的第二年，為應付財政危機，采納宰相楊炎建議，實行“兩稅法”。“兩稅法的核心是地稅和戶稅......又融合了租庸調法而產生的新稅法?！盵13]119這里的地稅主要是農業(yè)稅，農業(yè)稅調整(提高)了，工商稅自然也得想法多征。于是在“兩稅法”實行兩年多后，判度支趙贊以請為“署常平輕重本錢”為名，開征商稅得到朝廷批準后，便“于諸津要置吏稅商貨，每貫稅二十文，竹木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一，以充常平之本”[10]334。判度支趙贊稅茶，需要注意三點:

第一，“于諸道津要置吏”收稅，這其實是過稅，過稅在肅宗、代宗時期已經實行①[14]，當時只是千文以上才收稅，收多少沒明文規(guī)定。

第二，收稅對象是“商貨”，這就包括一切商品，而不是專門針對某一種商品。

第三，規(guī)定稅率。一般商品“每貫二十文”，即0.2%，而竹木茶漆的稅率則是10%，比一般商品高4倍。

上述三點表明趙贊征稅稅目雖包括茶，但不是專門對茶征稅，因此還難說這是稅茶，如果一定要說是稅茶，那也僅是稅茶的先導而已。這次以“充常平之本”名義征稅，只實行一年多。建中四年(783)八月“涇原兵變”，德宗出逃奉天(今陜西省乾縣)，面對叛軍圍攻，為籠絡人心，改元興元。興元元年(784)正月制曰:“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并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盵15]7392處于逃難之際的唐德宗為獲得民心，將趙贊征稅項目，悉數罷停。

唐德宗貞元九年，茶稅成為特種稅。史載:“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后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仍委滂具處置條奏。”[10]2128“茶之有稅，自此始也?！盵10]376“貞元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胁枭?，及商賈以茶為利者，委院司分置諸場，立三等時估為價，為什一之稅?！盵16]1886張滂以“遭水旱”為借口征稅，建中三年(782)趙贊以“以充常平之事”為托辭征稅，本質是一樣的，都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但征稅對象、范圍卻有不同。趙贊征稅對象是“商貨”，稅目眾多，茶僅是其中之一;張滂征稅對象只有一個，就是茶。趙贊在“諸道津要置吏”收稅，而張滂還專對“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置吏收稅，這不僅涉及茶商，還涉及茶農，這才是真正的稅茶?！杜f唐書》云:“茶之有稅，自此始也?！盵10]376其實就是說專門對茶征稅，是從貞元開始的。貞元稅茶之后，整個中晚唐、歷五代至于宋初，并被后世王朝相繼沿襲，其間因各種原因偶爾暫停，但旋即復征，總趨勢是稅率增高，穆宗時達到50%②[5]1382，茶稅監(jiān)管控制日益嚴密。

2.四川地區(qū)稅茶機構的變遷

唐代四川地區(qū)稅茶是全國稅茶政策在當地的具體貫徹實施。安史之亂對河南、河北及中原地區(qū)沖擊極大，但對四川的影響相對較小，朝廷對四川的統(tǒng)治較為穩(wěn)定，地方官吏遵照執(zhí)行中央政令。在稅茶方面，有別于全國其他地區(qū)，主要是負責征收茶稅的官員及機構屢次變更，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貞元九年(793)至長慶元年(821)，鹽鐵司主管，張滂等人負責[17]153。

