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山高林密，交通閉塞，吳覺農吃盡了苦頭，還遭遇了土匪打劫、野獸出沒等危險。
真正讓他痛心的是沿途祁門茶區(qū)的荒蕪。曾經讓歐洲王室貴族趨之若鶩、奉為奢侈之物的祁門紅茶，成了當地農民眼中不值得重視的事物，也就是房前屋后種上幾株，有販子上門，就摘些葉子做成半干的茶胎換幾個銅板。
這其實也在意料之中。1930年，吳覺農曾比較過中日茶園收入，數據顯示，每畝收益能相差十倍！
仿若山河破碎下中國社會的縮影，自英國、日本加入國際茶業(yè)版圖，開始機械化制茶后，華茶處境便江河日下。
有志之士為復興中國茶業(yè)奔走呼告，要改良，要培養(yǎng)人才。1930年吳覺農在《改良中國茶葉芻議》中呼喊道：“吾人宜從速設法補救，以利國利民。……俾茶商日臻興旺，與他國競爭，占為首席，謀國際上貿易之發(fā)展，愿國人共勉之！”
懷抱著同樣的理想，吳覺農、胡浩川、馮紹裘等一批茶界泰斗式專家學者從五湖四海匯聚于祁門茶業(yè)改良場。在烽煙四起國土淪喪的陰霾下，他們苦守著崇山峻嶺中的“試驗田”，發(fā)軔無數巔峰之舉，為中國茶葉機械化生產趟路，同時為中國茶葉科技培養(yǎng)了大量人才。
讓大英帝國覬覦的“寶地”
祁門茶業(yè)改良場的前身是“國字頭”的北洋政府農商部安徽模范種茶場。籌建于1915年，是中國最早的茶葉研究機構。首任場長是曾在光緒年間考察了南洋諸國茶業(yè)的陸溁。
陸溁在1905年時就曾提醒過：“中國紅茶如不改良，將來決無出口之日。”當時，世界各大產茶國為了提高茶葉競爭力，都利用了政府的力量，對茶葉進行了大量改革，采用了現代的機器生產和規(guī)模性茶葉生產機制。而中國卻仍采用傳統(tǒng)手工技藝制茶，不僅單產低、生產效率低、成本高，而且產品品質不穩(wěn)定。
尤其是祁門紅茶，因為工序復雜精細，手工制作更使得成本居高不下，成為奢侈的消費品，銷售逐漸陷入困境。
不過，到了1915年，祁門紅茶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獲得“大獎章”一枚和“金質獎章”兩枚后，人們心中復興華茶的希望重新被點燃，也堅定了農商部改良茶葉的決心。
農商部模范種茶場的地址最后定在安徽祁門平里。這里有個小插曲，事實上，最早使農商部注意到祁門的是英國人，他們首先提出要在祁門設茶場的要求。
英國與中國紅茶有著奇妙而深切的淵源。英國人在18世紀后半期就飲茶成風，為此大量白銀嘩啦啦往中國流。而后他們通過不懈地“努力”，盜取中國茶種，偷學制茶技術，在印度成功開發(fā)出大吉嶺和阿薩姆兩大紅茶產地。到1903年，英國人消費的茶葉中由4%來自印度增加到59%，而中國茶在世界銷售量的比率卻下降到10%。一消一漲間，是中國外匯收入的大幅減少。
有兩大茶園傍身，英國竟然還要在中國設茶場，不得不讓人起疑心了。
英國人看中的祁門，就是祁門紅茶的原產區(qū)安徽省祁門縣，自古以來就是有名的茶區(qū)，祁門80%的茶園分布在海拔100-350米的森林茂密的丘陵盆谷之中，氣候濕潤，雨量充沛，早晚溫差大，常有云霧繚繞，是茶樹生長天然獨特的好環(huán)境。
雖然當時還沒有茶葉“小產區(qū)”的概念，不過英國人定是看中了祁門好山好水的與眾不同。好在當時雖然時局不穩(wěn)，但農商部的官員到底不是傻子，果斷拒絕了英國人的要求，并決定由陸溁到祁門設場。
1916年初，模范種茶場正式開啟，陸溁緊鑼密鼓組織人收新茶，用機器直接精制輸出茶葉，代替?zhèn)鹘y(tǒng)的手工制作，并稱其為“開中茶自來未有的創(chuàng)舉”。
彼時的吳覺農還是浙江省中等農業(yè)技術學校的一名學生，對茶葉興趣濃厚的他，在2年前，17歲時剛把自己名字“榮堂”改為了“覺農”，立下振興中國農業(yè)的大志。
