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朝鮮的傳達

　　據(jù)新羅《三國史》記載，新羅國27代善德女王（公元632年）年代，有位留唐的韓國和尚帶回茶籽，種于韓國河東郡雙溪寺，此為中國茶傳入朝鮮國的最早記載。
　　朝鮮半島在四世紀至七世紀中葉，是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三國鼎立年代，據(jù)傳六世紀中葉，已有植茶，其茶種是由華嚴宗智異禪師在朝鮮建華嚴寺時傳入至7世紀初喝茶之風已扁及全朝鮮。后來，新羅在唐朝的協(xié)助下，逐步一致了全國。
　　在南北朝和隋唐時期，中國與濟、新羅的交游比擬頻頻，經(jīng)濟和文明的溝通聯(lián)系也比擬接近。特別是新羅，在唐朝有通使交游一百二十次以上，是與唐通使交游最多的邦鄰之一。新羅人在唐朝首要學習佛典、佛法，研討唐代的典章，有的人還在唐朝當官。因此，唐代的喝茶風俗對他來說應是很接近的。
　　唐代時不少新羅和尚住守中國寺廟，如山東文登清寧鄉(xiāng)的法花院中，有三十多個和尚，均是新羅人。在日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敘，圓仁在中國求法巡行時，曾遭到不少新羅人的協(xié)助，這些新羅人有的是當官的，有的是和尚，如新羅人李元佐在圓仁脫離萬年縣時，曾送他蒙頂茶二斤，團茶一串。
　　新羅的名僧真鑒國師，在一塊碑文中記取如再次收到中國茶時，把茶放入石鍋里，用薪燒火煮后，不分其味就飲的內(nèi)容。
　　新羅的使節(jié)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將茶籽帶回國內(nèi)，種于智異山下的華巖寺周圍，朝鮮的種茶前史由此開端。朝鮮《三國本紀》卷十，《新羅本紀》興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種子來，王使植地輿山。茶自善德王時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時，新羅人也學習宋代的烹茶技藝。新羅在參閱汲取中國茶文明的一起，還建立了本人的一套茶禮。這套茶禮包含：一、吉禮時敬茶；二、齒禮時敬茶；三、賓禮時敬茶；四、嘉時敬茶。
　　其間賓禮時敬茶最為典型。高麗年代迎候青鳥使的賓禮典禮共有五種。迎候宋、遼、金、元的青鳥使，其地點在乾德殿閣里舉辦，國王在東朝南，青鳥使在西朝東接茶，或國王在東朝西，青鳥使在西朝東接茶，有時，由國王親身敬茶。
　　高麗年代，新羅茶禮的程度和內(nèi)容，與宋代的宮殿茶宴茶禮有不少相通之處。
　　清、敬、和、樂，朝鮮與中國本鄉(xiāng)相連，自古聯(lián)系接近，中國儒家的禮制思維對朝鮮影響很大。儒家的中庸思維被引進朝鮮茶禮之中，構成“中正”精力。創(chuàng)立“中正”精力的是草衣禪師張意恂（公元1786-1866年），他在《東茶頌》里發(fā)起“中正”的茶禮精力，指的是茶人在凡事上不行過度也不行不及的意思。
　　也就是勸要有自知之明，不行過度虛榮，常識淺陋卻處處夸耀本人，什么也沒有卻偽裝具有許多。人的性格浮躁或過火也不合中正精力。
　　所以中正精力應在一個人的品格構成中成為最重要的要素，從而使消沉的生計方式變成活躍的生計方式，使失望的生計態(tài)度變成達觀的生計態(tài)度。
　　這種人才干稱得上是茶人，中正精力也應成為人效中的生計原則（尹炳相：《韓國的茶文明與新價值觀的發(fā)明》，載于《農(nóng)業(yè)考古》1997年2期）。
　　后來韓國的茶禮歸結為“清、敬、和、樂”或“和、敬、儉、真”四個字，也折射了朝鮮民族活躍達觀的生計態(tài)度。由此亦可見，朝鮮的茶禮精力就是茶道精力。