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普洱茶網訊：班章古樹茶林，茶農們在清晨伴隨著“嫩壩山”（哈尼語）上的第一縷陽光，上山采茶，這些古樹茶生長在1700米至1900米的布朗山雨林中，最少都有百年以上歷史，自古以來，老班章村民沿用傳統(tǒng)古法人工養(yǎng)護古茶樹，遵循民風手工采摘鮮葉
“媽的，這鬼路，到底什么時候能修好。”
三菱獵豹用15邁的速度，行駛在波浪式的山路上，車主楊文嘴里碎碎地抱怨著，右手則不斷地在1檔和2檔之間來回撥弄。在這種山路上，2檔以上的檔位基本是棄用的。
汽車顛簸在路上，兩邊車輪走過的路面的最高落差會有50公分左右，車子經過時，我們就像坐在一個充分搖起來的擺錘上，車鑰匙撞擊車體發(fā)出的金屬聲從未停過。路的另一邊，便是萬丈山崖。
楊文的姐姐坐在副駕駛位置上，她時不時地按下電動車窗，向窗外吐口水。
“媽的，嘴里都是沙子，吐都吐不完。”每吐一次口水，她就這樣罵一句。車臺上，一層黃色的灰塵像布一樣鋪開，在獵豹搖擺間，車內的空氣都是鄉(xiāng)土的味道。
從勐海縣城到勐混鎮(zhèn)是一條柏油路，從勐混到曼弄村是一條柏油混合拳頭般大小的石頭鋪就的路。這樣修路的目的是為了限制汽車在山路上快速行駛。
到了曼弄，向右拐，便上了這條波浪式的山路。盡管這條路不限速，也見不到交警的影子，但從來沒有司機會超速。
“開到20（邁）以上，人的屁股是基本上離開座位的。”楊文說。
越過這條長度為32公里的也許是中國最爛的山路，就到了也許是中國最富裕的村莊——老班章。這個因茶而富的村莊，現(xiàn)有127戶人家，每戶人家采茶的年收入均超過百萬。從這個村莊出去的茶，也以老班章命名。
僅僅在10年前，把這個村莊稱為中國最窮的村莊也不為過。那時，他們甚至要到別的村莊討飯吃，才能保證一日三餐。
在通往老班章的公路上，一些廣告商會把汽車廣告寫在四方形的木板上，就地取材，釘在公路兩旁的大樹上。其中一個悍馬廣告這樣寫道：遇山過山，遇水過水。
在別的省份，通往鄉(xiāng)村的公路上，很難見到這樣的廣告。在內陸省份，我見過最多的廣告是摩托車，還有彩電，最普遍的就是一些床墊廣告。
汽車一路揚塵，就算僅僅相差5米的距離，也絕對看不清楚前車的尾號牌。揚起的灰塵，落在行人身上，已是一頭灰白，就像剛在地上打了個滾。
32公里的路盤旋在6座大山上，經過4個小時的顛簸，一個依三角形的山坳而建的村莊——老班章出現(xiàn)了。
沒人要的茶葉
朱琪上老班章村時，已經過了每年春茶最好的采摘期。她是勐海本地的茶商，在老班章茶最瘋狂的2007年后進入茶業(yè)行當。
每年3月，都是最好的春茶采摘期。朱琪那時候壓根不敢上來，“賣得太貴了，手上都不敢壓貨。”此次上山，是應客戶要求，買了5公斤茶葉。今年老班章的古樹茶最低每公斤可賣到6000元，一些單株的古樹茶最高可賣到一公斤6萬元。
朱琪覺得，這種瘋狂類似于2007年。因此，對于她這種小本茶商而言，規(guī)避資本風險才是第一位的。“客戶要，我就上來收點，客戶不要，我就不往這個方向來。”
4月的老班章，只有老人還在留守，年輕人基本上都下縣城過傣族新年了。在村里，我偶爾見到一年輕人，長方形的鱷魚錢包緊插在屁股的右口袋里，牛仔褲配黑色的大頭皮鞋，頭上打著發(fā)蠟，閃閃亮。這種90年代初期在廣東流行的打扮，被這位年輕人復制到了村里。
他也要去縣城，出門前，父親給了4000塊錢。他單身的二姐，拿了6000元，至于那個負責家里財務的大姐，他也不知道到底拿了多少錢。“就去縣城，玩兩天，就回來。”
楊文的姐姐覺得，村莊富裕起來后，父母給孩子的零花錢“多得太過分了”。“他們已經忘了窮日子是怎么過的了。”