吳覺農
誰也想不到，在往后的十多年里，由于軍閥混戰(zhàn)，經費斷絕，種茶場工作時斷時續(xù)，還被降格為省立茶葉改良場，陸溁的成果付之流水。吳覺農卻成了從日本留學歸來的茶葉技術專家。
1932年的冬天，奉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之命，吳覺農前來祁門救場。他帶領團隊，整老茶棵，辟新茶園，組織茶農搞運銷合作社；又通過多方爭取，獲得了數萬元科研經費，購置了一大批設施和機械，將之前口口相傳的手工制茶改變?yōu)楣I(yè)化的機械制茶。
到1934年，吳覺農因出國考察離開改良場時，茶葉復興正在成為現實的美好圖景：制茶機械成功投入生產；合作社大受歡迎，并推廣到全國；改良場也復歸國家隊，當年7月改由全國經濟委員會、實業(yè)部、安徽省政府合立，更名為祁門茶業(yè)改良場。
用現代化生產重歸國際市場
1934年9月，吳覺農離開前，力邀他的老搭檔、上海商檢局茶檢室技士胡浩川接任改良場場長。
也許是日本留學生涯的影響，胡浩川做事情認真而執(zhí)著。據說他與人道別時還是行日本之禮：大彎腰，雙臂低垂，仰面微笑。
他對制茶尤其是制功夫紅茶也是認真琢磨，每個步驟都一連串地進行了系統(tǒng)的實驗研究與應用推廣，后人時常傳唱的《天下的紅茶數祁門》就是胡浩川編寫的。
胡浩川
上任后，胡浩川首先果斷將改良場總部遷至縣城，而后一直致力于從種植到制作祁門紅茶的規(guī)范化、科學化、工業(yè)化，并將這些工藝上的改革向茶農推廣。
《祁紅怎樣做法》《祁紅毛茶怎樣復制》《紅茶怎么看法》等關于祁門紅茶的基礎知識讀本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推廣到茶農手里的。
更大的改變從1936年開始，改良場引進制茶機器，開始實驗機械制茶，以前無古人的膽識向近百年的制茶方式挑戰(zhàn)。
當時國內對制茶機械化尚存在分歧，許多人心存疑慮，甚至有反對聲說：“機器制茶一定要沾染鐵銹和機油氣味，高溫快速機烘的紅茶得不到祁紅特有的芳香。”
但胡浩川認為機械化才是大勢所趨，堅持從國外引進了機器設備，開始著手祁紅的機械制作實驗。
當年的技術員馮紹裘回憶此事時，感慨萬千：
“1936至1937年，我調任祁門茶葉改良場任技術員，專搞祁紅初精制實驗工作。該場先后由日德購進大型紅茶初制揉茶機和烘干機兩種，以供機制紅茶實驗示范推廣之用，提高祁紅質量。”
一開始，機器的脾性讓人很難掌握。在1936年春，改良場第一次使用臺灣大成式揉捻機時，因為配備散塊篩分機，需要兩三人來散團篩分，竟手忙腳亂。而在第一次使用烘茶的時候，竟把紅茶烘焦了，造成了很大損失事故。
然而經過不斷地堅持實驗，最終收獲了令人驚喜的結果。1936年春，改良場成功試制出紅毛茶四五千斤，精制裝箱運往上海試銷，經中外茶師品評，認為其做工、葉底、水味、香氣等在祁紅中均稱上乘，比當年祁紅的最高售價還高出了110元。這在當時來說是一件令全國茶葉復興人士大受鼓舞的事情。吳覺農特意在《國際貿易導報》上撰文稱，“祁門茶業(yè)改良場今年開始大量生產紅茶問世，形式整齊，色味俱絕，葉底明凈，茶身清潔，售價之高，開最高紀錄。計頭批售價達275元，二批達240元，三批90元，甚至夏茶售價達170元之譜。”
1937年春，改良場精制的祁紅在上海又大受歡迎，有外商甚至表示：“這樣的祁紅，有多少要多少！”
對于祁門來說，用工業(yè)化的方式制茶，意義不僅僅是工藝規(guī)范，更重要的是在市場上，對于祁門紅茶降低成本和增加產量有巨大的幫助。祁門紅茶以往流失的那些海外銷售，只有大規(guī)模的機械生產方能彌補回來，而海外巨大的需求量，也只有機械生產才能滿足。
