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是獲得民間廣泛認同的著名清官，更是我國古代和近代之交最杰出的經濟改革家之一。陶澍政績輝煌，他在改革鹽政、改良漕運、首創(chuàng)海運、賑濟災民、興修水利、興辦學校、建設文化、整頓吏治、嚴禁鴉片等九個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利國利民的杰出政績。陶澍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在全國而言，他既是清朝中葉經世派的領袖，又是近代洋務派的先聲；對湖南而言，他是近代湖湘人才群體崛起的先導者。由于陶澍善于發(fā)現人才和知人善任，他的周圍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優(yōu)秀人物，包括林則徐、賀長齡、魏源、左宗棠、胡林翼等，直至曾國藩被認為是全面繼承陶澍思想的人。朝廷評論家稱陶澍是“黃河之昆侖、大江這岷也”，是晚清時期全國人才發(fā)生、發(fā)展的源頭。
陶澍不僅是政治家和經濟改革家，還是清朝中期最重要的詩人與散文家之一。他的奏疏、散文、詩歌、對聯(lián)，既是其經世思想的載體，又具有獨特的藝術造詣。陶澍還是安化茶這一家鄉(xiāng)風物的愛好者、研究者、宣傳者，他筆下的茶詩、茶事，對于推介安化黑茶、了解安化黑茶歷史都有很大的價值。
生長茶鄉(xiāng)
陶澍的家鄉(xiāng)安化是國內知名的產茶之地。山好、水好、生態(tài)好，所以茶質好。毛文錫《茶譜》云：“潭邵之間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獸……其色如鐵，芳香異常，烹之無滓也。”陶澍所居資江之濱的小淹鎮(zhèn)，又是這個山區(qū)縣的茶葉集散地之一。加上陶澍幼年家境十分貧寒，連吃飽肚子和安身之所都成問題，往往“采藜藿以佐食”，“老屋不三間，瓦缺無全椽”。這樣的環(huán)境給予他從小接觸和了解安化茶的機會，從小就對安化茶有著特殊的感情。在嘉慶二十年春（1815年）“消寒詩社”聚會所作的“試安化茶”詩中，陶澍深情地寫道：“芙蓉插霞標，香爐渺云闕。自我來京華，久與此山別。”芙蓉，即今安化縣仙溪鎮(zhèn)境內的芙蓉山，海拔一千四百余米；香爐，即今安化縣小淹鎮(zhèn)境內的香爐山，山下為陶澍祖居之地，這兩座山均產茶。以陶澍當時的境遇，說不定還參與過采茶、制茶等茶葉生產活動，這才導致他在遙遠的京城，仍然對兩山所產的優(yōu)質茶葉有著深切的懷念。就在同一首詩中，陶澍還直言不諱地指出：“寧吃安化草，不吃新化好。宋時有此語，至今尤能道。斯由地氣殊，匪藉人工巧。”他忠實地記載了“寧喝安化次等茶，不喝新化上等茶”的宋代古語，并接著指出這是由于地質宜茶的原因，并不是制茶工藝有多高。從中可以看出，生長茶鄉(xiāng)的陶澍是很以安化和安化茶為榮，且樂于在僚友、詩友之間炫耀的，這也更加證明了他對安化與安化茶葉深厚的鄉(xiāng)土情懷。
熟悉茶事
從陶澍的茶詩中，我們可以發(fā)現，他對茶事十分熟悉，如果不是長期生活在茶鄉(xiāng)、深入接觸茶葉生產，是很難做到的。同樣在“試安化茶”詩中，他緊接著描述：“尚憶茶始犁，時維六七月。山民歷懸崖，揮汗走蹩躠。”這四句詩是寫種茶之苦。蹩躠，音biéxiè，指奔波勞累的狀態(tài)。安化茶農有一句諺語：“七挖金，八挖銀；九月十月挖，不如床上困（睡覺）。”就是說要趁伏天抓緊為茶園施肥培土。此時天氣炎熱，茶農攀沿于懸崖峭壁之上，十分勞累。下面陶澍還寫到了當時安化各個季節(jié)的茶葉產品，最早的叫雨前香，其后依次為谷雨尖、毛尖、挨尖，最后采的為黃茶。最后，陶澍還寫到采茶、制茶與售茶之苦：“方其摘取時，籃筐遍山岊。晨穿苦霧深，晚焙新火烈。茶成與商人，粗者留自啜。”正像安化山歌所唱的，“五月采茶是端陽，插秧采茶兩頭忙，插得秧來茶又老，采得茶來秧已黃”。采茶之時正值農忙時節(jié)，無論男女老少都帶著籃筐走向茶山的各個角落，清晨迎著全身濕透的濃霧進入深山，晚上又要就著熊熊烈火炒制茶葉。待到茶葉制成，卻只能把好茶賣給商人以養(yǎng)家糊口，留下粗茶供自己解渴。熟悉安化茶農生活的陶澍對這些感同身受，滿懷悲憫地寫道：“誰知盤中芽，多有肩上血。我本山中人，言之遂凄切。”
當然，安化茶留給陶澍的也不僅僅是苦難的記憶，還有美好的青春。他的《茱萸江竹枝詞》之三就以非常明快的白描手法，描繪了安化茶鄉(xiāng)勞動和生活的樂趣：“才交谷雨見旗槍，安排火炕打包箱。芙蓉山頂多女伴，采得仙茶帶露香。”
深諳茶性