朱琪第一次來到老班章村是2001年，那時她15歲，跟著姐夫上山為村民的房屋安裝不銹鋼。當時，這個村莊的房屋多數為木質結構。
村民的熱情給朱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現(xiàn)在村民的冷漠給她的印象一樣深刻。“那時候他們都是用口鋼杯泡茶給我們喝。”朱琪說，“現(xiàn)在連一小杯都不舍得給你喝了，頂多給你一瓶礦泉水。”
不銹鋼安裝后，部分村民家里實在拿不出錢，便找朱琪的姐夫商量，是否可以用茶葉來抵部分不銹鋼的貨款。但她姐夫沒有同意，理由是茶葉拿回去沒人要。當時，一公斤茶葉最多只能賣到6塊錢。
朱琪說，如果按照當時的市價，可以換回幾百公斤的老班章茶葉回來。“早知道這樣，我們換回來都發(fā)財了。”
在當時的老班章，用茶葉當報酬似乎是一種習慣。“太窮了，拿不出錢，又不好意思讓人空手回去，就只能拿茶葉了。”村民楊文說。
朱琪的朋友張永德記得，在茶葉還不值錢的時候，老班章村有一個產婦要生了，下山請了一醫(yī)生。為了感謝醫(yī)生，這家男主人隨手拿了一大袋老班章茶葉給他。醫(yī)生下山走到半路時，看到路邊有兩個南瓜，便把整袋茶葉倒在路邊，把兩個南瓜裝回了家。
楊政民那時還是老班章村村委會的副主任，他是村里為數不多的讀過高中的3個人之一。村委會設在新班章，離家10公里，每次回家，繞山路，要走兩個小時。
當時的勐海茶廠在村委旁邊設了一個茶葉收購點。老班章所有的茶葉都是通過這個收購點走向村外。茶農在跟收購點做買賣時，根本沒有議價能力。“他們說是多少錢就是多少錢。”楊政民說，那時候收茶葉，并沒有分古樹茶和小樹茶，只按等級分為一二三。
如此，村民們摘茶動力沒那么積極。他們對茶園也不怎么打理，任由茶樹自生自滅，摘茶也只利用農閑時間，買多少算多少。“那時候，只要你愿意，你到任何一家茶園去摘茶葉都沒人說你。”楊政民說，也沒多少人愿摘，基本都是長在樹上，看著茶葉一片一片老去。
搬出老班章
老班章的茶樹在村民不理不睬的態(tài)度下逆勢生長，這主要得益于這里得天獨厚的地理環(huán)境。老班章村位于海拔1700米的布朗山區(qū)。冰川紀，青藏高原擋住了寒流，讓這里成為了地球上古老物種的天堂，最早的茶樹就是長在這里。
茶樹的繁榮并未給他們帶去財富，這種環(huán)境反倒限制了別的農作物的生長，給村民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困難。老班章村的土地很難種植別的物種，就連水田的產量也不高。這里5畝田的產量，還不如跟老班章相隔25公里的老曼娥村一畝水田的產量。
在這種環(huán)境下，吃不飽飯是村民的常態(tài)。于是，逃離老班章成了當時很多人的想法。現(xiàn)在的衛(wèi)東村，以及新班章村都是由老班章村民搬過去后建設的村莊。
當時，在沒找到合適地方搬離之前，老班章的多數村民只得到周邊稍稍偏遠些的荒地上開荒，種點土豆，以及水稻等農作物填肚子。楊衛(wèi)華的爺爺便是開荒者之一。
1965年，經多年經營，此地逐漸繁榮，農作物產量也比老班章高得多，楊衛(wèi)華的爺爺便和其余60戶人家商量，干脆搬了過去，不再回老班章。日后，這里為仍居住在老班章的很多村民解決了吃飯問題。
剛搬到這里時，村莊取名勐囡。一年后，中國爆發(fā)文化大革命。這里的村民為了表達他們誓死效忠毛主席的決心，便改名為衛(wèi)東村。雖然與衛(wèi)東村僅隔20公里，老班章村民得知文革時，這場運動已進入尾聲。如今，這些村莊的村民家里仍掛著毛主席的畫像，有些甚至還把瓷磚燒制的畫像貼在墻上。看到這個場景，我仿佛穿越到了90年代中期。那時，這種畫像在我生活的小縣城——瑞昌非常流行，幾乎每家每戶都會掛在廳堂的正墻。“你們拜佛，我們拜毛主席，都是一樣的道理。”當地一位村民說。