貞元九年(793)鹽鐵使張滂稅茶之議被認可，并“委滂具處置條奏”，即令張滂主持全國茶稅的征收，當然包括劍南三川，但此事進展并不順利。因為在張滂稅茶前一年的貞元八年(792)，已有詔令將全國財富分為東西兩大塊，東南由戶部侍郎為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負責，西部三川(劍南西、劍南東和山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負責[16]1886。對于這樣的分工，班宏、張滂都不甚滿意。按職責區(qū)分，度支主要管支出，賦稅征收歸鹽鐵，而現在鹽鐵部分職權被侵占，張滂不高興，因其本官戶部侍郎，是班宏戶部尚書的副手，對工作挑肥揀瘦，也有意見，故“互有長短”，后來由宰相出面上報德宗才最終定下來[16]1886。接著班宏去世，司農少卿裴延齡以“守本官，權領度支”。新官上任自然想有所表現，當自己所轄區(qū)內之事他人插手，也有所不甘，但面對官階比自己高，又自知“不通殖貨之務”[10]3720，自然不能與張滂對抗，因此“自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途而理矣”[16]1886。度支與鹽鐵各負各自的職責，三川財富仍歸度支(茶稅除外)，茶稅則由鹽鐵主管，四川稅茶遂得以順利進行。從這以后，經順宗至憲宗都執(zhí)行張滂擬定的各項規(guī)章制度，一直到穆宗。

第二階段:長慶元年(821)至太和元年(827)，負責人牛僧儒、崔元略[17]359。

穆宗即位，稅茶幾經變易。先是“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接著改變以前由鹽鐵主管三川茶稅而為“兩川以戶部領之”[5]1382。唐朝后期，“戶部司已成為供給文武京官俸料，掌管國家后備經費，與度支司和鹽鐵轉運司鼎足而立的財政三司之一，躋身于職事繁劇，地位輕重的官司之列”[17]292。以戶部領四川茶稅，顯然與保證或提高文武京官俸祿有關，這正是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的手段之一。然而，戶部一來“職事繁劇”，二來戶部在地方沒有監(jiān)院、巡院，四川以茶稅所征錢物，如何運往京師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于是便委托度支辦理，而度支采取的辦法，則是讓巡院(度支在京城的下屬機構)“于上都召商人便換”[9]4913。所謂“便換”，就是“飛錢”，召茶商來京師將貨款交給巡院，由巡院開票據，茶商拿票據到產茶州縣有關機構或商號取款購茶，而度支巡院以“便換”所得收入轉交戶部，這個辦法對茶商交易提供極大方便。這樣以戶部領兩川稅茶，既增加了戶部收入，對兩川茶業(yè)的發(fā)展也有促進作用;但是問題也不少，因“飛錢”只方便富商大賈，對中小茶商無任何作用，戶部委度支代收茶稅，難免從中截留。此法實行大約七年后到文宗即位便被停止。

第三階段:太和元年(827)至開成元年(836)，負責人李德裕、杜元穎等[18]17，20。

“太和元年，戶部侍郎崔元略與西川節(jié)度使商量，取其穩(wěn)便，遂奏請茶稅事使司自勾當，每年出錢四萬貫送省。近年已來，不依元奏，三道諸色錢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請取江西例，于歸州置巡院一所，自勾當收管諸色錢送省，所冀免有逋懸，欲令巡院官李渀與(李)德裕、(劉)遵古商量制置?！盵10]4913這是工部侍郎庾敬休給文宗的奏章，從中不難看出，西川茶稅從太和元年(827)起由“戶部領之”改為“使司自勾當”，也就是歸劍南西川、東川節(jié)度使辦理，西川“每年出銀四萬貫送省”。認為這樣“穩(wěn)便”。然而帶來的問題也不少。其時，西川節(jié)度使杜元穎為求恩寵(東川、山南西道節(jié)度使史籍失載)，巧索珍異進獻皇上，軍需糧食都敢克扣[10]4262哪里把國家稅收放在心上，竟截留茶稅所征財物，以致拖欠。于是決定在歸州設置巡院，辦理運送由茶稅征收各種錢物，不使拖欠;但這是權宜之計而已，并未解決根本問題?！伴_成元年，李石以中書侍郎判收茶法，復貞元之制也?！盵16]2121西川節(jié)度使主持稅茶執(zhí)行近十年終被停止，仍舊恢復貞元時的鹽鐵使掌管茶稅。另，四川地區(qū)稅茶歸屬幾次變化，不可避免地影響茶稅收入的增減，具體數字史籍失載，不得詳知，但從以下兩個數字對照，或可知其大概。貞元九年(793)，張滂“初稅茶，歲得四十萬貫”[10]376。這是全國的稅額;太和元年(827)，四川稅茶由“使司自勾當”，定額為四萬貫。由此可知，四川稅茶為全國稅茶的十分之一。其后，四川稅茶的管理歸屬亦頗有變易。唐末劍南節(jié)度使擁兵自重，獨霸一方，相互攻伐，在各自控制區(qū)域內任意征稅(包括茶稅)，任意截留，乃至“全蜀賦稅，不供天府”[12]410，僅在形式上與朝廷保持關系，“歲時但貢奉而已”[11]5120。