陶澍不僅僅因鄉(xiāng)土情懷而喜愛安化茶，而且深知各種茶葉的性味，是一個品茶高手。因此，他在敘述了家鄉(xiāng)茶事之后，接下來以其厚重的茶學造詣，對安化茶葉的品性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比對：“茶品喜輕新，安茶獨嚴冷。古光郁深黑，入口殊生梗。有如汲黯戇，大似寬饒猛。俗子詡茶經，略置不加省。豈知勁直姿，其功罕與等。氣能鹽鹵澄，力足回邪屏。”一般的茶講究輕新，而安化茶獨有一種嚴冷的品性。其色深黑，其味苦澀。就像汲黯、蓋寬饒那樣喜歡直諫、嚴于劾奏的剛直之人。而這一點往往被一般的茶人所忽視，體味不到安化茶的茶性猛烈、功效罕見。其實安化茶醇厚的茶氣足以清除人體攝入的有害物質，強勁的茶力足以驅除體內的病灶。以漢代兩位名臣汲黯與蓋寬饒的“憨”與“猛”來比喻茶性，這在茶詩和茶史上都很少見，但陶澍這一比喻卻自然貼切、深刻傳神，這足以表明陶澍懂安化茶，是真的很懂；陶澍愛安化茶，是真的深愛。
服膺茶德
古今中外的茶人，都有對茶德的領悟，“茶圣”陸羽認為茶“最宜精行儉德之人”；日本高僧千利休認為茶道的基本精神在于“和、敬、清、寂”；中國當代茶學專家莊晚芳提出中國茶德應是“廉、美、和、敬”。愛茶、懂茶的陶澍，不僅對茶德有著自己的獨特體會，而且注重自覺地將茶德與己德融如一體，在品飲安化茶的同時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yǎng)。就在上述《試安化茶》詩中，每節(jié)都有關于茶德與修養(yǎng)的深刻體認。在第一節(jié)中，陶澍寫到自家宴客唯三五碟涼菜、一壺好茶，其原因就是：“煮茗況家風，庭前馀雪白。”即自己欣賞和繼承了晉代陸納煮茶待客、清廉自守的清白家風，就像庭前馀雪那樣無瑕。在第三節(jié)中，陶澍更是借無良茶商以外地茶充當安化茶的卑劣行徑，鞭撻一味追求虛假名聲、不能保持品質始終如一的世風。最后他感嘆道：“臭味慎差池，我謂茶猶??！”強調相對于茶葉的作假來說，保持品德的表里如一更為重要。第四節(jié)中，陶澍進一步闡發(fā)了安化茶“闇然而日章”的良好品德：“著號材所長，自昔功已迥。歷久用彌彰，暗然思尚褧。因知君子交，味淡情斯永。”安化茶以除毒祛滯著稱，而且越是長久地堅持飲用，這一功效就越是顯著，這種因性賦形、潤物無聲、味淡情長的風格，正是陶澍等儒家經世學派追求的人生境界。
留心茶政
《明史?食貨志》記載：“番人食乳酪，不得茶則因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以制羌虜，明制尤密。”“漢川茶少而貴，湖南茶多而賤。湖茶之行，無妨漢中。漢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于酥酪為宜，亦利番也。”這一記載，說破了唐宋以下直至鴉片戰(zhàn)爭之前“以茶制邊”政策的本質，同時也是以安化茶為代表的“湖茶”大行于世的根本原因。作為關心封建統(tǒng)治與改革的一代名臣，陶澍對這一點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談到安化茶葉的功能時，進一步指出安化茶對西北邊疆的重要性：“所以西北部，嗜之逾珍鼎。性命系此物，有欲不敢逞。”意即西北的少數民族對安化茶的嗜好甚至超過了珍寶與權力，因為他們的日常生活都要靠安化茶來維系，所以哪怕有野心也輕易不敢表露出來。但從陶澍日后推行鹽政改革的思路來看，他并不是一個拘泥于祖宗成法的改革家，就像他因勢利導、革除陳規(guī)以降低鹽價、惠及百姓一樣，估計他也不會因為“西北部”嗜茶就去卡他們的脖子，而是會引入市場因素來理順茶政、惠及邊疆。果真如此，則安化茶將提早百余年成為“民族團結之茶”，中國的邊疆也將少了許多糾葛和紛擾。只可惜陶澍逝世于兩江任上，后人不得目睹其治茶之效。但幾十年后，陶澍的親家左宗棠在治理甘肅茶政時，正是采取了減輕商人負擔以保障流通、降低茶價的措施，因而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也給安化茶開辟了更為廣闊深遠的空間。對此，我們不得不感慨歷史的傳承之妙。
近現代學人研究認為，陶澍是嘉道年間經世思潮的倡導者和推行者，是中國近代改革派前期的領袖和核心，他“獨于宴安無事、局守文法之時，洞見癥瘕，亟起救藥（黃彭年語）”，“勇于任事，不避嫌怨”（道光語），第一個突破清代政治經濟體系，睜開眼睛看現實，首先將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引入改革中，具有某種趨向近代化的意味，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是標志著古老的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而愛戴陶澍的安化人，更愿意把他看成一個具有安化茶一般高潔品性的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