搬到衛(wèi)東村頭幾年，在茶葉采摘季，楊衛(wèi)東的爺爺還常帶村民回老班章采茶。“那時剛搬到衛(wèi)東村，自己在這邊種的茶樹還沒長起來，空閑時就回老班章采茶自己喝，有多的再拿出去賣。”楊衛(wèi)華說。
回去摘茶葉的還有新班章的村民，他們比衛(wèi)東村更早建村。
他們在新村莊種的茶樹長起來后，就很少回老班章了。倒是留在老班章的親戚常去衛(wèi)東村或新班章村串門，討糧食吃。因為路途遙遠，又無人愿意打理，搬出老班章村的人就把茶園送給了村集體。
當初，老班章的祖先搬到這塊土地居住時，怎么也不會想到，他們辛苦爭來的土地，子孫會因貧窮而逃離。今日老班章村所在地，是現(xiàn)老曼峨寨布朗族先民世居轄地。
1476年，老班章村的哈尼族先祖——愛伲人，從毗鄰的格朗和山遷至此。他們?yōu)榱四茉谶@里長久生存下去，便向老曼娥寨布朗先人請求，把老班章村周邊的山地、林木、田壩及漫山遍野且已有數百年樹齡的大樹茶一并給他們。慷慨的布朗先人如數答應。
后來，老班章愛伲人為了感謝布朗先人，每年歲末都會向老曼娥寨進貢谷種及牲畜，這個習俗一直保持到90年代末才結束。“那時候人口少，田地又多，大家都夠吃。”楊衛(wèi)華說，后來，人丁興旺，田地根本不夠分，一些敢面對現(xiàn)實生活的人才開始尋求往外面居住，先后經歷過兩次人口遷出。
未遷出的李開華，依然記得去衛(wèi)東村親戚家討糧食的情況。雖然老班章離衛(wèi)東村只有20公里路程，但他每次都要走一天。“都是山路，很難見得到人。”李開華說，每次串門就帶點茶葉，回來就可從親戚家?guī)б恍〈竺?。他基本上每兩個月就要跑一趟衛(wèi)東村。
搬到衛(wèi)東村、新班章村“可以吃飽飯”的消息傳到老班章后，留守村中的人非常羨慕，包括李開華在內的多數村民在斷糧的情況下，都會跑到這兩個村莊討糧。以至于李開華他們都想搬離老班章。
最終，李開華還是放棄了。他覺得，先前搬過去的人早已站穩(wěn)腳根，而自己過去卻只能從頭開始，“還不如守在老村里等機會。”
通往山外的路
這個與世隔絕的村莊，當村民們得知文革時，已是1974年，革命已近尾聲。為了跟上潮流，他們在村里也搞起大批判，但形式卻沒有外面世界的那么激烈。他們把一個此前是地主的人拉出來，讓他寫了一封檢討書交給村委，然后就放回家了。“當時村里人以為這就很厲害了。”李開華說。
村莊的節(jié)奏比外面的世界總是慢了半拍。老班章村民也想讓村里跟外面世界接軌，把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可文化大革命結束了。1976年，毛澤東在北京逝世?？纱謇锏玫竭@個消息已是兩年之后，這個村莊仍在繼續(xù)文化大革命，依然批斗那些前地主。
直到有一天，老班章的村民才從來自衛(wèi)東村的親戚口中得知，原來革命已經結束了。他們這才明白，要開始一種新的生活。
這一次，這些從來沒有出過大山的老班章人，終于超過了中國的節(jié)奏。1981年，在村民的要求下，他們開始把茶園以及田地分到各戶。楊政民說，那時候他們根本就沒有聽說過小崗村。1978年，安徽小崗村18戶村民，冒著坐牢的危險，開始了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集體的時候，村民的積極性太低了，種的糧食又吃不飽，大家都覺得應該自己干自己的。”楊政民說。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才明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建國5年后，布朗山鄉(xiāng)政府成立，老班章歸其管轄，但因山路遙遠，政府人員除了送毛主席畫像，基本不到村里。楊政民說，這倒給了老班章村民一個自治的機會。