五代，四川地區(qū)為孟蜀竊據，實行榷茶直至覆亡。宋初仍稅茶，正如宋人潛說友所說:“茶稅起于唐。利日益滋，法日益詳，縣官因以佐大農、寬輿賦，遂為經常之制。國朝初，循唐舊”[19]478?！把婆f”，是指全國，就四川而言，則另有措施。乾德三年(965)，宋太祖滅孟蜀，“深知東南數路茶法之害，制詔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20]1。宋初，“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賣”[6]4286。這是改孟蜀的榷茶為稅茶，具體辦法是:“茶園稅每三百文折納絹二匹，三百二十文折納綢一匹，十文折納綿一兩，二文折納禾草一束”[20]1。納稅之后，便可任令通商，不過只限于川峽數路，超越本區(qū)，“則禁出境”[6]4269。此法一直實行到神宗熙寧七年(1074)，“川峽、廣南州軍止以土茶通商，別無茶法”[21]6547。據統(tǒng)計，唐五代四川地區(qū)茶葉產量大約在1000萬斤左右[22]88，由此可見，四川地區(qū)茶稅對封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二、

唐宋時期四川地區(qū)的榷茶

1.榷茶的緣起

榷茶最先起于唐文宗時“上訪以富人之術”。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鄭注:“乃以榷茶為對。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園，官自造作，量給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10]4400吏部尚書、檢校司空王涯復領鹽鐵轉運使，“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官場，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九年，以事誅。而令狐楚以戶部尚書、仆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壞，奏請付州縣，而入其租入戶部，人人悅焉”[16]4400。這樣，王涯榷茶之法施行五年后終被廢止。不過，這次榷茶，對四川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從太和元年(827)起，到開成元年(836)間，四川茶稅事是“使司自勾當”，由節(jié)度使主管，王涯雖為鹽鐵使、榷茶使，卻管不到四川榷茶之事。五代時期，四川亦曾榷茶。蘇轍云:“五代之際，孟蜀竊據國土，國用褊狹，始有榷茶之法?！盵23]787孟蜀榷茶的具體作法，史籍失載，語焉不詳，但榷茶之法亦隨孟蜀之覆亡而被廢止。

由此可知，唐時榷茶短暫，尚未波及四川;而孟蜀榷茶，雖在四川，但為時不久，未形成定制而影響后世或被后世沿襲，故只能說是榷茶先導，更談不上正式確立榷茶制度。

2.四川地區(qū)的榷茶制度

趙宋立國不久，便開始在已控制的部分地區(qū)榷茶。《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載:“太祖乾德二年八月，初令京師、建安、漢陽、蘄口并置場榷茶。”[24]131接著“乾德三年(965)九月，以度支郎中蘇曉為淮南轉運使，曉建議榷蘄、黃、舒、廬、壽五州，置十四場，籠其利，歲入百萬緍”[24]157。又《宋史·食貨志》載:“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口，為榷貨務六?！盵6]4447不難看出，趙宋榷茶始于乾德二年(964)，最初只在局部地區(qū)，其后逐步推廣，乃至全國。不過那時榷茶，并不涉及四川。

