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代開始制作茶膏
我們在仔細研究陸羽的《茶經(jīng)》及唐代的制茶工藝后，可以做一個初步判斷：茶膏的出現(xiàn)與唐代作餅制茶工藝有直接的關系。
蒸青作餅的制茶工藝在唐代已經(jīng)逐漸完善，這種陳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葉加工的主流。陸羽在《茶經(jīng)》中對這種制茶工藝歸納為十四個字，即“采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這里的“蒸、搗、拍”三個工序極易將茶葉中的部分茶汁與纖維物質(zhì)分離，在空氣氧化作用下，出現(xiàn)膏化現(xiàn)象。陸羽老先生在他所處的年代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并在《茶經(jīng)》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皺”等文字。
而且陸羽認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皺”的外形，這里指的“皺”，是含膏的表現(xiàn)，即外形褶皺，茶汁流失少、茶味濃?！恫杞?jīng)》中列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皺”的代表。
但是，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陸羽從制作餅茶中發(fā)現(xiàn)了茶汁溢出后出現(xiàn)“膏化”現(xiàn)象，并認為這個“膏”是茶葉中的好東西，但他沒有將茶汁與茶葉中的纖維物質(zhì)徹底分離，而只是讓“膏”仍然保持在茶餅的表面，與真正意義上的“茶膏”還有一定的距離。即使后來出現(xiàn)民貢的“茶膏”，都沒有脫離茶葉的原始形態(tài)，都屬于“含膏”的性質(zhì)。唐代《國史補》記載唐代官貢茶品有十幾亇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2、茶膏真正形成是在宋代。
宋代是中國茶業(yè)發(fā)展史上一個有較大改革和建設的時代。很多學者認為，茶業(yè)興于唐、盛于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宋代飲茶風俗已相當普及，朝野“茶會”、“茶宴”、“斗茶”之風盛行。帝王嗜茶也數(shù)宋代最甚，宋徽宗趙佶更是愛茶癡迷，親自撰寫了《大觀茶論》?；蛟S正是因為這種舉國上下對茶品的熱衷，自然形成了制茶業(yè)在宋代的空前繁榮，從茶葉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裝、遞運、進貢等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層樓，且規(guī)定更加細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與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對茶葉的膏化現(xiàn)象比較重視。他們認為茶葉中出現(xiàn)的“膏”，是茶中珍品。他們采用榨取的工藝，先將茶蒸熟，再“須淋洗數(shù)過。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將茶膏從茶葉中分離，使其成為獨立的產(chǎn)品。
宋代將此方法獲得的茶膏，用于兩個方面：
一是做為獨立的茶品納入宋代的茶品名錄。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寫《茗荈錄》時,就將兩款茶膏納入其中：一種是“玉蟬膏”，另一種是“縷金耐重兒”。雖然《茗荈錄》主要記述茶事的十八個趣聞，但我們從這些描述中看到這兩款茶膏的名稱，標志茶膏做為獨立產(chǎn)品的存在。
二是在餅茶制作過程中，有意識將餅茶表面用茶膏涂層，以增加餅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澤。這與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藝有明顯不同?；蛘哒f相比唐代而言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過宋仁宗的貢茶使(負責造茶進貢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錄》中對此有專門的描述：“餅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當?shù)搅吮彼蔚诎宋换实鬯位兆谮w佶(公元1082——1135年)時，對“珍膏油其面”則顯得更為重視，甚至把“膏”的質(zhì)量好壞做為鑒茶標準。他在其撰寫的著名的《大觀茶論》一書中，就如何從外觀鑒別餅茶時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膚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斂以實”。意思是說：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臉面，膏稀者，餅茶表面多皺紋；膏稠者，餅茶表面紋理不明顯，光亮凝聚，質(zhì)地堅實。顯然，膏稠者，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但是，不幸的是，這種制茶工藝卻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下詔罷造龍團鳳餅，全部改為“散形茶”。我們姑且不對這種變革妄加評論——無論是進步還是倒退。但有一點確是不爭的事實，那就是這種變革使延續(xù)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藝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內(nèi)，從此不見蹤跡。
3、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
雖然明朝廢止龍團鳳餅，但處在邊疆地帶的云南，或許由于遠離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馬古道”的交易繼續(xù)著團茶與餅茶的生產(chǎn)。云南的團茶與餅茶盡管沒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說是唐宋茶品的簡單模仿，但這一保留卻為后來清朝普洱茶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到了清代，伴隨著云南普洱茶的繁榮，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現(xiàn)。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鍋熬制方法，初創(chuàng)另一種制膏工藝。這種方法顯然是借鑒唐宋制作餅茶工藝，只是將“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這種用大鍋熬膏的方法很快通過茶馬古道傳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層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區(qū)的飲茶與漢族不同，他們更喜歡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對大鍋熬膏情有獨鐘。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間，其熬制出的茶膏專供活佛級以上的人飲用。這一方法，實際一直保留到現(xiàn)在。我們從現(xiàn)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這種熬茶間及自制的茶膏，證明大鍋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續(xù)。
這里，我們也有一個疑問，那就是云南茶人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藝，而是采取并不科學的大鍋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藝保密性太強，不被云南茶人了解？還是大鍋熬制工序簡單，相比宋代制膏工藝來得更快、更直接？這已成為我們始終不解的謎。
因為，從科學的角度看，大鍋熬制茶膏確實存在諸多問題:一是茶葉在反復高溫的熬制中，其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續(xù)的轉(zhuǎn)化缺乏“動能”，只能向霉變轉(zhuǎn)化。不可能長期存放;二是茶葉在高溫的狀態(tài)下，大量營養(yǎng)物質(zhì)會隨水蒸汽一并揮發(fā)。必然造成產(chǎn)品的某種缺失。
或許是當時科技的落后，人們并不了解這些，甚至誤認為此種工藝簡便可行，而忽視內(nèi)在品質(zhì)。因此，直到現(xiàn)在，很多人也誤認為普洱茶膏就是大鍋熬制而成，因為畢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將這種茶膏調(diào)入皇宮做為貢品。因此，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大鍋熬膏屬于普洱茶膏發(fā)展的第一階段，只能定性為土制(土方法)，與后來皇宮“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別。
清乾隆年間，由于大鍋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質(zhì)問題，加上皇室從飲用安全性的角度考慮(因那時云南一直不穩(wěn)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遷入到清朝皇宮內(nèi)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宮東廡)。并且在制作工藝上做了非常大的改進。
清宮御茶房的制茶工匠們在借鑒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藝基礎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們現(xiàn)在低溫提取、低溫干燥的工藝，使其生產(chǎn)出的“普洱茶膏”躍上了新的臺階，進入第二個發(fā)展階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才使得當時的藥學家趙學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綱目拾遺》中，將“普洱茶膏”納入其中。這是從官方的文獻中看到的第一個正式稱謂：普洱茶膏。
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宮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間大鍋熬制茶膏。因為《本草綱目拾遺》是一部非常嚴謹?shù)闹鳎抢^《本草綱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趙學敏又是一位治學嚴謹?shù)乃幬飳W家，從他對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對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著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將大鍋熬制的茶膏——這么簡單、且又喪失藥效的物品納入藥學名單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為國家禮品向到訪的英國使團馬嗄爾尼饋贈，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體，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隨之終止。
建國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國家任務，要求勐海、下關等幾個企業(yè)趕制一批茶膏，供給援藏干部，大約三千斤左右，但這幾亇企業(yè)僅生產(chǎn)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產(chǎn)了。原因是這種質(zhì)量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沒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為仍然沿用大鍋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銷聲匿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