幸好，他們不知道分田到戶的危險。“如果知道這樣做要坐牢，誰愿意冒這個險啊，就算餓死，也得跟著吃大鍋飯。”楊政民說。
分田到戶后，老班章村民種農活的積極性明顯提高。1980年代末，這個村莊的民眾終于脫離饑餓。如果天公作美，他們種的糧食剛好可以解決自己的溫飽。
但茶樹上的葉子依然不值錢。當時的中國，可口可樂才是一種讓城市人著迷的飲品。10年前，中美建交3個小時后，可口可樂宣布進入中國市場，之后的第三個星期，第一批可口可樂產品從香港經廣州運到了北京。
為了慶祝糧食豐收，他們在老班章村的空地上跳了一整夜的哈伲族舞。但他們的命運，仍像在茶樹上隨風飄動的葉子，不可掌控。“那時候真不想別的，能吃飽飯就好了。”楊政民說，也是從那時候開始，他們結束了愛伲人世代獰獵的日子。“那時候田地很遠，我去趟我家的田要走13公里，要走3個小時才到，一般男子走路快的話要兩個半小時才到田地。當時我們種田的時候，雞一叫就爬起來，天亮就到田里，那時候真辛苦。”
解決溫飽后，老班章村民開始不滿足黑暗的生活，尋求光明。1992年，老班章村倡導村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從原始森林中的羊腸小道，將幾百根水泥電桿抬上布朗山，終結了世代靠火塘和松脂照明的黑暗。
“要致富，先修路。”“養(yǎng)兩個娃，不如養(yǎng)一頭豬。”此后，這種白底黑字的宣傳標語，在中國鄉(xiāng)村的墻上隨處可見。
10年后，有了光明的老班章村民開始謀求打通跟外面世界聯(lián)通的道路。此時，楊政民已是老班章村的副書記。“我們村也要改革開放。”但顯然，老班章人執(zhí)行了標語的第一條，拋棄了第二條。在這個村莊，超生成了常態(tài)。
4月15日，在下山的路上，楊文指著波浪式的山路，說“這些都是我們當年一鋤頭一鋤頭挖出來的”。他覺得，現(xiàn)在的路已經算得上歷史上最好的了。盡管依然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當時，路修到一半，挖到了石頭山，用鋤頭已經很難挖下去了，村民們垂頭喪氣。楊政民帶著兩個村民找到縣政府。此時，他們正趕上了政府鼓勵在鄉(xiāng)村修建公路。2003年，中央政府在農村地區(qū)啟動了一項為期兩年的建設工程，準備修建近二十萬公里的鄉(xiāng)村公路。這個數字，超過了之前半個世紀中國在鄉(xiāng)村修建的公路里程的總和。
勐?？h政府接著老班章村民挖不動的路繼續(xù)修下去，讓這個村莊結束了與世隔絕的日子，也讓外地人和老班章人重新認識了茶樹上的那些葉子。
“突然發(fā)現(xiàn)，樹上長的哪是葉子啊，都是錢。”楊政民說。
長錢的茶樹
村里修通公路的頭一年，在收購站上班的白新文（音）找到楊政民，希望他能單獨做點茶葉出來。“只要做出品質，他給我14塊錢一公斤。”楊政民說，他樂得不行，當時的茶葉送到收購站每公斤最貴只能賣6元。
白新文要了10公斤，但楊政民為了茶葉的質量，只做了5公斤。這個茶葉作為樣品帶到了廣東。當時楊政民拿到了70塊錢，這對于年收入不足一千塊錢的他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廣東老板喝完老班章的茶后，大喜，便再向白新義要茶。隨后，白新義以每公斤20塊錢的價格向楊政民要了15公斤茶葉。2003年，已從村委副書記改任副主任的楊政民辭掉工作，專心為白新文做茶。
2004年，當楊衛(wèi)華到老班章收購茶葉時，價格每公斤已漲到40元。這年開始，老班章村里開始陸續(xù)出現(xiàn)陌生人。“那些廣東商人自己到村里來收購了。”楊政民說，村民們意識到茶葉沒有那么廉價后，不再主動把茶葉送往收購點，而是留在家里，等待客商上門來收。