四川榷茶，始于神宗熙寧七年(1074)，即“川茶之法，肇于熙寧甲寅”[21]6644?！端问贰芬噍d:“(川茶)舊無榷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收歲課三十萬?！盵6]4510不過，熙寧七年榷茶只在四川部分地區(qū)，“只得于熙、秦、通遠軍及永寧寨茶場賣入官”[21]6645。熙寧榷茶之前，川陜境內茶葉雖是“任令通商”，但“禁其出境”;現在在熙州(治狄道，今甘肅省臨洮縣)、河州(治今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東北、和政縣西北)①[20]4、秦州(治成紀，今甘肅省天水市)、通遠軍(治通遠，今陜西省環(huán)縣)、永寧寨(通遠軍南120里[25]139)，這5個茶場均在今甘肅、陜西境內，也就是對“禁其出境”開了一個口子，即川茶可以販運到西夏王朝的邊境交易(陜甘北臨西夏)。神宗慶歷四年(1044)與西夏重訂和約，恢復雙方商販往來，“西夏對宋的出口物品有駝、馬、牛、羊、玉、氈毯、藥材、鹽等，宋對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絲織品、糧食、香料、漆器、銅錢、銀等。特別是茶馬貿易，對宋與西夏都至關重要”[26]302。開放川茶，去陜甘交易，無疑與此有關，然而事關對外出口，自然由政府直接控制，熙寧榷茶由此而起。

熙寧七年1074)榷茶，茶場主要設在今陜西、甘肅境內，凡5個，而在四川只有永康縣場(在彭州)和名山縣場(在雅州)兩個茶場，這表明熙寧榷茶只榷輸入陜甘的川茶，并不涉及全區(qū)。四川全境榷茶，是幾年以后的事，川茶入陜甘道路艱險，運輸困難，致使課利不足，李杞主營川茶時，經營布帛，欲以布息補茶利，“自后又恐買布亦難敷及元數，則乞卻雇回腳車船，般解入川。洎至鹽法難行，則又乞將川中有茶去處并行收買”[24]4233。元豐元年(1078)，蒲宗閔亦上書“乃議川陜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于官......于是蜀茶盡榷”[27]225。這才是四川全域榷茶，可見四川地區(qū)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全域的。

其后，哲宗時，四川曾一度廢止榷茶。元祐元年(1086)八月辛卯令曰:“廢罷成都府在城博賣都茶場，止令產茶州縣元置茶場處依未置都茶場日任便販賣。”[24]4233不過，沒有幾年，紹圣四年(1097)二月二十五日陸師閔奏請“復行榷買川茶，依元豐法不許通商”[21]4468。此后，直到南宋初期，川茶榷茶依元豐法再沒更改。

為了保證榷茶的順利開展，北宋政府在川陜地區(qū)建立了一整套榷茶機構。首先，宋政府在成都建立都大提舉茶馬司，統(tǒng)一管理四川及熙秦榷茶買馬事宜。茶馬司的職責是“掌榷茶之利，以佑邦用”。茶馬司權力很大，“應產茶及市馬之處，官屬許自辟置，視其數之登耗，以詔賞罰”[6]6745。并且“有茶及搬茶郡縣，知州、通判、知縣，皆由茶司與轉運司奏明差注”[20]32。其次，設置買茶場。榷茶事務由茶馬司直屬機構—買茶場辦理，產茶區(qū)榷茶事宜由當地知州、通判兼提舉。買茶場監(jiān)官、專典、庫稱、牙人等專職辦理茶葉交易，征收茶稅事務。茶場監(jiān)官是“茶場所在，州委都監(jiān)、縣委令、佐兼監(jiān)”[21]6205。可見，宋政府在川陜四路榷茶是通過都大提舉茶馬司，買茶場及地方政府等官僚機構協(xié)同辦理榷茶事務，但榷茶具體事務主要由各地買茶場經辦。據徐松《宋會要輯稿》卷二九《食貨》統(tǒng)計，北宋時期，都大提舉茶馬司在蜀地共建立24個買茶場，且24個買茶場均在成都府路，這是四川榷茶初始時三四年間的茶場數。據馬端臨《文獻通考》說:“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27]226但未詳述41個買茶場的名稱。因此，我們很難精確統(tǒng)計北宋各個時期買茶場的數目，但買茶場由24個增加到41個，表明四川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逐漸擴大到全域的。宋政府通過各地設置的茶場壟斷四川地區(qū)茶葉市場，以確保政府獲得高額利潤。

