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jù)《普洱府志》記載，清朝乾隆九年(1744年),清政府將“普洱茶”列為貢品,并規(guī)定貢茶品種為“芽茶、團茶兩種”。關于芽茶，比較靠譜的說法是，在每年農歷的二月間進行采摘，選取最好的芽頭，曬干后放入銀瓶中，上貢朝廷。那么，問題就出來了，云南的銀瓶是一種很小的器物，如果要用它作為茶葉的儲存工具，那么里面裝的茶葉只能是散茶。既然春茶被做成散茶上貢了，那么上貢的團茶就得是其他季節(jié)的毛茶所制作了。
清代學者阮福在《普洱茶記》中寫道“采而蒸之，揉為團餅。其葉之少放而猶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滿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圓者，名緊團茶，小而圓者，名女兒茶，女兒茶為婦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兩重團茶也；”從阮福關于茶形和季節(jié)的描述，我們不難看出，當時谷花茶是被用來做大圓茶的。雖然是乾隆皇帝正式下詔將普洱茶的團茶列為貢品，但是團茶的進貢歷史可以追溯到清雍正時期。
雍正時期無論是云貴總督還是云南、貴州兩地的巡撫在給雍正皇帝的貢品中都能找到關于普洱茶圓茶的進貢記錄。(注1)結合阮福在《普洱茶記》關于茶葉季節(jié)和外形的描述，當時進貢的“大普洱茶XXX圓”很有可能說的就是谷花茶做的大型圓茶了。
雖然現(xiàn)在我們將普洱茶在季節(jié)上加以區(qū)分，春茶比秋茶好，秋茶又比夏茶好。但是在清朝，春茶和秋茶完全是可以并駕齊驅的。同時過去在清宮喝的都是老茶，這也意味著秋茶的轉化不會遜色于春茶，所以普洱茶市場只看春茶不看秋茶是一個誤區(qū)。
注：關于雍正年間普洱茶上貢記錄
雍正朝時，云貴總督、云南巡撫和貴州巡撫每年進貢一次，貢品以普洱茶為主：
雍正二年八月初二日，云貴總督高其倬恭進計進：“大普洱茶100圓、中普洱茶100圓、女兒茶500圓、芽茶20簍、茶膏40匣……”
雍正三年七月十三日，云南巡撫揚名時恭進計進：“大普茶80圓、中普茶100圓、小普茶200圓、女兒茶500圓、芽茶20簍、茶膏40匣……”
雍正八年九月十八日，貴州巡撫張廣泗恭進：“大普茶90圓、小普茶900圓、普茶尖90瓶、普蕊茶90圓、茶膏90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