收購站的人意識到危機，也開始主動上門服務，跟廣東商人競價。此時的村民基本沒有市場意識，一般都是客商出多少錢他們就認多少錢。有一次，一客商到楊文家里收茶葉，愿意以每公斤60元的價格收購。楊文聽后，把自己恨得咬牙切齒。就在20分鐘前，他把茶葉以每公斤40元都給了收購站。當時他還覺得走了好運，一轉身，卻沒想，收入少了好幾百塊錢。
80，120，150，180，200。當年底，老班章的茶葉以這樣的速度漲到了200元一公斤。且那時候，還沒有大樹茶和小樹茶之分。
上山的外來人越來越多，村里人也開始下山消費。他們買回來的多數是手機，雖然那時村里還沒有信號，但都喜歡把手機別在腰上。村民們對另外一種商品——保險（放心保）柜的需求也很大，因為去縣城存錢不方便，村民多數把錢放在家里。
在信用社上班的楊春平做了一個統(tǒng)計，老班章村一年的流動資金有一個億。于是，他開始游說村民把錢存到他所在的信用社。
一開始，沒有村民理他。“他們都覺得把錢放銀行里不安全，他們還是習慣了那種原來的生活，什么都用現(xiàn)金。”楊春平說。
慢慢地，楊春平的一些親戚答應可以試試。當親戚把這些錢拿到信用社時，楊春平聞到一股霉味，摸上去粘粘的，放到數鈔機上，這些錢無法通過。他只得讓親戚拿著吹風機，把錢吹干再存。
后來，再去存錢的人都知道，在家把錢曬干了再去縣城。2013年底，農村信用社在老班章開了第一個村級銀行。僅僅4個月時間，銀行的存款額就達到了四千多萬。
隨著時間的流轉，祖先留下來的茶樹成了他們現(xiàn)在的財富。老班章人開始善待茶樹，每年都會給茶園松兩次土，除草、剪枝更是經常。茶葉成了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此時，新班章的人開始回到老班章，向村委會負責人索要之前送給村里的茶園。“有利益了嘛，他們當然就想要回去了。”楊政民說。
但老班章村民沒有人愿意讓出分到手的茶園。“隔了那么多年，要不是我們每年去除草，茶樹早死了，現(xiàn)在可以賣錢了，他們就想到茶園了，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啊。”老班章一村民說。
幾個村莊的村民都沾親帶故，他們也不好意思把事情鬧得太僵，幾次溫和的討要無果后，新班章人只得放棄。衛(wèi)東村在后面見機行事，見新班章人維權無果，也不好意思向老班章村委開口。如今，一些村民仍在私下說，老班章人賣的是他們的茶葉，花的是他們的錢。說這話時，村民臉上帶著羨慕。
200、300、400、600、1200……老班章茶一路上漲，瘋狂到了2007年。唐海濱是一家茶廠的副總經理，他記得，當時山上的村民還只習慣用現(xiàn)金交易，他有次上山，帶了3000萬現(xiàn)金，裝了幾個蛇皮袋。
這些錢的一部分最終又通過那條路，回流到縣城。城里人對老班章村有諸多抱怨，他們覺得老班章人把城里物價抬上去了。“他們進家電城，就跟進了菜市場一樣，什么都不講價，拉一車就回了。”
老班章村民也不知道茶葉到底值多少錢，他們只知道，他們睡一覺起來，價格又漲了。他們覺得不管喊多少價，都會有人要。“那一年真是瘋了，外地來收茶的人見茶就要，不僅是老班章，別的普洱茶也是翻倍地漲價。”楊衛(wèi)華說。
在這樣的情勢下，村民們也學會了隨口喊價。有次，北京來的一個茶商向楊政民買茶，楊要1200元一公斤，但茶商只愿出1000元。交易失敗，北京茶商走后不久，楊政民轉身又遇一茶商，他喊1400元一公斤，茶商頭也不回，從隨身帶的袋子里拿出十幾疊錢，數給了他。
楊政民拿著錢，還沒回過神，茶商就走了。他覺得跟做夢一樣，甚至懷疑“那人到底是不是傻子”。