正因為有了機械生產，抗戰(zhàn)期間，祁門紅茶的一度繁榮，成為國民政府“用外匯換武器”的重要助力。
品牌效應：中國茶葉科技人員的搖籃
1936年，茶葉產地檢驗監(jiān)理處在上海登報公開招考茶葉產地檢驗技術人員訓練班學院，考生錄取后，立即趕在茶季，送去祁門茶葉改良場學習。
從那以后，幾乎全國各種茶葉技術專業(yè)人員培訓班，都以祁門茶業(yè)改良場作為訓練實習的基地。
祁門茶場有時也與政府合作，在農閑時，舉辦制茶訓練班，招收祁門附近茶農，施以淺簡訓練。
改良場自己也有訓練班，都是“名師”親自上陣授課。1936年10月的一次訓練班，胡浩川主講紅茶精制技術，馮紹裘主講紅茶初制和茶葉審評，莊晚芳主講茶樹栽培技術。他們所講，不但精辟、科學，而且有獨到之處。在實際工作上，既有許多同志現場示范，又有專家親臨輔導。因此學習進度快、扎實、質量高。
隨著改良場名聲大噪，各地茶人無不以出身改良場為榮，乃至改良場成為一種品牌。連外國專家也來此參觀考察，僅20世紀30年代中期，就有日本著名茶葉專家山本亮博士、中英茶葉公司英籍顧問韋純，以及蘇聯駐香港的茶葉專家等到過改良場。
不少茶廠的早期工人和管理人員，都到祁紅茶區(qū)受過培訓。而不少現代著名茶學“大師”，都是從祁門走向全國的。
在祁門之前，從來沒有一個地方走出過如此之多的茶葉大師。
吳覺農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后，任農業(yè)部副部長兼中國茶業(yè)公司經理。他創(chuàng)建了中國第一個高等院校的茶業(yè)專業(yè)，又在福建武夷山麓首創(chuàng)了茶葉研究所。被譽為“當代茶圣”。
胡浩川，首創(chuàng)“茶藝”一詞，著有《浙皖新安江流域之茶業(yè)》《天下紅茶數祁門》等珍貴著作，被譽為“茶葉大師”。新中國成立，任中國茶葉公司總技師。
莊晚芳，改良場的茶樹栽培權威，留下條播密植、等高梯形、之字山路三大創(chuàng)舉，被譽為“茶樹栽培之父”。
馮紹裘在抗戰(zhàn)爆發(fā)后，疏散去云南，創(chuàng)紅茶成功，成為滇紅之父。
此外，還有范和鈞、陳興琰、徐楚生、劉淦芝、陳觀滄、錢梁、汪瑞琦等大家，不勝枚舉。
“二戰(zhàn)”爆發(fā)，艱難保存茶場
不愛人間富貴花，只采平凡快活茶。
這是胡浩川的詩句，也是那一代茶人精神境界的寫照。
“二戰(zhàn)”爆發(fā)后，祁紅外銷受阻，形勢急轉直下。改良場無法開展工作，奉命進入保管時期。
平里茶業(yè)改良場現狀
在留守改良場的陳觀滄的記憶中，這段日子極為艱難：“我們有事，經常由平里去祁門總場，沿途均是崇山大嶺，虎豹傷人，時有所聞。有一日，我隨茶場數人同往祁門城，轉過幾個村落，進人大山岡，在山腳邊，已有多人等候結伴過岡。有人告誡，結伴過岡以午時為好，山上茅草叢中，猛虎打盹，人近虎旁，只要屏氣速行，可渡險關。因此，我們效此法過關，屏氣、輕步、疾行、眼亮、耳靈，一聞風吹草動，冷汗直冒，似有臨生死搏斗關鍵時刻之感。”
這樣的艱難處境下，胡浩川以“個人不離場、工廠不荒廢、茶園不生荒”自勵，號召職工克服種種困難，以茶養(yǎng)場，一面自產經營，一面與茶農聯營制茶。把未來茶葉復興的火種，頑強保持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
如今，改良場的時代已成歷史，茶界大師們砥礪前行的故事卻影響至今。培養(yǎng)了大量茶業(yè)人才的祁門茶業(yè)改良場，可謂是中國現代茶業(yè)界的“黃埔軍校”，它的意義已經超過茶葉史范疇，而是見證了中國近現代有識之士實業(yè)救國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