北宋政府在川陜四路建立榷茶機構的同時，針對川陜四路實際情況制定了完備的榷茶措施及辦法。其內容涉及買茶場職責、交易規(guī)則、觸犯榷茶規(guī)章處罰、官員獎懲考核等各個方面都有詳細、具體的規(guī)定，其措施及辦法是:

(1)買茶場職責按照市價盡數悉買園戶之茶，正斤之外，量加耗茶。每歲民間資金缺乏時，買茶場預先計量現錢、斛斗，召園戶自愿結保請借，每貫出息二分;至茶出時，以茶赴官折納。如過夏季仍不納茶抵償，依法追催。

(2)茶價政府制定茶價。通常情況下，官價茶葉一般是在政府收購價基礎之上再加價二分至三分。此外，息錢、頭子錢、稅錢、打角錢由政府征收。

(3)交易原則茶園戶不得在茶場之外買賣茶葉，茶商必須到茶場按官價買茶;官方發(fā)行茶引，按照茶引指定的地區(qū)銷售，并繳納住稅和過稅;商人與園戶私相交易，或販賣無引私茶，皆許人告捕，并依法斷罪;告捕之人按一斤以上賞錢三貫文，每十斤加三貫，至三十貫止。

(4)獎懲考核按規(guī)定數額買賣茶葉，歲終審定，超額有獎、虧額有罰;茶場超額，官員相應加官進爵，并予以物質獎勵。茶場監(jiān)官、吏人，收息一百貫文，賞錢五貫文;若虧五厘以上，罰俸半月，公人笞四十;滿一分，監(jiān)官笞二十，公人杖六十;滿二分，監(jiān)官、公人各加二等，至三分，停止加罪。

由上可知，北宋政府在川陜四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榷茶機構，制定嚴密的榷茶法規(guī)，從制度層面確立北宋政府榷茶的權威性、合法性，保證榷茶機構的高效運行。榷茶機構壟斷茶葉貿易，茶課收入急遽增長，獲得高額的壟斷利潤。北宋政府在川陜四路榷茶取得十分明顯的效果。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載:“初，蜀茶額歲三十萬。至稷加為五十萬。及師閔代稷百萬。”[24]8045“初”指熙寧七年(1074)政府始榷茶，只是榷入陜甘的川茶，便茶課稅息三十萬貫;“稷”指李稷，元豐五年(1082)他將茶課增至五十萬貫?！皫熼h”即陸師閔，“李稷歿于王事”以同提舉成都府之職代稷領治茶事，將茶課增至一百萬貫。事實上，北宋政府在蜀地榷茶的課息收入，基本上都超過政府規(guī)定歲額。據文獻記載，李杞主管四川茶場公事的六年(1072-1077)，“總入息稅錢百二十二萬九千余緡”[24]7381。每年平均茶課的收息三十余萬緡;元豐元年至元豐五年(1078-1082)，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稷領治茶事于五年間，除百費外收獲凈利四百二十八萬余貫”[24]8045。每年平均茶課收息九十萬貫，超過規(guī)定歲額五十萬貫;陸師閔代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的二年時間，元豐六年至元豐七年(1083-1084)，“增羨至一百六十萬緡”[23]8045，到元豐末(1085)，“今則歲獻二百萬貫”[20]33。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歲課川陜茶息，三百七十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二貫”[21]4467。可見，北宋政府在川陜四路榷茶，所獲茶課呈逐年遞增之勢。