部分村民在利益面前開始變得不誠實。在老班章村，我碰到一位東莞茶商，他只準備在山上看看，不買茶葉。2007年，這位茶商在當地收了7戶村民的純料茶葉，回到東莞后卻發(fā)現(xiàn)，只有兩家是純的，其余5家摻雜了別的次品毛料。這一年，美國次級房屋信貸危機爆發(fā)，投資者開始對按揭證券的價值失去信心，引發(fā)流動性危機。
不僅本村人，外村人也瞄準了老班章。一位外村人趁著夜色，通過山道，把兩袋臺樹茶拖到老班章，第二天一早，以每公斤1200元的價格賣給了一位茶商。當時，這種臺樹茶最多值200元一公斤。
這種事情終被發(fā)現(xiàn)，村民們也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利益需要自己來保護。他們便商量，每兩戶一天輪流在進村的唯一一個路口把守，不允許任何人帶茶葉進村。另外，本村村民也不得作假，一經發(fā)現(xiàn)，5年內的茶葉收入要充公。
就在老班章村民著急“錢怎么花”的時候，美國的次貸危機終于引爆全球金融危機。2008年，這場危機完全失控。包括老班章在內的普洱茶，應聲下跌。普通普洱茶跌回十幾塊錢一公斤，老班章則跌回2005年的價格——400元一公斤。
很多還未來得及把手中的茶葉出手的茶商在這波投資中傾家蕩產。黃宏寬在勐海經營一個茶廠，他1000萬買進來的茶葉，最后100萬就轉給了別人。他最終還是扛了下來，“扛不下來的，就跳樓了，勐海就有好幾個。”
老班章村民的情緒也不太穩(wěn)定，他們擔心，“以后誰還會上山買我們的茶葉？”村民減少了去勐?？h城的次數，“把錢存著過日子。”
當年11月，國務院推出4萬億投資計劃，意在提振中國經濟。此時，一家茶廠進駐老班章，建立茶葉基地，愿意跟村民建立長期合作。
中國經濟在“興奮劑”中一路高企，老班章的價格在這種趨勢下，逐漸回暖。楊政民和許多村民一樣，覺得有救了，紛紛與這家茶廠簽訂了合作合同。“不用愁了，鮮葉摘下來就賣給他們。”楊政民說。
盡管老班章村民很努力地采摘茶葉，盡量可能不拋棄任何一片可以用水來泡的葉子，但老班章茶葉的產量跟市場銷售的數量永遠不成正比。一位知情者說，老班章每年的產量為20噸左右，但在市場上銷售的遠遠超過了100萬噸。
這致很多人真假顛倒。楊衛(wèi)華說，前年，一位上海商人向他要10公斤老班章，他特意去了村里一趟，給上海商人寄了過去。卻沒想，上海商人喝完后，給他回電話說，“兄弟，你怎么可以騙我呢，我以前喝過的老班章不是這個味。”
楊衛(wèi)華把錢退給商人，讓他把茶葉寄回來，掛電話后，他再也不聯(lián)系這個商人了。“喝了一輩子假茶，喝到真的，就以為是假的了。”
憂傷的年輕人
在古樹茶價格上揚之時，楊政民慶幸自己在2000年做了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
那年勐?？h政府決定，為了提高茶葉的產量，通過行政命令讓茶農對茶樹進行低改。“就是把大茶樹砍掉，讓它重新長枝發(fā)牙，這樣茶葉的產量就會多出很多。”楊政民這樣解釋低改。
為了鼓勵茶農積極性，縣茶葉辦的人允諾村民，只要參加低改，每家可得一袋化肥。茶葉辦的人雇了十多輛摩托車，把化肥送到老班章，楊政民堅決不同意，村民也沒一人愿參加低改。茶葉辦的人氣得連化肥都不要，轉身就下山了。“祖宗留下來的東西，不能隨便砍。”
在老班章人拒絕低改時，附近幾個村莊的人正在積極地響應政府號召。老曼娥村就是其中之一。“老班章的古茶樹都是我們的先人留給他們的，我們要是那時候不砍，我們的茶葉肯定比他們賣得貴。”老曼娥村民玉光先說。
“這個政策，在只講茶葉產量的時候，是很正確的。”回過頭看當時的低改，勐海縣茶葉研究所一工作人員說。“老班章當時之所以沒砍，就是因為他們太懶了，茶葉不值錢，他們覺得勞動付出不值得。”
隨著時間的流逝，卻沒想，這種懶為老班章日后積下了巨額的財富。在這種財富還沒有套現(xiàn)為人民幣之前，老班章的女孩開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她們通過村莊那條修好不久的泥巴路，背著行李，奔赴東莞打工。她們再也不甘心復制長輩們的生活——守在村莊，然后等到待嫁之時找個村里的適齡男青年結婚。在通往山外的路修通之前，老班章村的男男女女基本都是村里通婚。“外村的女孩子不愿意嫁進來，嫌太窮了，村里的女孩子又出不去。”楊政民說。
小諾（應采訪者要求用化名）是老班章村外出打工最早的一批女孩子之一。她坦承，外出打工就是尋找離開村莊的機會。人潮中，她期望找到可以托付終身的人。在工廠里，她認識了一個湖南男孩，嫁了過去。那時，小諾心里竊喜，終于可以過上另外一種生活，“至少可以比村里好。”在隨后的幾年里，小諾也未帶著老公回老班章。那幾年里，村里外出打工的女孩基本沒有再回到村里。
村里的男孩則遵從父輩繼家守業(yè)的傳統(tǒng)，只得在村中從少年熬成白頭。大量的女孩外出，導致村里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因此村中至少有10年沒有辦過結婚喜事，直接導致村小學招不到生源而關閉。
這一切問題都在茶樹上的葉子套現(xiàn)后迎刃而解。2009年初，老班章茶葉價格開始第二輪瘋狂，回到兩年前的水平。隨后，從來沒帶老公回過老班章的小諾，帶著老公回來了。她發(fā)現(xiàn)，只有回到老班章，才可以讓她們的生活變得更好。
憑著家族關系，小諾和老公在村里開了一家餐館——只有4張木桌子。如今，這個村莊總共有了4家餐館。顧客主要來自于村民。楊政民說，村民富起來后，很多人圖方便，就直接叫餐館送餐。
現(xiàn)在年輕的女孩，沒人再像小諾一樣，去外面改變自己了。她們只想在村里找個好對象。“嫁到外面去，嫁人家太窮，沒條件比村里好的，她們不愿嫁，比村里條件好的，又沒人愿娶她們。”一村民說。
有條件后，村里的男人不再愿意娶本村女人，他們大多以娶外村的女人為榮。“現(xiàn)在大家都比著，覺得把外面的女人接進村了，就是有面子。”楊政民說，如此，導致村里開始出現(xiàn)大齡剩女。
10年無喜事后，如今迎來了井噴期。楊政民說，最近幾年，他每個月都要喝一次喜酒。當年，村里兩個30歲還娶不到老婆的人，在他們40歲之時，各自把外村的姑娘接進了家。“這幾年結婚的，30歲上下年紀的人多一些。”
村民們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樣住上樓房。2009年，它村成了一個大的建筑工地。政府為了體現(xiàn)老班章的富裕，特意為老班章的新建設規(guī)劃了一番。村民們終究覺得他們的效率太低，等不及，各自建房。“規(guī)劃還沒下來，就有人開始建了，有一家建了，后面的人都跟著建了。”楊政民說。
如今，村里的別墅，越野汽車，城里的商品房，成了老班章每戶人家的標配。“都是一次性匯錢買的，沒有人會去貸款。”
村里的年輕人更多喜歡追求身體上的刺激。一位常到老班章做生意的茶商說，有一次，村里一個年輕人為招待朋友，把他們請到縣城一家賓館，然后端出一盤小麻。
2007年后，布朗山派出所每年都要到老班章為年輕的村民做一次尿檢。第一次，查出了5位青年跟毒品有染，年齡均在16歲左右。老班章一村民把這視為父母對孩子太寵愛了。他甚至覺得父母給孩子的零花錢多得太過分了。
“他們總覺得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楊春平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