①河州置場，“本路置場買茶往熙、河博賣”[20]。

三、

唐宋時期四川地區(qū)稅茶與榷茶的作用及影響

稅茶、榷茶都是正常賦稅之外的額外征收，就其實質言，說是橫征暴斂，未嘗不可。不過唐稅茶、宋榷茶初始時，國家內亂外患方殷;四川地處邊防最前線，唐有吐蕃、南詔不時侵擾，宋有西夏、金、蒙古入侵。安史之亂后，藩鎮(zhèn)割據，“郡將自擅，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yè)于是蕩然”[10]720。由于“西川富強，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贍彼軍儲”[12]175。宋則“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西夏)驕盛，寇盜橫熾”[29]525。當此為難之際，為抵御外侮，增加軍費，保障國防開支，即使是苛捐雜稅，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然而，稅茶與榷茶終屬苛政，必然會隨之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首當其沖的是茶農。史載武宗時“鹽鐵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利州益昌)縣令(何)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引厚賦毒之手?’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手?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5]5634。稅茶將茶農逼至絕境，當然不只是利州益昌(今四川省廣元市西南)一州一縣，在三川一帶有普遍性，利州益昌人有幸，遇上了何易于敢于舍身抗旨的好官，得免涂炭，然而，像何易于奉職守法的循吏不僅在四川，就是在全國也是寥寥無幾，而稅茶與榷茶給茶農的災難何等深重，當不言而喻。

相對而言，宋初稅茶較唐代寬松。據知彭州呂陶敘述:“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谷，賦稅一例折科，役錢一例出，自來采茶貨賣，以充衣食?！盵20]4茶農只要按一般農戶繳納夏秋兩稅之后，便可“自來采茶貨賣，以充衣食”，此外，“川陜、廣南州軍止以土茶通高商，別無茶法”[24]6686。可是，熙寧榷茶之后，情況就不同了。北宋劉摯、蘇轍均曾指出榷茶之弊:一是阻礙茶業(yè)的正常生產與發(fā)展?！坝治羧瘴慈恫?，園戶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黃茶，不限早晚，隨時即賣。榷茶之后，官買止于六月，晚茶入官，依條毀棄。官既不收，園戶須至私賣以陷重禁”[29]787。二是導致大量茶園戶破產，激化社會矛盾。“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榷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地實生禍也?！盵29]152三是榷茶導購價格低廉，茶法嚴苛?！白怨偃兑詠?，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稱低估，遞年減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盵23]787“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盵23]786顯然，蘇轍對四川地區(qū)的稅茶與榷茶當有客觀分析，但總體來看是弊大于利。

四、

結語

唐宋時期中央王朝在四川地區(qū)實施的稅茶、榷茶當然屬于苛捐雜稅，但它始于唐宋內憂外患方殷之際，為抵御外侮，征收茶稅、施行榷茶的政策，亦有一定正當性。然而，稅茶與榷茶的政策給四川地區(qū)民眾帶來的傷害也不容忽視，加重了茶農和茶販的負擔，阻礙了茶業(yè)的發(fā)展，其負面影響也極其深重。畢竟，唐宋政府稅茶與榷茶是封建王朝的一項國家稅收制度，它反映的是封建統(tǒng)治者的經濟政治觀，雖經屢次更改，但它始終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利益服務。唐宋時期施行的稅茶和榷茶為歷朝沿襲，延續(xù)至明清。事實證明，隨著商品經濟的日益發(fā)展，封建統(tǒng)治者違背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將茶葉由通商改為榷禁，原本在市場自由買賣的茶葉變成政府專賣之物，這種做法必然造成統(tǒng)治集團徇私舞弊，產生腐敗，激化社會階級矛盾，導致封建政府統(tǒng)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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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蒲應秋、潘艷芬

來源：《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信息貴在分享，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lián)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